皮婷婷，许佳贤，郑逸芳

（福建农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2）

十九大报告和2020年中央一号文件均鼓励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而农机外包服务是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重要内容，事关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的有机衔接[1-2]。早期研究认为农业机械化对农地具有集约化和规模化的内在要求[3]，从而认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分田到户”导致的农地细碎化经营势必会阻碍农业机械化进程[4-5]。因此，推进土地流转和集中曾一度是我国农地产权制度改革的重要方向。然而，流转政策推进的绩效却是有限的，规模经营的农户比例不升反降[6]。而制度依赖性决定了小农经济仍将在我国长期存在。这不由得引发学界的反思和激烈讨论，促成农业规模经营的出发点由农地规模经营转向服务规模经营[7]，通过社会化分工市场促进农业机械化发展并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从而促进农机外包服务市场发展成为新一轮的改革发展方向。因此，探讨不同农地经营规模下的农户农机服务外包行为差异对构建完善的农机外包服务市场以及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学界针对农地经营规模对农户农机服务外包的影响研究已有丰富的研究成果，并形成了以下四种观点：一是正向影响，认为农机服务外包起到了劳动力替代的作用[8]；二是负向影响，原因主要是农机自购对农机外包的替代性作用[9-11]；三是无显著影响，认为土地细碎化对农户农机服务外包行为的抑制作用更深刻[12-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