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明忠，刘子玉，郭如良

（1.华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广东 广州 510642；2.江西农业大学乡村振兴战略研究院，江西 南昌 330045）

中国已经进入以相对贫困治理为核心的“后减贫时代”，重点是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在此过程中，贫困内涵由关注生存需求拓宽到关注多维需求，这意味着减贫治理将更具复杂性和挑战性。提升贫困人口的可行能力被认为是缓解相对贫困和保障减贫治理成效可持续性的关键，其中增加农户的社会资本积累有利于提升可行能力[1]。特别在贫困地区，农民专业合作社等合作组织是产业扶贫的重要载体，有利于丰富农户的社会资本[2]。因此，研究农户参与合作组织的减贫效应及其作用机制，对健全减贫治理长效机制，实现2035年远景目标和共同富裕宏伟目标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学术界对合作参与的减贫效应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农民专业合作社减贫的演变轨迹。从20世纪50年代初至今，农民专业合作社数量持续扩展（以下简称“合作社”）。特别在200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法》颁布后，国内合作社数量呈现快速增长态势。据统计，2020年全国依法登记注册的合作社达222.54万家，辐射带动全国近一半的农户，成为农村居民合作参与的主要途径。合作社被视为贫困群体通过自助、互助等方式实现益贫、脱贫的理想载体[3]，以及提高农业部门绩效、实现农村减贫的重要工具[4]，其在减困治理中既是目的也是手段[5]，有助于贫困人口获取脱贫机会、共享合作组织发展成果、提高相对贫困缓解所需的基本可行能力，对相对贫困缓解具有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