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松鹤 韩传峰 罗素清

[1. 浙江师范大学 金华 321004；2. 同济大学 上海 200092]

引言

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持续推进，使得垃圾处理站、变电站、PX项目等关乎社会公共利益或国家能源战略安全的邻避设施需求持续释放。然而，邻避设施的负外部性和潜在危害性容易让设施所在地居民产生“相对剥夺”感，部分地方政府的应对方式不成熟，极易导致公众阻碍邻避设施项目落地的抗争行为演化为群体性冲突[1]。例如，厦门、大连、宁波等地接连发生的PX事件，以及广州番禺、北京阿苏卫、杭州余杭等地的垃圾焚烧场事件，均因邻避设施项目引发公众集群行为甚至冲突事件。可见，邻避事件不仅导致城市建设所必要的公共设施供给受阻，也易诱发社会群体事件。

自2007年厦门PX事件以来，政府对邻避冲突日益重视，并且为了维护社会稳定，而做出较大让步。然而，尽管国家治理能力大幅提升，邻避冲突非但没有减少，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对这一现象我们不免产生疑问，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的邻避冲突？为何个体抗议常常演化为群体性冲突事件？如何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邻避冲突？回答这些问题，则需明晰邻避冲突的成因与诱发机理，对此，学界形成了结构主义、行为主义和折衷主义三条解释路径[2～3]。

邻避冲突的结构主义解释路径主要关注邻避设施风险特征、制度、环境、经济、社会背景等因素。早期的学者多从邻避设施的负外部性出发，认为公众出于对自身财产价值、健康或安全风险等的关注，会产生情绪化反应，形成邻避事件[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