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文人在追求文学斐然多彩和表达心灵的丰富性方面独树一帜，成为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新颖的坐标。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鼎盛时期，名家名作迭出，理论主张大放异彩，文学批评显出将成为一门相对独立学问的特色。出现这种局面的原因，一是以儒家为中心的观念逐渐淡薄使思想趋于活泼，二是清谈风气促进了议论和批评精神的发展，三是文学的丰富发展为总结文学经验、探索文学创作和演变规律提供了需要和可能。其中，文学发展对文学批评的推动尤为直接，也更加重要。

当时出现的一批文学批评著作，如曹丕《典论·论文》、陆机《文赋》、刘勰《文心雕龙》、钟嵘《诗品》，一改前人片段论文之方式，以专论、专著的形式对广泛的文学问题进行综合理论研究，周至详备，见解精深。《文心雕龙》《诗品》确立一干，枝叶扶疏，首尾各篇各品互生关系的著作体例更是提升了理论批评的体系性。

以集部形式出现同时具有文学批评意义的作品，如挚虞《文章流别集》（此书佚失，仅留下少量对文体的论述）、萧统《文选》，或通过汇集文章、分体说明特点，或通过分类分体甄选历代佳作，向读者直观展示文体规范和作品精彩，引导阅读和写作。它们与以上专论、专著中论述文体的内容一经一纬，共同构成了文体学主体，而《文选》对后世的文体示范作用至巨，影响尤为深远。这两类作品在综合批评、文体批评、诗歌批评和选本批评等方面取得了卓越成就，在文学批评史上获得经典地位和意义。

魏晋南北朝所称的文或文学，是“有韵之文”与“无韵之文”的总和，包括所有文体的作品。这似乎仍然是前人所持广义之“文”的观念。然而，文的形式特征及含义已经为人们确然认识，并对此作出了细致区分;对文学性作品与学术性作品、文学色彩强的作品与文学色彩弱的作品，人们也已经有细腻的感受和判断。与先秦两汉相比，魏晋南北朝文学观念进一步由混融向清晰演进的趋势十分显著，突破也十分显著。所以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魏晋南北朝可以称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阶段。

文人在这一新的基础上开展文学理论批评，既探讨写作的共同规律，又总结文学创作本身的规律。而且，随着人们对文学的认识不断深入，所探讨的文学范围也不断扩大。所以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的内容十分丰富，凡关于作家、文体、创作、理解、鉴赏、评论、文学史等，皆纳入批评家研究的视野，思想硕果累累而垂。

文学批评最重要的作用是促进文学创作发展。魏晋南北朝批评家对文学的下列认识，尤关系创作之根本。

突出写作对文人实现个人价值的意义

先秦人将立言视为“三不朽”之一，开始主要指像鲁国大夫臧文仲向君主进谏这一类言辞行为，后世则泛指文人从事的写作活动，从而使“立言不朽”成为激励文人著书立说、创作诗文的名言。曹丕《典论·论文》有关表述最为经典，对提高文人以写作实现个人价值的意识产生深远影响。他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即写作是关系治理国家的大事业，也是作者流芳千古的最重要途径。

曹丕在二者中更强调写作对于作者个人的意义。他指出勤奋的作者，“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只需通过自己的作品，“而声名自传于后”，成为不朽的人。因此，任何原因导致写作的懈怠，都足以让人惋惜和痛心，是不应该的。刘勰《文心雕龙·序志》也说：“形同草木之脆，名踰金石之坚。”所以他刻苦立言，不是出于“好辩”，而是追求个人永垂之名，是“不得已”的選择。他们都强调，写作之于文人而言，是对自己生命意义的重新确定，因此是不可动摇的。

一部文学史，其实也是一部作者在文学世界的创造中追求和实现自己生命价值的历史，正是他们这种锲而不舍的追求，才孕生了众多熠熠生辉、富有个人印记的文学作品。魏晋南北朝以后的文学史，作者犹如群星闪烁，作品大量涌现，这是文人创作热情高涨的结果，与他们奉不朽盛事之说为写作的精神信仰是分不开的。当然，肯定作者的传名意识与重视文章经国、有益于世的作用并不矛盾，是可以共同实现的。曹丕将二者并提，这同样为后人所接受。

倡导缘情文学

先秦人已经具有诗歌言志抒情的认识，《尚书》“诗言志”、屈原“发愤以抒情”（《惜诵》）皆是。之后，司马迁将这种认识推广至其他文体的写作，提出“发愤著书”（《太史公自序》）说。然汉代人在重复“吟咏情性”的同时，又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诗歌创作顺从儒家“诗教”的要求，强调诗歌负起“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诗大序》）的作用，使抒情与政教相糅合。

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总体在儒家经学地位下移的背景下展开，批评家重新认识诗歌抒情性，并大力提倡。与汉代诗学相比，魏晋南北朝诗学的政教化倾向明显弱化。此可以陆机《文赋》为代表。他提出“诗缘情而绮靡”，肯定诗歌创作是诗人情灵化的精神活动，写诗应该回归抒情传统，《文赋》全篇基本无涉教化内容，明显淡化了汉朝经学家加于诗学的政教内容。在后世重情一派文学批评家看来，“缘情”说代表了对诗人摆脱礼教束缚、全面表现人丰富情感的创作追求的肯定。

今人更有将“缘情”说与“言志”说对举，认为它是区别于政教化的“言志”说一个新的诗学标目。可见“缘情”说在文学批评史上反响之大。“言志”“缘情”的内涵大致相通，指表达人的内心精神和情感，古代文学理论常常“志情”并用，“言志”可代替“缘情”，反之亦然。所以将一个归于政教的诗论，另一个归于抒情的诗论，显然是困难的。

然而，魏晋南北朝批评家在政教化诗论流行的历史前提下提出“缘情”说，使诗歌等写作与人的情感世界发生更直接、更丰裕的联系，不仅具有新意，而且在表述上也更契合文学创作本质。“缘情”说在文学批评史上虽然常受正统诗论质疑，但它产生的影响却是长远而积极的。

追求文学之美

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始终贯穿着求丽的精神，几乎可以说，如何使各类文体写得美丽，一直是当时文坛讨论的中心问题。孔子主张文质彬彬，扬雄称赞诗人之赋“丽以则”（《法言·吾子》），都包含对文学美的肯定。魏晋南北朝文论在吸收前人主张的基础上，更摆脱各种束缚，以美为尚。批评家求美的热切程度，以及对文学美的认识的深刻和全面，都远越前人而别开新面。

曹丕说“诗赋欲丽”（《典论·论文》），简要道出文学的特点是美，文学创作本质是求美。这定下了魏晋南北朝文学的基调，也揭示出文学批评根本走向。之后，陆机的“诗缘情而绮靡”，萧纲的“文章且须放荡”（《诫当阳公大心书》），萧绎的“至如文者，惟须绮縠纷披，宮徵靡曼，唇吻遒会，情灵摇荡”（《金楼子·立言》），以及沈约等人总结诗歌声律规律形成永明体，皆以追求美丽纷呈不拘谨、低昂参差尽音韵之殊为文学写作之核心。刘勰、钟嵘、萧统在维护雅正文学传统的同时，对文学之美也作了充分肯定，其认识的深入和完整又非浮光掠影之见所可企及，更具有超越性的意义。在文人共同追求下，魏晋南北朝文学形成文情互生、工巧瑰玮的风貌。

重视风格

风格是优秀文学的表征。刘勰、钟嵘特别推崇刚健明朗的“风骨”“风力”，同时也尊重文学风格多样性。关于文学风格形成的原因，批评家从作者禀性、作品文体、文学传统的影响三个方面加以探讨。

曹丕提出“文以气为主”，认为人禀受的生命之气有清浊之分，无法改变，巧拙由此而生。这种文气说中包含着风格论因素。刘勰进一步明确地用文气说解释文学风格生成的原因，所谓“风趣刚柔，宁或改其气”（《文心雕龙·体性》），说明作者因禀受的清浊之气不同，写作的擅长和文学的风格也不相同。或有将清浊之气解释为具有优劣的区判。曹丕等人则使用中性的语言区别清气和浊气，并无优劣之成见横梗于其间，因此，由“气”决定的文章风格自然只是具备不同的特征而已，难说风格本身在价值上存在优劣和是非，以为风格有高低优劣是非之分，这只是读者的鉴赏态度。

此外，批评家认为，文学风格与文体之间存在内在联系，不同文体具有不同的风格特点和要求。《典论·论文》《文赋》皆将文体与特定的风格相对应，如说“奏议宜雅”“诔缠绵而凄怆”等。刘勰将文体与风格的这种对应关系解释为“循体而成势，随变而立功”（《文心雕龙·定势》）。这种思考方法以及所得结论，为文人接受并指导实际写作。后世有人认为近体诗五七言律绝的风格各不相同，显然受到了魏晋南北朝文体风格论的影响。

关于作者创作风格与文学传统的关系，也为批评家所重视。钟嵘《诗品》以诗人创作风格（“体”）与《诗经》《楚辞》的源流关系为纲，梳理诗歌史，品第诗人。刘勰说：“是以模经为式者，自入典雅之懿;效骚名篇者，必归艳逸之华。”（《文心雕龙·定势》）他强调风格除了决定于作者先天之“才、气”，还在于后天“学、习”，肯定“功以学成”（《文心雕龙·体性》）。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家对风格的阐述，丰富了我国文学风格学内涵，促进了风格化审美的创作和阅读，对文学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

总之，魏晋南北朝文人在追求文学斐然多彩和表达心灵的丰富性方面，独树一帜，成为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新颖的坐标。

邬国平，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