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时代—秦汉瓦解之后，是长时间分裂和碎片化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在这近四百年中，北方在艰难地融合胡汉之后，建立了完备高效的中央集权体制，最终击败了门阀政治统治下的南方，建立了第二个大一统时代—隋唐。

“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统一与分裂的交替是贯穿中国历史的重要线索，如果说汉和唐是大一统盛世的象征，那么连接汉唐的魏晋南北朝则是分裂时代的典型，在传统观念中往往被认为是一个“黑暗”时代。

如果将东汉中平六年（189年）董卓进京作为东汉瓦解的标志及魏晋南北朝实际上的开端，此后东汉名义上虽然仍维持了三十多年，但已天下大乱、群雄逐鹿。三国时的英雄人物曹操、刘备、孙坚等都在此期间登上历史舞台，互相厮杀。直至隋开皇九年（589年），隋文帝平陈，重建统一。整整四个世纪中，除了西晋曾有短暂的统一外，其他时候中国都处于四分五裂中。这一分裂期持续时间之长，在秦建立大一统帝国后，未曾有过。

此外，这一时期历史的另一个特点是碎片化，尤其是东晋十六国时期，北方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内，走马灯般地出现了十六七个或短命或割据的政权。纵观历史，隋唐以降虽仍时有分裂，但之后的分裂与魏晋南北朝的分裂有本质不同。如五代十国（从907年到960年）不过半个多世纪，而且中原仍是统一的。至于之后辽、西夏与北宋的对峙，金与南宋的对峙等，至多只能被视为是南北朝的再现，再未陷入到碎片化的分裂局面之中。如果我们要说中国历史上统一是主流，分裂是支流，恐怕只有穿越了魏晋南北朝的历史峡口，才能作如是说。

北方融合胡汉的艰难历程

造成这一碎片化分裂局面的直接原因是西晋八王之乱后期，互相攻伐的诸王纷纷援引北方边境的胡族加入内战，如司马颖倚匈奴刘渊部为助，司马越与鲜卑合作。借此机会进入中原的胡人贵族们很快发觉了西晋统治的孱弱与腐败，不甘久居其下，而尝试建立自己的政权。在消灭了西晋残余力量后，新兴胡族政权之间也攻战不已。当时先后在北方建立过政权的少数民族有匈奴、鲜卑、羯、氐、羌等，一般被称为“五胡入华”。

如果说八王之乱只是西晋政权内部的权力争夺，各朝各代都不乏类似的情况，那么“五胡”的卷入不但扩大了内战的范围，加剧了战争的残酷性，并且由此引发的民族迁徙与人口流动，彻底改变了中国北方的民族构成。无可否认，连年战争造成的生产凋敝、物资匮乏，使得生存竞争更加激烈，在此过程中，胡汉、胡胡之间的民族冲突，乃至相互屠戮比比皆是，民族之间的矛盾趋于尖锐。为了驾驭对立的双方，十六国政权多采取胡汉双轨的统治方式，即根据胡人和汉人各自的特点，设置不同的管理机构，分而治之。以前赵为例，“置左右司隶，各领户二十余万，万户置一内史，凡内史四十三”，统治汉人;至于辖下的胡族部众，设置“单于左右辅，各主六夷十万落，万落置一都尉”。这种办法的优点在于适应胡汉不同的生产和社会组织方式，减少矛盾与冲突，但本质上仍是战乱时的权宜之计，分隔胡汉，而非融合胡汉。

尽管“五胡”政权建立在武力征服的基础上，但由于其早年多有长期依附中原王朝的经历，其上层对中原王朝的政治制度并不陌生，很快便能依样画瓢，建立起一套官僚体制。这一汉化过程并非一帆风顺，经常触发胡族政权内部的矛盾，如石勒之子石弘熟习汉文化，但继位不久就被其堂兄、战功赫赫的大将石虎废黜。十六国各政权皇位继承过程中，代表汉化一方、相对文弱的继承人被强悍的胡族部落将领推翻的事例比比皆是。每一次政变与对抗，又会激起新的胡汉冲突，乃至倾覆政权本身，这成为胡汉双轨政权中的结构性矛盾。

拓跋鲜卑建立的北魏在统一北方、局面稳定后，进行了融合胡汉的新尝试。孝文帝以迁都洛阳为标志推行汉化改革，命令鲜卑人改用汉姓，与汉族士人通婚，甚至放弃本民族的语言、服饰与风俗习惯。这些激进的改革措施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也撕裂了鲜卑民族。留戍北边六镇的鲜卑兵士从早先的“国之肺腑”沦为“役同厮养”，失去了仕进空间，积蓄已久的不满最终引发了六镇起兵，北魏也随之灭亡。继之而起的东魏北齐、西魏北周，统治核心分别来自六镇中的怀朔与武川。北齐立国之初的举措多受反汉化浪潮的影响，使胡汉矛盾有所激化。原本实力稍弱的西魏，为与北齐、梁抗衡，“维系其关陇辖境以内之胡汉诸族之人心，使其融合成为一家”，推行关陇本位政策，消弭胡汉界限，由弱变强，至周武帝时一举灭齐，重新统一了北方。完成了胡汉融合的北朝，汲取南北文化之长，焕发出巨大的活力，建立了更加完备高效的中央集权体制，不但凭借军事上的优势完成了统一，也为开放包容、多元文化的盛唐奠定了基础。

东晋南朝与士族政治的兴衰

较之于战乱不已的北方，南方形势相对稳定。晋元帝司马睿最初仅有安东将军、都督扬州诸军事的头衔，论血缘不过是帝室疏属，人望与正统上皆有欠缺，本来并不具备在江左运转皇权的条件，但北方沦陷使他因缘际会被推到历史舞台的中心。

由于司马睿威望和实力不足，无法独自撑起一个政权，必须仰赖世家大族的支持，出身琅琊王氏的王导扮演了这样的角色。晋元帝即位时，曾命王导共坐，一起接受百官朝贺，尽管王导一再推脱，但琅琊王氏的地位由此可见一斑。时人称“王与马，共天下”，其实质是士族与皇帝共同掌握权力，历史学家田余庆称其为“门阀政治”。东晋是中国历史上皇權相对衰落的朝代，军事上则依靠流民武装，于是形成了皇帝垂拱、士族当权、流民出力的独特局面。

出身北府的刘裕成为门阀政治的掘墓人，代晋建宋。总体而言，南朝政治出现了向皇权政治复归的趋势。由于士族多以“居官无官官之事，处事无事事之心”为行为准则，逐渐丧失了行政能力，仅居于名义上的清望之位。南朝皇帝多用“寒人掌机要”，拔擢富有才干的寒微之士处理政务，或出任典签，监视地方，成为扩张皇权的工具。至梁、陈之际，又出现“郡邑岩穴之长，村屯坞壁之豪”乘时而起的局面，江南土豪也开始在权力结构中占据一席之地，这些都摇动了士族在政治上的优势。

一般把东晋南朝视为典型的士族社会，按照历史学家陈寅恪的定义，所谓士族“并不专用其先代之高官厚禄为其唯一之表征，而实以家学及礼法等标异于其他诸姓”。由于士族的身份源于社会公认，而非皇帝任命，某种意义上形成了与皇权相抗衡的力量，出现“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的现象。一方面士族倚仗门第，平流进取，坐至公卿，轻松获得高位;另一方面，依靠家学礼法，清谈坐啸，创造了精致的文化。但士族依靠相对封闭的通婚圈、交往圈来维系社会地位，出身寒微的人，不管本人到底才具如何，很难被士族社会接纳，因此士族主导的东晋南朝，尽管产生了绚烂的文化，在文学、艺术、宗教等方面都有很高的成就，但仍是一个缺乏社会流动的时代。在此背景下，这一精致文化也走向形式化，變得空洞，变成了没有现实关怀的清谈。士族本身也日渐失去活力，不但对具体政务缺乏兴趣，甚至“上车不落则著作，体中何如则秘书”，连文化上的优势也日渐丧失。梁末侯景之乱时，大量士族子弟因“肤脆骨柔，不堪行步”，连逃难的能力都没有，死于沟壑。东晋南朝虽然名义上承袭了西晋的正统，具有文化上的优势，但也走到历史的死胡同中，产生不了重建统一的力量。

从“东西”到“南北”

尽管魏晋南北朝最终由北方统一了南方，但东晋南朝以来对江南地区的开发仍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我们现在都习惯称自己为南方人或北方人，即便是居住在陕西、四川这些西部省份的人，也不会自称为“西方人”。但以南、北作为中国地理、文化的天然划分界线并非“自古以来”。汉代俗谚云“关西出将、关东出相”，实际上是以中原为本位，划分“东”和“西”。再向前追溯，楚汉相争、战国时期秦与东方六国的对峙，甚至周灭商，都是东西方向的对抗，甚至八王之乱亦如是。因此在当时人看来，中原才是决定天下走势的核心区域，江南虽然腹地广阔，不过是王朝的边鄙。西晋末年，王衍为司马越谋划“狡兔三窟”之计，选择的三窟都在长江以北，最初并未考虑退步江南，哪怕已有孙吴立国的先例，偏安江南都未成为选项之一。

直到东晋初，晋元帝说过“寄人国土，心常怀惭”，学者们对这句话的背景有很多解读，可以说司马睿在心理上仍以北方为本位，江南不过是暂时的侨寓之所。这与两百多年后，陈后主听闻隋军渡江，仍自诩“王气在此，齐兵三度来，周兵再度至，无不摧没。虏今来者必自败”，前后迥异，折射出巨大的历史变化。经过了东晋南朝对江南腹地的拓殖开发，至隋唐重建统一的时候，形势已完全不同，经济史研究专家全汉昇对此曾有总结：“我国第二次大一统帝国出现时的客观形势，和第一次大一统时有些不同。当第一次大一统的时候，全国军事政治和经济的重心全在北方，问题比较简单。可是到了第二次大一统帝国出现的时候，军事政治重心虽然仍在北方，经济重心却已迁移到南方去了。”这一从“东西”到“南北”的变化直到现在仍影响着中国，这无疑也是魏晋南北朝留给我们的重要遗产。

仇鹿鸣，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