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庆，李 洋

(兰州财经大学 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甘肃 兰州 730030)

按照凯恩斯理论可知，影响国民收入的重要因素包含消费、投资、政府购买与进出口，而且人均可支配收入取决于消费，因此国民收入与消费之间存在一种互为因果、相互促进的关系。突发的新冠疫情所造成的国内消费下降对我国GDP、社会福利、居民收入的负面影响最为明显[1]。因此，在当前国内外经济增速低迷的大背景下，研究消费很有必要，而消费能力能否充分发挥，又在于其结构。换言之，消费结构的研究对推进“十四五”时期我国产业高质量发展、改善供给结构和供给体系质量具有重大意义[2]。消费结构按研究对象可以分为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农村居民消费结构。文章以农村居民消费结构为研究对象，是因为深挖农村居民消费潜力、推进消费换挡升级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题中应有之义[3]。而西北地区处于我国欠发达地区，研究其农村居民消费结构便更具有现实指导意义。基于此，本文对西北三省的农村居民消费结构进行分析，以期得出合适的建议。

1 文献综述

研究消费结构的模型主要有三种：线性支出模型(LES模型)、扩展的线性支出模型(ELES模型)、几乎理想需求模型(AIDS模型)，有时还会涉及聚类分析法、主成分分析法。臧旭恒、孙文祥(2003)运用了ELES模型和AIDS模型对我国城乡居民消费结构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城乡二者存在着显著差异，要优化消费环境[4]。

研究消费结构按对象分有三种：一是单纯研究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尹建军(2002)采用1995、1997、1999年全国城镇居民生活消费支出截面数据，运用ELES模型进行分析，得出收入差距日益扩大、信贷消费不足的结论[5]。二是单纯研究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彭海艳(2009)采用2002、2004、2006年全国农村居民生活消费支出截面数据，运用ELES模型，得出不同收入层次下居民的消费需求结构差异较大，与供给结构不协调[6]。三是将城镇与农村的居民消费结构分别研究并进行对比。赵金蕊(2013)采用1995—2010年的城乡居民生活消费支出截面数据，运用ELES模型，得出城镇居民支出普遍高于农村并有扩大的趋势、城镇居民消费向发展型和享受型转变，而农村还是更注重生存型消费等结论[7]。

研究消费结构的范围有三种：一是对单独省(市、自治区)进行研究。如黄赜琳、刘社建(2007)运用ELES模型，对上海城镇居民2003—2005年的生活消费支出结构进行了定量研究[8]。二是对区域性(多个省、市、自治区)进行研究。傅辉煌(2020)利用2018年省级截面数据构建ELES模型，对东部、中部、东北和西部四大区域居民消费结构进行分析，得知我国居民消费结构呈现出“东部—其他地区”的两极化特征[9]。三是以全国为对象进行研究。上述相关研究已有涉及，不再赘述。

研究消费结构的时间跨度有两种：一是对单年的截面数据进行分析。邹宏敏(2013)利用2010年河南农村居民消费支出数据，运用ELES模型进行分析，得知农村居民生活方式发生改变，根据需求收入弹性，可以发展相关行业[10]。二是对多年的数据进行逐年分析并汇总以研究变化趋势。陈波(2013)采集1995—2011年数据，运用AIDS模型对我国城镇七个收入层次下的居民消费结构进行实证研究，指出随着收入水平提高，消费结构也在向更高层次演变[11]。

2 三省农村居民消费现状分析及对比

我国的统计年鉴将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按照水平不同分为了五个层次，为低收入户、中低收入户、中等收入户、中高收入户、高收入户，与之对应的是五个收入层次下的居民消费支出构成的数据。此外，统计年鉴将居民消费支出主要分为食品、衣着、居住、家庭设备及服务、交通通讯、文娱、医疗保健、其他共八种。但不是每个省都会提供相关数据。从逻辑上来看，以不同收入层次入手来研究相对应的消费结构是具有可行性的，这是因为收入层次不同，受其影响的消费水平、消费结构也会有所不同，故此研究思路是合适的。

表1 2018年收入层次视角下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占比排序

从上表可以看出，甘肃省省平均收入水平、低收入水平、中高收入水平下的消费支出占比排序是一致的；在中低收入水平下，交通通讯排到了医疗保健的前面，其他顺序保持不变；在中等收入水平下，家庭排到了衣着的前面，其他顺序保持不变；在高收入水平下，医疗保健、交通通讯排到了文娱前面，其他顺序保持不变。总地来说，在各个收入层次下，食品、居住、文娱稳占三甲，而衣着、家庭设备及服务、其他服务总在末尾。

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的各个收入层次下的消费支出占比排序都不相同，具有多样性，但总地来说，食品、居住占据前两位，衣着、家庭设备及服务、其他服务总在末尾，但在高收入水平下，交通通讯首次超过居住。

西藏自治区的区平均收入水平、低收入水平、中低收入水平、中等收入水平下的消费支出占比排序完全一致；在中高收入水平下，家庭设备及服务超过了文娱，其他顺序保持不变；在高收入水平下，医疗保健超过了家庭设备及服务，其他顺序保持不变。总地来说，在各个收入层次下，食品、交通通讯、居住、衣着稳居前四位，家庭设备及服务、医疗保健、其他服务总在末尾，且有变动但幅度不大，相比前两个省(自治区)，西藏的消费支出占比一致性强。

比较来看，食品是各个地区的第一位，说明温饱问题在消费支出中依旧领先。甘肃新疆第二位是居住，而居住在西藏排第三位，文娱在甘肃被更加重视，排在第三位，而在新疆是第三、四、五位徘徊，在西藏是第四、五位徘徊；交通成了西藏排序的第二位，在新疆处于第二、三、四位波动，在甘肃是第四、五位，表明甘肃相对于新疆西藏地形更有优势，并且离中东部省份相对更近，交通成本较低，而西藏分布较广，高原较多，交通成本较高。衣着在西藏处于第四位并超过了文娱，这一现象在甘肃新疆没有出现，说明西藏可能物质条件还有很大不足，另一方面可能对文娱重视程度不高。医疗在西藏排第七位，在甘肃排第四位，在新疆是第三、四、五、六位波动，说明甘肃更加重视医疗，西藏对此不太重视。家庭设备及服务在甘肃新疆都处于第七位，在西藏排第六位。综合以上分析可知，西藏对物质生活更加注重，新疆次之，甘肃最低。

3 ELES模型下三省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的实证分析

3.1 ELES模型介绍

3.1.1 模型起源与内容

1954年，英国计量经济学家R.Stone以直接效用函数为基础，提出了线性支出模型(LES模型)。但由于该模型未考虑到居民把基本消费支出后的余额用于储蓄或投资，且总预算为内生变量，基于此，1973年，Luich对LES模型进行了修改，提出了扩展的线性支出模型(ELES模型)，该模型为：

Ci=αi+βiI+Ui

3.1.2 模型优点

根据上述公式可知ELES模型的优点主要体现在：一是可以直接用截面数据进行参数估计，二是可以不需要各消费品的价格来进行参数估计，三是可以对消费品的边际消费倾向、需求收入弹性、需求价格弹性、基本消费需求进行分析，实用性强[12]。

3.1.3 模型的实证步骤

采用Eviews软件，运用OLS方法，选取三个省2018年的截面数据，分别按照消费品的类别不同进行估计，并对回归方程进行异方差检验，若有异方差便进行修正并消除，最后得到了αi、βi的估计值，再将该值代入上述公式，分别计算出各消费品的基本需求、需求收入弹性。

3.2 数据来源

本文所用数据来源于2019年出版的《甘肃发展年鉴》《新疆统计年鉴》《西藏统计年鉴》，并经过整理而得到。

3.3 实证结果

上述结果均通过了α=0.05水平下的T检验、F检验，且拟合优度均是很高，说明模型的拟合程度很好，上述回归方程也均通过了异方差检验。

3.4 实证分析

3.4.1 边际消费倾向

边际消费倾向表明当可支配收入新增一个单位时，对某种商品的消费支出的变动额。从上表可知，甘肃、西藏的食品边际消费倾向最大，而新疆却是交通通讯最大。除此之外，西藏排序中衣着在文娱、医疗保健的前面，这与甘肃新疆的排序正好相反，表明甘肃新疆对医疗保健更加重视。总地来说，农村居民的生活消费支出在满足了基本需求支出后，食品、交通通讯、医疗保健是新增购买力投向的重点。

经计算三省(自治区)八项生活消费支出的边际消费倾向的总和为：甘肃0.2606、新疆0.2547、西藏0.2644，这表明农村居民在新增可支配收入中，甘肃有26.06%的用于生活消费支出，其余的73.94%主要用于储蓄；新疆有25.47%的用于生活消费支出，其余的74.53%主要用于储蓄；西藏有26.44%的用于生活消费支出，其余的73.56%主要用于储蓄。可以看出新疆的农村居民储蓄率最高，甘肃次之，西藏最低，但是三者相差不大，不过也反映出三省(自治区)的农村居民储蓄倾向仍然很高。

3.4.2 需求收入弹性

需求的收入弹性指的是在一定时期内某种商品的需求量对消费者收入变化的敏感程度。从上表可知，三省(自治区)的八项生活消费支出的需求收入弹性都是正值，这表明随着收入的增加，三省(自治区)的农村居民各项支出也会随之增加，但支出的侧重点有所不同。在新疆与西藏，交通通讯的需求收入弹性值居首位，家庭设备及服务、衣着的值是最小的；甘肃其他服务的需求收入弹性值最大，居住和文娱的值最小。值得注意的是，食品这种最基础的物质资料的需求收入弹性值在三地排序中都处于中间位置，此外，医疗保健在三地的排序中都处在第二位。总地来说，新疆西藏对交通通讯、医疗保健的需求最为敏感，对家庭设备及服务、衣着的需求更加固定；甘肃对其他服务的需求更为敏感，对居住、文娱的需求更为固定。

表2 2018年农村居民消费结构ELES模型参数估计结果

表3 2018年农村居民对各类支出的消费倾向比较

表4 2018年农村居民对各类支出的需求收入弹性比较

3.4.3 基本生活消费需求的确定

由于piri表示的是农村居民对第i种商品的基本需求，因此将八种商品的piri进行加总就可以得到农村居民基本生活消费需求。根据ELES模型计算的结果可知，甘肃、新疆、西藏piri合计值分别为9356.9、8580.1、6021.1，这表明2018年甘肃、新疆、西藏的农村居民的基本生活消费支出为9356.9元、8580.1元、6021.1元。

4 结论及政策建议

4.1 结论

本文以甘肃、新疆、西藏三地的农村居民消费结构为研究对象，首先按照不同收入层次下的消费支出，对三省(自治区)的农村居民消费现状进行了对比分析；随后在描述性分析的基础上，运用ELES模型对2018年三省(自治区)的相关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最后得出以下结论：(1)农村居民的生活消费支出在满足了基本需要支出后，食品、交通通讯、医疗保健成为新增购买力投向的重点。(2)新疆的农村居民储蓄率最高，甘肃次之，西藏最低。(3)新疆和西藏对交通通讯、医疗保健的需求更为敏感，对家庭设备及服务、衣着的需求相对固定；甘肃对其他服务的需求更为敏感，对居住、文娱需求更为固定。(4)甘肃、新疆、西藏的农村居民2018年的基本生活消费支出为9356.9元、8580.1元、6021.1元。

4.2 政策建议

(1)多渠道增加农村居民收入。消费是可支配收入的函数，收入是影响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的最重要的因素，消费水平能否提高、消费结构能否优化、消费品质能否夯实，均取决于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因此要千方百计地提高农村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一是因地制宜结合实际，对一些待业或失业的居民，可以积极提供相应的专业技能培训，始终树立“就业是最大的民生”理念；二是农村也可以积极探索合作化发展道路，条件适当的可以开办集体企业，聚智集资，投身到创业的过程之中；三是农民可以就地种植特色农产品，也可以通力合作，将养殖业、畜牧业规模化、科学化、集约化。真真正正地将广阔的农村打造成一个大可作为的财富与思想的交汇地、创意与品牌的诞生地、致富与发展的起始地。

(2)深入推进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在总体上提升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基础上，还要进一步考虑有效缓解收入分配差距、规范收入分配秩序的重大现实问题[8]。要持之以恒地加大对低收入阶层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要继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不断提升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持续壮大中产阶级的规模与比例，形成良好健康的收入层次架构，能够源源不断地贡献消费能力。

(3)充分释放不同收入层次的消费能力。收入提高了并不意味着消费结构及水平也会及时同步优化与提高，但不同收入层次下的居民消费能力、消费意愿、消费模式是不同的，这就要求实施有针对性的消费政策，从而充分释放各收入层次下的尚未发掘的消费能力[8]。针对中、低收入群体，可以大力发展文娱活动，对中、高收入群体而言，交通通讯、医疗保健是新的消费热点。当然也要分地区进行消费力的培育，如甘肃对医疗保健的边际消费倾向大，则可以在医疗保健行业加大资金人力投入，以满足人民的需求；而在新疆西藏，交通通讯便成了热切关注，便可以发展当地的交通通讯等行业及上下游产业。在制定消费政策与产业政策时，要将收入层次差异与地区差异两个因素统筹考虑，从而更加高效地、有针对性地培育壮大发展新动能。

(4)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升产品质量。消费能力释放与否除了取决于消费政策，也取决于消费品的质量。当前我国产品存在的不是数量问题，而是质量问题。在消费者收入水平既定的情况下，消费品质量高低对能否实现消费行为发生有着关键作用。因此要持之以恒地提高供给质量与效益，以高质量供给带动高水平高层次消费，从而不断重塑消费者的消费意愿。要不断提升各收入层次下的生活提高型消费的支出占比，提倡并引领服务消费、绿色消费、信息消费、数字消费等新型消费，为产业升级及消费结构优化奠定基础[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