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伴随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历史进程，社会主要矛盾在其客观维度上从敌我性质的阶级矛盾转型为非对抗性的人民内部矛盾，这是社会主要矛盾在实然层面上的历史发展“轨迹”。同时，我党历次重要会议决议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观认知，呈现为错综复杂的另一条认识论线索。这两条逻辑线索或明或暗、或隐或现，双向互动式的融合与分离，并行交织于建国以来的伟大社会实践过程中。从1978年底党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至今，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在实然、应然的双向维度上具有一致性与融合性，其共同的逻辑线索就是人民内部矛盾的演变。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在主、客观双重维度上具有辩证统一的关系。

◆關键词：社会主要矛盾;中国共产党;人民内部矛盾

社会主要矛盾是指一定社会发展阶段诸多矛盾中处于主导地位的矛盾，它在客观逻辑上决定无产阶级政党一定历史时期的中心任务、基本路线等思想认识。中国共产党执政至今，历次党的重要会议决议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与表述，呈现为一个辩证否定的历史性转换。社会主要矛盾的历史性发展是基于现实国情、世情变化的实然结果，也是我党对其主观认识的应然过程。厘清建国以来社会主要矛盾实然与应然之间的辩证逻辑关系，探析我们党对这个矛盾理解与把握的逻辑线索。有助于我们深刻学习“党史”和“四史”，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对于我们在党的百年华诞之际，保持全面小康社会的既有成就，实现我国2035年的远景目标和第二个百年奋斗的宏伟目标，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一、1949年10月—1978年12月：对抗性阶级矛盾的双重逻辑演变

从中国共产党执掌政权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期间社会主要矛盾在客观的实然维度上发生了很大变化，我们党在主观认识层面对此也呈现了应然性的转换。然而，这一时期大多数施政方针却重在凸显对抗性的阶级矛盾。中国共产党对当时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经历了一个历史演变进程，从主观认识与客观对象是否一致的角度来看，这三十年可以划分两个不同的历史阶段。

1.1949年10月-1957上半年，社会主要矛盾的实然维度与我党对其应然性认识是一致的

1949年3月，中国共产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提出工作重心要及时由乡村转移到城市，我们既团结又斗争的主要对象是民族资产阶级。随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用三年左右的时间，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遗留任务。1952年6月，当时“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国外是人民大众与仇视新中国的帝国主义之间的敌对矛盾。在当时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下，面临着国民经济恢复和新生政权巩固的双重任务，

伴随着我们党对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厘定，在抗美援朝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基础上，在“一化三改”基本路线的指导下，我国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水乳交融”式推进。当时阶级矛盾的空间性转化和历史性变化相叠加，都在阶级矛盾发展变化的实然框架之内，这反映了我们党对当时社会主要矛盾的应然性认识是没有偏差的。客体维度的阶级矛盾与认识层面的阶级矛盾相一致，这是社会主要矛盾历史发展的逻辑必然。

群众阶级斗争在现实领域趋于尾声，阶级矛盾的实然逻辑面临着转型，阶级矛盾的逻辑线索也处于转换之中。适时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八大”会议提出，国内作为社会主要矛盾的阶级矛盾即将转化为一种次要矛盾，这是当时关于社会主要矛盾实然维度与应然性认识的高度一致。“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确证了当时中国共产党中央集体层面，在主观认知维度上对社会主要矛盾的人民内部矛盾性质形成共识。

这就是说，伴随着敌我性质的阶级矛盾在实然维度上由主要地位转化为次要地位，中国共产党的应然性认识逻辑如影随形般的展开。这种双向逻辑的历史性辩证统一带来的现实成就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各项指标提前完成，建立起了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和基本独立的工业体系，这是当今中国及其未来发展的历史性基础。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车轮”本该这样延续行进，然而，这一切在1957年的下半年开始就渐渐转型。

2.1957下半年-1978年底，阶级矛盾的实然维度与应然认识相背离

我们党对阶级矛盾的认识与它的现实发展之间的关系，在1957年的下半年开始呈现背离的端倪。在接下来的20余年，阶级矛盾在主、客观双向维度上各自展开，运演着双重逻辑的变奏曲。这一时期，我党始终没有摆脱局限于应然性的认识分析与判断社会主要矛盾的窠臼。从党的八届三中全会开始，经过党的“九大”、“十大”到党的“十一大”，历次会议决议一贯强调阶级矛盾是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于是，我党对于阶级矛盾的应然性认识较之1957年前，逐渐发生了颠覆性转型，这种认识与当时中国基本国情严重不符合，也与社会主要矛盾的实然维度彻底背离。

实然维度的社会主要矛盾较之在1957年前，并没有发生客观性转换，于是，社会主要矛盾就具有了主、客观双向维度。这是因为当时阶级矛盾呈现了新的状况，国际上的两个“超级大国”均对中国采取敌对性政策和态度;国内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在经济、政治等领域，以多种新形式涌现，与阶级矛盾错综复杂交织在一起。这让人难以正确区分与科学判断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我们党在主观认知维度上把阶级矛盾界定为社会主要矛盾。“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种思想认识长期在党内、国内处于主导地位。

实然维度的社会主要矛盾即人民内部矛盾，在我党对其认识的层面上就转换为阶级矛盾了。无产阶级专政下阶级矛盾的认识逻辑也就形成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基本路线。

二、1978年底—2012年：人民内部矛盾的实然维度与党对其认识维度的交相融合

这个阶段，我党最初还没有明确解决实然维度的社会主要矛盾孰是孰非？首先在认识维度上突破了以阶级矛盾作为社会主要矛盾的观念藩篱。“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这种认识逻辑的辩证转型决定了我们党和人民命运的历史性转折。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要矛盾的实然维度与我党对它的主观认识逻辑相融合。1979年3月，邓小平说：“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由于三中全会决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方面来，实际上已经解决了。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这通俗易懂、言简意赅阐明了社会主要矛盾主、客观双向维度的辩证统一。1981年6月，我党十一届六中全会充分肯定了所取得的成绩，与此同时全面总结了历史经验教训。“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认知逻辑符合社会主要矛盾的实然维度。

作为社会主要矛盾的人民内部矛盾在改革开放的历史阶段，它在客观的实然维度与我们党对它的应然性认知维度融合统一。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域，先进的社会制度决不可能脱离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程度。基于我党对社会主要矛盾的主、客观辩证统一性认识，1982年9月召开党“十二大”会议后，人民内部矛盾作为社会主要矛盾被写入党章的总纲，这是党执政进程中对社会主要矛盾研判的又一次重大转型。这样的社会主要矛盾逻辑线索贯穿党“十三大”及其后的数次全国性代表大会，一直到党的“十八大”会议都是如此。这实现了社会主要矛盾主、客观双向维度的辩证统一和完美融合，也彰显了我们党对于社会主要矛盾历史与逻辑统一性的创新性理论功绩。

1987年，邓小平在会见外国友人时说：“中国社会主义处在一个什么阶段，就是处在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定规划。”这说明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把社会主要矛盾问题，置于我国基本国情的逻辑结构之内来考量。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会议决议指出，从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到建国一百周年左右的时间，这长达上百年的历史过程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这个较长的历史时期，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实然维度与党对它的应然性認识，一定要辩证统一起来并实现密切融合。

社会主要矛盾辩证逻辑支配下的党一切方针政策，都不可脱离中国社会的客观现实状况，于是我们党形成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总路线。

邓小平在长期深邃思考的基础上，提出社会主义本质就是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以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我们党的价值追求和奋斗目标。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并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和其他方面的配套改革。这一时期党内的共识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不是阶级斗争，经济建设已经成为我们的中心任务。除非发生大规模外敌入侵，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能动摇这个中心。这十四年，我们都没有动摇这个中心，今后还必须坚定不移地这样做。”中国共产党的“十五大”指出：“我国现在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社会主要矛盾贯穿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整个过程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这表明中国共产党逐渐清醒自觉地实现了社会主要矛盾主、客观双向的交相融合。

我们党带领人民群众跨入新世纪以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任务变得更加紧迫。2002年党的“十六大”指出：“现在达到的小康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不平衡的小康，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关系日益变得错综复杂，经济总量依然不足、经济结构有待深入调整、社会收入分配的差距亟待缩小、生态环境破坏严重、多种自然资源被浪费性消耗，等等。2007年党的“十七大”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我们党和人民经过长期不懈地努力奋斗，坚持科学发展，尽管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存在的问题和矛盾更为凸显。所以，仍然认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客观实然性没有发生改变。

三、新时代以来：社会主要矛盾的实然维度与党对其认识维度的双向转型

2010年以来，我国每年经济总量一直仅次于美国，稳居全球第二位。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环境等各方面的发展，整体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但是，这之前存在的诸多矛盾仍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某些领域的新旧矛盾错综复杂交织在一起。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等突出问题的状况依然严峻，发展的质量、效益问题和资源、环境压力也似乎更为紧迫。2012年党“十八大”以来，我们着重强调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充分凸显基本路线作为国家和人民“生命线”的地位，提出美丽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目标。

社会主要矛盾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动态发展过程中，某些阶段性特征必然会发生历史性改变，这是客观对象在它的质的维度上量的变化。对于社会主要矛盾的客观性改变，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所形成的相应的思想认识，伴随着“五位一体”总布局的形成，也辩证性的做出了一些转变。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指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是我党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客观逻辑与主观逻辑辩证统一性的把握。

马克思指出“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而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在当代中国，这个“需要”指向人民多层次、高质量和多品位等全方位的整体性要求，指向全面小康社会的建成，指向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中国梦。

马克思说：“如果从更广泛和更具体的意义上来理解需求和供给之间的关系，就要把生产和消费的关系包括在内。”需要的增长永远大于、先于和快于生产的增长。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呈现历史性转型，这种转型并非主要矛盾根本性质的变化，而是主要矛盾关系在具体结构、形式层面的立体化转变。人民的各种需要内在整合为类似金字塔形状的整体层级结构，并构成相辅相成、重叠递进的社会系统，发生着从低到高、由外及内渐次满足的转化。这就是新时代我国社会人民内部矛盾的实然性逻辑。

新时代人民的美好生活形式多样、内涵广泛而丰富，是基于一定质量之上的社会结构系统。最低限度的生存需要有一个稳定切实的满足，并且耗费的劳动成本和各种资源较小。民主法治、精神文化、公平正义、自由平等、社会安全、公共服务、生态环境等等，这些需要在比较高的程度上，进一步得到充分的满足。在社会需要和自我需要辩证统一的实现过程中，达到个体自我需要的实现，这是通向自由、全面发展的人的具体化路径，此路径理所当然应是一个动态性过程。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实框架，而不能镶嵌在西方民主模式的应然性认识结构。

这是当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客观状态，矛盾的非主要方面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指向一种应然性的价值状态。不平衡发展和不充分发展是相互重叠、互有所含的实然性社会状况。发展不平衡性是我国自然环境、社会历史和政策体制等多方面原因综合造成的，主要表现在社会结构、区域、城乡和社会群体等方面。其中，每一方面的内部结构也存在较大差距，例如经济结构内部的产业结构不协调，社会公共投入不均衡，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承载力、修复力参差不齐等。区域不平衡性指东部、中西部地区各方面发展水平的差距。城乡不平衡性体现为城乡发展的差距较大，在收入、教育、医疗、消费等方面的矛盾突出，社会“橄榄型”的财富分配结构尚未出现，等等。

这种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诸多矛盾在新时代背景下，成为制约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障碍。它决定了我们党和人民新时代的中心任务，要将“四个全面”的战略方针融通“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以人民为中心，秉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理念，稳中求进推进经济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开展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既不能改旗易帜也不可封闭僵化，努力实现我们的伟大事业和伟大梦想。

四、中国共产党执政进程中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辩证逻辑

社会主要矛盾是特定时期社会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客观反映，它与具体社会阶段的中心任务构成内在的逻辑关联性。在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历史进程中，实然维度的社会主要矛盾展现了历史性的逻辑转型。与此同时，我党对于社会主要矛盾的应然性认识线索，呈现为一个辩证统一性的思想过程。其间，也曾出现一度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历史与逻辑统一性原则的情况，导致实践失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遭受重大损失的后果。社会主要矛盾实然逻辑与认识逻辑的辩证性统一，具有非常重要的社会价值和历史意义，当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辩证转型，是新时代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与理论基础。

任何矛盾关系都是不断运动变化的，处于相对静止和绝对运动的对立统一之中，呈现为量变（数量增减、结构变化）和质变（阶段性质变、局部性质变）两种状态，前者是一种准备与积累状态，后者是量变到一定程度的必然结果。“社会主义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中国道路与中国制度蕴涵的社会主要矛盾，也有一个从初级到中、高级阶段发展的总体量变过程，理应在其实然性维度与应然性认知层面有各自的发展逻辑。社会主要矛盾的历史性演进在内涵、结构和属性等方面，毫无疑问会出现部分质变。量变的积累尽管有时不会引发全局性质变，但是完全可能引起部分质变，表现为社会主要矛盾发展的阶段性转型。

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具有“变”与“不变”的阶段性特征。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在半个多世纪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均发生了显著的量变，这样就必然引发社会主要矛盾一定程度上展现阶段性质变。社会主要矛盾的实然维度与我党对它的认识维度二者之间的关系，在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历史进程中以辩证统一性的形式表现出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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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Ⅱ），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576页.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93页.

作者简介

刘源（1972-），女，山东菏泽人，哲学硕士，四川司法警官职业学院思政部讲师，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