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丽媛 韩 琦

(1.山西大学 科学技术史研究所，太原 030006； 2.浙江大学 人文学院历史学系，杭州 310058)

鸦片战争以后，随着中国通商口岸的对外开放，在丰富自然资源的吸引下，各国传教士、学者、商人等纷纷来华进行动植物的调查和采集。他们将收集到的大量标本引入西方，相关研究扩充了博物学知识，客观上也推动了我国博物学等学科的发展。近年来，西方来华博物学家的考察活动逐渐受到科学史界的关注，相关研究多集中于18至19世纪(1)有从殖民主义的视角讨论博物学与帝国权力关系，参见文献[1]；有从文化史视野下考察博物学的文化遭遇，参见文献[2]。，但对20世纪以来西人在中国的博物学考察关注较少。这一时期众多外国考察者中，英国博物学家苏柯仁(Arthur de Carle Sowerby，1885—1954)则比较特殊。1885年，他出生于山西太原，幼年在中国度过，接受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能讲流利的中文；青年时期在英国接受高等教育，此后在中国生活工作五十余年。在华期间，他进行了多次生物考察，足迹遍布华北、西北、东北，以及南方的上海和福建等地。其中，尤以对东北地区的考察影响较大，相关研究成果对中国近代生物学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汉学家林仰山(Frederick Sequier Drake，1892—1974)曾评价他是20世纪初在中国生活的西人中“最著名、最具原创性、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9]，144页)。

目前学界对苏柯仁的生平事迹已有较为清晰的论述(2)李天纲对苏柯仁有过简要介绍，参见文献 [4]、[5]。戴丽娟在其《展示自然——上海亚洲文会博物院及其科普活动(1874—1952)》中对苏柯仁的生平有所论及，参见文献 [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