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魁

现代经济增长具有典型性的产业结构变动特征。不过，有经验、有数据的产业结构变动历史，只有100多年。尤其是，主要工业行业扩张速度显著放缓之后的产业结构变动规律和趋势，及其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很难说已经获得了高度认同的学术结论。

本文旨在说明，有必要从一个新的视角，即非资源性实体部门的视角，来探究这个部门对于中等及中等以上收入国家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性，以及怎样的政策取向才有利于这个部门的健康发展。

如何认识经济增长中的产业结构变动

现代经济增长的启动，首先是进入工业化进程，并且会经历一段时期的重化工业化，这一进程推动工业部门，特别是制造业的迅速膨胀和在经济中占比的急速上升;随着人们物质消费水平的提高和人均收入的攀升，服务业占比上升、工业占比下降被认为是较普遍的规律性现象，有不少学者称其为工业化的完成，或者后工业社会的到来。

库兹涅茨、钱纳里等经济学家以大量的国别数据描述了产业结构的上述变动，并且被广泛地引用。不过，从一国范围内来看，所谓工业化的“完成”，是几十年前才出现的事情，如果从更漫长的时间进程来考虑，几十年的工业占比下滑也可能只是工业部门的中场休息，而非真正的曲终人散。

诚然，当人们对物质产品的需求达到一定水平之后，对服务产品的需求就会急速上升，不过从全球化的视野来看，一国的工业占比下降，极有可能意味着另外国家的工业占比上升及其生产率的上升，这样的此伏彼起，已然而且必将剧烈地引发那些“完成”或似乎即将“完成”工业化的国家的反思和警醒，并成为它们倡导“再工业化”“持续工业化”“制造业回流”政策的契机。全球范围内的这类政策倡导，完全可以理解，因为大量的文献表明，工业，特别是制造业，以及与制造业强关联的一些产业，是生产率上升的主要来源，是科技创新的主要温床。因此，一国经济的继续发展，国与国之间的经濟竞争，很有可能将持续落子于这些产业。

但必须要认识到，当代的工业与服务业等其他产业已经日益融合、难分难解，相关产业链与创新链已经蔓延和贯穿于许多细分行业，过于纠缠于狭义的产业结构一方面似无很大必要，另一方面又难于划清产业界限，甚至难于划清工业与服务业的部门界限。例如，目前呈现高速发展趋势且有广阔前景的数字经济相关产业，就横跨工业和服务业，很难说是以工业为主还是以服务业为主;其中的软件硬件一体化相关产业，不但有力地带动了作为服务业的软件产业的发展，也有力地促进了工业的扩展及其效率的提升。即使是可以清晰区分为服务业或者工业的产业，实际上在相当程度上也来自于从对方阵营的分离，例如，传统的工业企业内部就包含了大量的服务型业务，这些业务如果分离出来设立单独的企业，就可以划入服务业。因此，我们需要实事求是地从新分析框架和认识视角，来考察产业结构及其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以俄、土、韩的“降级”教训来认识产业结构

一个直观而简单，但可能客观而真实的分析框架，就是审视处于典型增长阶段的有关国家的产业结构特征和经济增长表现。本文所选取的典型增长阶段，是从中等收入迈入高收入状态这一时段;所选取的经济增长表现，是迈入高收入之后又滑落到中等收入状态这个比较特别的糟糕表现。当然，所谓中等收入、高收入，就是世界银行设定的人均GNI高收入的标准。世界银行的高收入门槛值，恰恰是一些国家实现工业化时的GNI平均水平，只不过根据各年的通货膨胀水平进行不断调整。

由于绝大多数国家人均GNI与人均GDP非常接近，所以本文也会因数据的可得性原因以人均GDP替代人均GNI。可以认为，如果一国迈入高收入门槛，则大体实现了基本的工业化，而处于中等收入水平，则为工业化进程中的国家。当然在现实当中，实际情况并非完全如此，一些国家即使迈入了高收入门槛，或者接近高收入门槛，其实并不一定意味着它们有着与此相称的工业化水平;或者，即使它们的工业化水平也不低，但主要工业行业存在着生产率不高、创新不活跃、国际竞争不强、扩张动能不足等严重缺陷。相反，另外有些国家，它们虽然拥有少数几个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工业行业，但整体上以非工业部门为主，而这并不妨碍它们继续保持很高的人均GNI。

从中等收入迈入高收入门槛，后来又滑回到中等收入，本文称之为“降级”。在过去30年里，“降级”国家只有三个：韩国、俄罗斯、土耳其。

俄罗斯是一个“降级”且至今未能实现再次“升级”的国家。该国2012年的人均GNI跨过世界银行12615美元的高收入门槛，正式成为高收入国家。但它在高收入的队列里只站了三年，2014年人均GDP即低于上年，2015年滑落到高收入之下，直到现在还在“降级”状态中。

土耳其在2013年的人均GDP达到1.25万美元，几乎触摸到了当年高收入门槛的12745美元，可以说是一个准高收入国家。也是从2014年开始，其人均GDP便掉头向下，2018年降到1万美元之下，2019年仅仅略高于9000美元，2020年离高收入门槛更远了。

韩国也曾“降级”，但很快又再次“升级”。1994年其人均GDP站上1万美元的台阶，跨越当年世界银行高收入门槛的8955美元，成为高收入国家，并于1996年超过1.3万美元。但在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其人均GDP在1997年掉头向下，1998年急剧下降到约8000美元，退出了高收入国家行列。不过，1999年韩国经济迅速回升，人均GDP重新站上1万美元台阶，再次“升级”为高收入国家，2006年首次站上2万美元台阶，2018年已经站上3万美元的台阶，现在还维持不错的发展势头。

这三个国家之所以突然“降级”和准“降级”，最直接和最大的原因就是汇率巨大波动、本币急剧贬值。此外，名义GDP增速也明显下滑甚至为负。2014年，俄罗斯从乌克兰夺得克里米亚后，卢布对美元当年贬值一度超过50%，其原油出口价格也大幅下跌。2015年卢布继续下跌，此后几年虽有所反复，但一直远低于2014年前的水平。土耳其虽在2013年一只脚迈入高收入门槛，但危机已经潜伏，当年官方公布的通胀率接近10%，里拉急剧下跌，此后几年对美元的累计贬值幅度累计达到70%。韩国在1997年-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中，韩元急剧贬值，对美元累计贬值幅度一度达到60%。不过1999年后韩元对美元明显升值，此后虽未达到危机前的水平，但比1999年最糟糕的时候升值了三分之一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