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认识自己的历史。“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有什么特征？“我”会向哪里去？这些都是千古之问。还有人说，尽管人类只有一个基因组，但它由2—3万个基因组成，在世界上你找不到任何两个完全相同的人，每个人的身体就是一个小宇宙，它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奥秘。也有人说，我们今天的科技早已发展到上天入地，然而对自己触手可及的身体却还存在许多未解之谜。这些说法都告诉我们，对人体的研究有着重大而特殊的科学与实践意义。

考古学家始终把“由物及人”作为自己的主要学术目标，为此，研究人的本体及其相关问题很早就引起了考古学者的重视，并形成了体质人类学及旧石器考古学中的“古人类学”等学科。只不过“古人类学”研究的对象主要还是旧石器时代的人类化石。如何把现代人类生命研究的一系列课题投放到更加久远的历史进程中进行观察和分析，从而发现一系列人类生命问题的发生发展及运动规律，这促使考古学家把视野从“古人类学”扩展到了“人类骨骼考古学”或“生物考古学”。近年来相关学术成果不断问世，从阅读付巧妹、朱泓、王明辉、何嘉宁、侯侃、刘武、陈华等先生的文章可以发现，一门以研究人体自身系统性问题的或可称之为人的“生命考古学”的新兴学科正在形成，主要研究以下重要问题：

一是研究人类起源、人类进化、现代人即智人起源与演化、人种起源、族群起源与演化等。这主要是解决“我”是谁和“我”从哪里来的问题。比如，考古学家及古人类学家基本确认人类起源于非洲，200万年前左右，“直立人”走出非洲，到达欧亚大陆，此后演化出不同种属的人类先祖，包括在欧洲的尼安德特人、在亚洲的直立人等。大约在距今20—10万年间，非洲出现了更为先进的人种——现代智人，10—5万年间，现代智人走出非洲，逐渐取代了原先生活在亚欧大陆上更为古老的人类种群。不过，考古学家已经发现现代智人与原先生活在亚欧大陆的古老人种发生过基因交流。最近，中国学者发现的距今30.9—14.6万年间的哈尔滨头骨化石被命名为“龙人”，它与大荔人、金牛山人、华龙洞人、夏河人等构成了东亚地区特有的一个演化支系，这个支系与智人是姊妹群的关系，拥有关系最近的共同祖先，并在亚洲已经演化了数十万年，这个支系很有可能在基因和文化方面影响了后期到达东亚的智人种群。付巧妹团队研究还发现，原始东亚人起源于黄淮海大平原，后向四周乃至跨海迁徙扩张，与当地游牧人群或渔猎人群混血，形成了东亚各族群；东亚南北方人群遗传分化时间早在1.9万年前已发生；8300年前左右，南北方人群出现交流与融合，且一直以来基本延续。这些重要而有趣的发现无不与人类骨骼考古有关。

二是研究人类的体质特征及其形成的原因，特别是与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职业分工、劳动强度、生存压力等行为方式的联系。这方面的研究有利于解决人的自然属性与人的社会属性这一双重特性及其关联性的问题。

三是研究人类的体质及其与阶层、阶级、食物、营养、环境等方面的关系。如在国家诞生进程中，阶层和阶级不平等在人体方面有何表现？隐藏在“文明”外表的背后但是对人本身产生影响的因素又有哪些？这些通过人体骨骼的研究可以取得让人耳目一新的结论。

四是研究人类的疾病、医疗、卫生等问题。现代人罹患的包括癌症在内的疾病及人类与疾病的斗争古已有之，对此进行考古学研究，对现代人类而言也許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五是研究人口问题。包括史前洞穴生活与人口、乡村聚落与人口、城市聚落与人口、人口迁徙、不同种群基因交流与混血、出生率与死亡率、移民与环境适应等。

六是研究人类的身体与文化的关系。人类的身体往往会因为某种特殊的习俗、信仰、惩罚、暴力冲突等原因而导致变形伤残，如考古发现古代人类的骨骼存在过拔牙、枕骨变形、颅骨开孔、纹身、口颊含玉石、缠脚、砍伤、断肢等各种现象，它们产生的原因大多与社会文化有关，借此可以探讨相关文化事象的发生、传播、流行及其所引起的诸多社会问题。

七是研究人类的个体、家庭、家族及遗传等问题。在古代墓葬考古中，墓主的身份往往可以得到确认，如前些年发现的曹操墓，通过骨骼考古，可以研究与曹操及其家族相关的一系列问题，甚至还涉及到现在的曹姓家族与曹操的遗传关系。这就让考古学从一般的大历史、大文化的研究切入到人的个体史与家族遗传史的研究中。

当然，作为横跨社会科学、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的学科方向，人体骨骼考古学研究的问题还可以不断拓展，这与使用先进的科技方法以及学者的创新思维有关。今天，有关学者已不再局限于依靠人体测量学及形态学方法研究人体遗骨，而是大量采用古DNA分析、人骨同位素分析、古病理学分析、头骨与牙齿非测量特征研究、数字摄影与影像分析、三维扫描、高精度CT扫描、超景深显微镜及扫描电镜、人像计算机颅面复原技术，以及临床医学、解剖学、法医学等领域方法，从而展现了人类骨骼考古学及人类生命考古学的广阔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