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 珠，张 波，李乃适，唐 彦，梅 丹，李大魁

中国医学科学院 北京协和医学院 北京协和医院 1药剂科 2内分泌科, 北京 100730

北京协和医院于1921年建院[1],药剂科是建院之初即成立的科室之一，曾先后被称为调剂部、药剂科、药房(含售药部、制药部及存储部)、药剂室、北京协和医学校药房、药局等。本文通过检索和系统梳理北京协和医院药剂科于1921—1951年间发表的论文和著作情况，旨在追溯其在建院最初30年的科研及学术影响力，为丰富中国医院药事管理研究提供资料。

1 文献检索

检索1921—1951年北京协和医院在册员工署名发表的论文、著作以及与北京协和医院药学工作相关的公告与报道，检索内容分为3部分：(1)网络检索PubMed、万方数据、中国知网数据库中作者单位为北京协和医学院药科、北京协和医学校药科、北京协和医院药科及北京协和医院药剂科的文献，检索词包括但不限于北京协和医院、北平协和医院、北京协和医学校、北京协和医学院、药房、药科、调剂部、药剂科、Peking(Peip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Peking(Peip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Hospital、Peking(Peip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and Hospital、Pharmacy、Department of Pharmacy、John Cameron、康约翰、Moody Meng、孟目的、Arthur Tye、叶进荣、Hsu Yin-ta、徐应达、Wan-heng Tu、杜万亨等，检索时间为建库至2020年6月30日。(2)手工检索综述中的参考文献及数据库中未收录的文献和著作。(3)其他资料包括北京协和医学院和北京协和医院院长年度报告、北京协和医学院档案中心人事档案、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档案中心数据库人事档案资料、散落在各地医药相关博物馆和收费网站的相关文献。排除药剂科员工离职后的所有论文及著作。

2 检索结果及分析

经检索和复核，1921—1951年北京协和医院药剂科共发表论文61篇，最早发表的20篇论文见表1；发表著作6部(表2)；出版处方集5版(表3)；参与编撰《中华药典》1部。

表1 1921—1951年北京协和医院药剂科最早发表的20篇论文

表2 1921—1951年北京协和医院药剂科出版著作一览表

表3 1921—1951年北京协和医院药剂科出版处方集一览表

2.1 论文：传递先进管理经验，引领药学学术发展

从论文发表时间分布来看，1921—1931年是药剂科科研论文的丰收年，国外期刊发表论文16篇，国内期刊发表的中文和英文论文共35篇；1932—1941年国内中文期刊发表论文10篇；1942—1951年无论文产出。由此可见，学术发展受时局动荡的影响较大。

从论文作者分布来看，第一任药房主任康约翰(Cameron J)发表论文47篇，占论文总数的77.0%(47/61)，反映其是一位勤奋、高产的药师和科室带头人。北京协和医(学)院建院宗旨为“科学济人道”，鼓励以科学研究推进临床医疗。1921—1927年的医院年度报告收录了当年各个科室的论文发表情况，仅1927年医院年报记录的当年发表论文题录中，药剂科主任康约翰即有7篇论文(图1)[3]。

图1 1927年北京协和医院年报记录的药剂科主任康约翰所发论文题录[3]

从论文主题分布来看，药品质量管理和调剂流程管理是当时的工作重点(47.5%， 29/61，图2)。分析康约翰所发论文的具体内容，可追溯我院药事管理的形成与发展脉络：1921—1923年重点向海外介绍当时中国医药政策和工作模式(2篇)；1923年重点关注毒药及含毒性药的贮藏检验调剂方法(3篇)以及含氯消毒剂的制备、检验与混淆品对消毒杀菌效果的影响(6篇)，1924—1925年主要提醒同行注意肾上腺素、四氯化碳和过氧化氢的降解稳定性及其效价检测，提出应对药品和原料药进行定性、定量检测(4篇)，并从调剂、制剂、库存、麻醉药管理、教学培训、处方集等多角度全流程分享北京协和医院的管理经验(7篇)；1926—1927年重点关注中国药品市场质量，强调当药品质量参差不齐，购买药品和药用原料时务必标注所需品质，并根据国外药典进行必要的定性、定量检测(10篇)；1928—1930年分别就压制片、皮下注射药物、挥发性全身麻醉剂、鱼肝油等制剂或剂型撰文介绍和探讨(5篇)；1932—1933年分4期连载“初级药科定量分析化学”(4篇)。论文内容从侧面反映出康约翰不仅乐于介绍和引入英国和美国的毒麻药管理法规、严格的操作流程、规范的药品质量管理与检验方法、实用型药学人才培训方法与教程，同时乐于向国际同行分享北京协和医院的药事管理经验和药品质量管理，向全球宣传北京协和医院药事管理模式和体会。

图2 1921—1951年北京协和医院药剂科论文主题分布

2.2 著作：本土化实用型药学人才培养教材的范本

6部著作中，康约翰著有5部，这些著作是在民国初期我国现代药学教育匮乏的大背景下编写和出版的教材，内容简明实用，不仅用于北京协和医院内部职工和进修生培训、学习，亦作为1929年开办的北平药学讲习所的授课与毕业考试用书，以及当时北平地区司药和药剂师的资格考试复习资料。

由北京协和医院药学人员联合华北药学会发起和创建的北平药学讲习所，将北京协和医院药剂科内部专业培训模式外延，获得了当时北平市卫生局的支持，并争取到协和医学院药理系捐助仪器和药品，以及洛克菲勒基金会驻京办事处捐助的开办费[4]。从《初级药科定量分析化学》的序言可知，讲习所毕业考试由华北药学会执行委员组织，考试类型和复杂难度分为司药和药剂师两种。

需要说明的是，孟目的的著作仅见于北京协和医院档案和文献[2]。在1931年北平药学讲习所第一批学员毕业时的《药刊》专刊上，孟目的以华北药学会的名义撰写发刊词，并与杜万亨分别从教学和研究的角度对北平讲习所的工作进行了总结，为后人继续和发扬药学教育、提高我国药品管理水平，打下了良好基础[5-6]。

2.3 处方集：创中国药品遴选与性价比管理之先河

北京协和医院第一版处方集于1922年出版，至1942年间先后出版了5版(图3)。这些处方集对于规范医疗机构内部药品使用与管理、保障教学医院的医疗安全与合理用药，发挥了积极作用；对于进一步探讨当时的流行病学特点、诊疗药品品种与发展、胰岛素-磺胺类药物-青霉素-过敏原检测试剂等标志性药物的使用年代等，均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

图3 1921—1951年北京协和医院药剂科出版的5版处方集封面

笔者通过分析发现，第1版与第2版处方集的篇幅和品种相差不大，且特意预留若干空白页用于增补药品时抄写。1927年第3版和1932年第4版改为口袋书形式,不再预留空白页,处方集中也不再包括试用药品目录。1935年曾再次印刷第4版处方集。1942年第5版处方集是篇幅最大、药品和制剂数量最多、管理法规与药品分类内容最全面的一版处方集。

对北京协和医院药事管理工作的海外报道，最早可追溯至JAMA于1923年刊登的书讯[7]，文中盛赞北京协和医院采用的科学遴选方式以及处方集模式(图4)。由此可见，北京协和医院的首版处方集在国内外均具有特殊意义。

图4 JAMA于1923年第81卷刊载书讯介绍北京协和医院第一版处方集

这些始于20世纪20年代的医院处方集表明，北京协和医院建院之初不仅在医疗、教学领域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在药品遴选、合理使用、处方审核、规范采购等药事管理方面也奠定了扎实的基础。处方集中品规数与制剂数量的变化，既体现了医院学科和病种的发展变化，也间接反映出我国制药工业的时代水平。

2.4 《中华药典》：推动我国药品质量管理水平

面对20世纪初中国药品市场上假药与赝品鱼龙混杂的局面，药学人员一直呼吁民国政府加强对药品质量的监管，呼吁编撰《中华药典》。时任北京协和医院药剂科主任的康约翰多次撰文呼吁警惕市场假药风险及撰写药典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基于上述现状及有识之士的强烈呼吁，1930年《中华药典》正式出版，北京协和医院药剂科药师孟目的为主要参编人员，北京协和医学院药理系伊博恩教授应邀参与中药部分的编目与审核。

随着《中华药典》的出版，孟目的联合其他编撰专家相继发表了9篇论文，介绍和宣传药典检测方法及其科学性，介绍药典编撰的过程和体会，体现了孟目的等药典编撰专家及药学专业人员对振兴祖国医药工业水平和药品管理水平的迫切心情[8-9]。

3 结语

1921—1951年北京协和医院药剂科发表了61篇论文、编著出版6部著作和5版处方集，参编1部《中华药典》，既反映了北京协和医院的药事管理、药品供应与工作流程变迁，与医院的医教研整体发展水平相契合；同时集中体现了在当时医药市场混乱与药学教育落后的年代，药学前辈们的药学水平和职业担当，他们能够独立潮头、勇于开拓创新，对我国药学事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

作者贡献：朱珠负责文献检索与文稿撰写；张波、李乃适参与讨论修改；唐彦、梅丹、李大魁参与项目组织与内容审核。

利益冲突：无

志谢：感谢北京协和医学院档案中心、中国医学科学院图书馆过刊部、《中国药学杂志》编辑部、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北京代表处、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档案中心的鼎力支持与无私帮助。

注:本文所有英文名采用如下翻译规则: 在民国杂志或回忆录等文献中出现过固定中文名的遵照原中文名翻译，其余按照《世界人名翻译大辞典》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