裘伟廷

毛泽东的名篇《纪念白求恩》让白求恩家喻户晓。可是，毛泽东和白求恩没有合影传世，殊为遗憾。在白求恩纪念馆内也只有一张画面是毛泽东亲切会见白求恩的油画：在延安一间没有什么陈设的房间里，毛泽东与白求恩在一张桌子两边面对面坐着，交谈甚欢。几年前，突然出现了一张毛泽东与白求恩在延安的合影。

一张珍贵的合影照片

2013年，在白求恩殉职70余年后，一张以往不曾看到过的珍贵照片——毛泽东与白求恩在延安时的合影，突然出现在一些研究白求恩的学者面前。

这是一张6cm×6cm的黑白照片，相纸发黄，稍有划痕，但画面依然清晰可鉴。照片的拍摄地点，推测是在延安的一间窑洞里，左上角可见透着光亮的窗棂。

照片是从侧面拍摄的，白求恩和毛泽东并排而坐，似乎是坐在小板凳上;两人都向前看，神情专注。毛泽东头戴红军帽，身着棉衣，双手托着下巴;白求恩则身着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军服，头戴青天白日徽章加两个纽扣的帽子。他俩的身后还有其他人的身影。

从神情来分析，毛泽东似乎并不知道有人在对他照相;而白求恩却似乎对照相有所准备——很可能，白求恩这位国际友人就是用自备相机请别人悄悄地拍下了这张照片。

而且，在那照片的背面，明确无误地记录了照片的关键信息“时间，地点，人物”。那依稀可辨的字迹，正是白求恩的亲笔书写：“Mao Tse Tung and Bethune Yenan May 1.38”（毛泽东和白求恩，延安，1938年5月1日）。不过尚不清楚，这个日期是指拍摄时间，还是照片洗印的时间，抑或是寄出时间？

据白求恩精神研究会的李深清等人考证，这张照片是真实的，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毛泽东与白求恩合影”，照片拍摄的具体地点、拍摄人等都需要继续考证。《白求恩精神研究会》会刊的马总编还分析：这张照片由于是白求恩用自备的柯达莱丁娜相机拍摄的，所以“这也是该照片没有在中国被发现的原因之一。据考证，1937年年底，白求恩动身来中国之前，专门在加拿大买了一台柯达莱丁娜Ⅱ型相机。从这张照片的取景和用光来看，不像是出自专业摄影师之手，很可能是白求恩让别人用自己的相机帮助拍摄的。白求恩应当是在离开延安、奔赴五台山之前，把照片洗印……”

这张合影照片的“问世”引出了许多谜。比如，他们在看什么？他们见面时谈了些什么？再比如，毛泽东与白求恩在延安见过几次面？有其他合影照片吗？还比如，这张“问世”的合影照片是真的吗？它是如何被人们发现的？等等。

影响白求恩生命的延安经历

既然合影照片的产生地点在延安，那么我们首先追踪一下白求恩在延安的经历。延安，当时对于整个世界来说，充满了神奇色彩，对于白求恩来说也是如此。自从1935年10月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来到陕北后，延安便成為中华民族希望的象征。白求恩在中国停留的时间不足两年，驻留延安不过月余，但延安对他的生命历程影响深远。

1938年1月8日，作为著名的胸外科专家，白求恩率加美援华医疗队乘“亚洲女皇号”邮轮，自加拿大温哥华港启程来华，支援中国抗日战争。1月20日，经过了13个昼夜的长途颠簸，白求恩到达香港。随后，从香港转乘飞机来到了武汉。在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的安排下，白求恩从武汉乘火车到山西，再改乘卡车前往延安。经过70多天数千里的旅程，躲过了无数次日本飞机的轰炸，1938年3月31日，白求恩的医疗队终于平安抵达延安。

刚刚安顿住下，白求恩便向卫生部领导提出了想见毛泽东的请求。次日，白求恩与毛泽东见面。然后，在毛泽东建议下，白求恩决定先在延安为八路军培养一批真正的医护人员，为此他亲自编写教材，亲自为八路军医生上课。平时，白求恩积极开展医疗活动，为延安的干部群众看病做手术。他还以满腔热情去抗日军政大学和陕北公学作演讲，赴党政机关作报告，等等。白求恩在延安工作的时间虽然仅一个月左右，但他却以自己的勤勉、辛苦以及精湛的医疗技术和热情的服务，给延安军民留下了永不磨灭的印象。

从4月中旬以后，白求恩除工作之外，最重要的事就是请求组织上尽快批准他带领医疗队，奔赴抗日前线。毛泽东虽早就答应过白求恩的请求，但一方面前线战事吃紧，情况复杂，会危及白求恩的安全;另一方面，延安来了这样一位著名的外科医生，显得多么宝贵，人们给予白求恩以热忱与信任，劝他留在延安，迟迟不愿为他安排到前线的行程。

为此，白求恩曾生气地扔出一把椅子，砸破窑洞的木质窗棂。大家都对他好言相劝，但白求恩根本不听劝解。无奈，人们只得把毛泽东请来。白求恩当着毛泽东的面，还是那句话：“军医的岗位在前线！”（这也是两人的一次非正式会见）终于，他如愿前往晋察冀军区。聂荣臻司令员聘请他担任军区卫生顾问，于是，在华北抗日最前线，活跃着以一个外国人为首的八路军战地医疗队。不幸的是，一年半后，白求恩在抢救伤员时左手中指受伤感染，在河北省唐县黄石口村逝世。

白求恩何时离开延安？资料记载不一。一种说法，在延安拜会毛泽东之后，1938年4月24日，白求恩和加拿大医生查理·布德一起离开延安，前往晋察冀敌后抗日根据地。在这种说法下，那么照片后面所写的“1938年5月1日”，似乎指照片洗印的时间。另一种说法，1938年3月31日到达延安后，他们驻留月余，因此关于白求恩离开延安的时间，所见资料多是“五一”之后（有些具体到1938年5月2日），才前往华北抗日前线。在这种说法下，那么照片后面所写的“1938年5月1日”，很可能指的是照片的拍摄时间。

不过，根据文献记载，“五一”这天没有毛泽东活动的记载;而1938年4月期间，毛泽东在延安参加了7次重大的活动，有的还发表讲话，白求恩很可能参加了毛泽东在4月间的某次活动，拍下这一珍贵照片的吧！至于照片后面所写的“1938年5月1日”，也许反映了其他情况发生的日期，比如是将照片寄出去的时间。

毛泽东正式会见白求恩

据称，白求恩一行到达延安后，第二天即4月1日（另一种说法是4月20日）晚上，在凤凰山麓的窑洞内，白求恩受到了毛泽东的接见，琼·尤恩（与白求恩一起来华的加拿大女护士）、黎雪（延安方面给白求恩配备的翻译）任翻译。

一见到白求恩，毛泽东就笑着说：“欢迎，欢迎，一路辛苦了。”两人走进窑洞，坐在炕上亲切地交谈了起来。白求恩说的第一句话是：“毛主席，我是加拿大共产党员，这是我的党证。”说着拿出党证双手交给毛主席。毛泽东高兴地说：“我们志同道合嘛。”

在这次会见中，两位素昧平生的伟人第一次见面就倾心长谈数小时，从世界反法西斯斗争谈到国内政治和军事局势。当谈及晋察冀前线八路军伤员的救护情况时，毛主席问白求恩：“你认为什么样的方式才能最有效地救治前线的伤员呢？”白求恩恳切地回答：“组织战地医疗队，到前线去抢救伤员。我带来了一批医疗器械，足够供给一个战地医疗队使用。”“只要在前线附近拥有战地医疗队，重伤员中百分之七十五一定可以救过来。”

然而，这个时候的毛泽东，更希望白求恩能够留在延安。因为当时，整个八路军都非常急缺受过专业训练的军医，毛主席希望白求恩能在延安开办卫生学校，培养更多的专业医疗人员，这样才能救治更多的伤员。听完毛泽东的想法，白求恩接受了这项任务。毛泽东允诺，在完成这项任务后，将由白求恩组织中国第一个战地医疗队，并由他带队去华北战争前线——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毛泽东与白求恩会见的时间，一直持续到午夜之后。

不过，80多年前，白求恩在延安与毛泽东见面的情景，具体谈了些什么，迄今为止，没有留下任何照片和正式文献记录。一些对毛泽东与白求恩会见的有关描述，基本依赖于当事人——毛泽东、白求恩和翻译等的片段回忆（尤恩、黎雪都写有各自的回忆录）以及白求恩研究者们的一些合理推测。

1939年12月21日，在《纪念白求恩》一文中，毛泽东提到“我和白求恩同志只见过一面”，指的就是这次会见（指正式会见）。但是，仅仅这一面之缘，毛泽东就给白求恩留下了深深的印象。会见当夜，白求恩回到窑洞，仍然非常兴奋，在烛光下，白求恩坐在炕上，膝盖上放着打字机，记下了这样的日记：

我在那间没有陈设的房间里和毛泽东同志对面坐着，倾听着他的从容不迫的言谈的时候，我回想到长征，想到毛泽东和朱德在那伟大的行军中，怎样领着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途跋涉，从南方到了西北丛山里的黄土地带。由于他们当年的战略经验，使得他们今天能够以游击战来困扰日军，使侵略者的优越武器失去效力，从而挽救了中国。我现在明白，为什么毛泽东那样感动每一个和他见面的人。这是一个巨人！他是我们世界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

据此，有一点可以肯定，即白求恩在延安期间，毛泽东和白求恩的正式会面就只有一次，或者说，这是白求恩与毛泽东仅有的一次见面会谈。至于非正式的会面，比如路上邂逅、在同一会场听报告等情况，无从精确统计。也许，那张合照正是在其中一次非正式的会面时所摄。

通过这张照片，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明确，毛泽东和白求恩的会面不止一次。比如上面说过，在4月期间，毛泽东在延安参加了7次重大的活动（白求恩也许参加了其中的几次），或者还存在毛泽东和白求恩都参与的其他活动（可能相对不那么重要）。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这张照片不是他们对话的场景，而是他们共同参加某个活动的记录。

照片是怎样被发现的？

现在来讲一下，人们对于毛泽东和白求恩可能存在的合照，曾“踏破铁鞋无觅处”，那么，这张珍贵的毛泽东和白求恩的合影照片，是在什么时候，又是在怎样的情况下，被中国哪些有心人发现的呢？

2013年春天，一位在广州任教的加拿大籍华裔、中国名叫“铁原”的青年，通过白求恩精神研究会网站，提供了重要信息：加拿大有个名叫比尔·史密斯的老人，保存着毛泽东和白求恩在一起的照片;此外，比尔还藏有白求恩写给友人的重要信件及其他珍贵遗物。

此事立即引起白求恩精神研究会的学者李深清的重视。因为无论是国家档案文献、党史文献、图书资料，还是当年和白求恩一起战斗过的老同志，都不曾发现或听说过有毛泽东和白求恩在一起的照片。在摄影家沙飞、吴印咸等拍摄的白求恩的照片资料中，也没有白求恩和毛泽东在一起的画面。白求恩精神研究会作为专门研究宣传白求恩精神的社会团体，尽管搜集了大量白求恩有关的史料，也未获得过毛泽东和白求恩合影照片的任何信息。

于是，在时任白求恩精神研究会会长李超林支持下，李深清前往广州会见铁原。经广州军区总医院大力协助，铁原提供了这张珍贵照片的复印件，以及其他重要资料的复印件。据铁原介绍，他和比尔是在加拿大伦敦市的公益活动中认识并成为好朋友的。比尔经常说起他的家史和白求恩，“比尔告诉我，白求恩大夫在中国期间，给他的母亲写过很多信件，并在日军包围晋察冀根据地时，也能通过巧妙的方式传递到加拿大……比尔很希望与中国白求恩精神研究会建立联系，以讲述更多与白求恩大夫以及他的有着中国渊源的国际主义家庭鲜为人知的事迹……”

对于铁原提供的信息，白求恩精神研究会成员自然会产生一些疑问：这张照片是真实的吗？比尔怎么会有这样一张照片？为什么这一珍贵的歷史文物，竟然埋藏了这么久才见天日？慎重起见，本着对党的历史负责、对社会和后人负责的态度，白求恩精神研究会开始对这张照片的真实性、拍摄的时间、地点等问题，展开进一步的调查考证。

一方面，通过国家图书馆、中央党史研究室，以及延安干部学院和延安革命纪念馆，查阅大量资料，查证毛泽东当时在延安重要活动的详细记载，并与多位专家进行深入探讨。另一方面，把这张照片和毛泽东在延安时期，特别是1938年拍摄的数十张照片进行比照研究，其中有不同角度、不同场合的，同时根据着装和神态辨认。专家们一致认为，可以确认这是毛泽东当时的一张照片。于是，这张照片的真实性得到确认。

尤其是白求恩在照片背后的签名，与白求恩的其他签名字体高度一致。另外，白求恩十分珍惜这张照片，寄给加拿大最好的朋友莉莲，由于莉莲的影响和珍惜，使得莉莲的儿子比尔也格外重视保存这张照片。这些情况也从另一个角度证明，照片的真实性和可靠性毋庸置疑。

照片的拥有者

通过铁原，人们进一步了解到，这张照片的拥有者比尔，1942年出生，现住在安大略省伦敦市，退休前从事物业管理工作。据说，长期以来，比尔一直过着离群索居的生活，至今未婚，也没有亲属，孤身一人，他长期热衷于社会救助等公益活动。如果不是比尔对中国怀有深厚的感情，他不会主动向铁原展示自己的收藏，那么这张照片的披露还不知道要多久，甚至可能永远也不会有它重见天日的一天了。

比尔这个老人与中国相当有缘：他的爷爷是英国传教士，受英国教会派遣，1890年到中国传教，一直住在贵州，后来成为贵阳市圣公会教堂的大主教，在抗日战争中殁于贵阳，永远留在了中国。其父亲塞瑟尔·史密斯，1901年出生在贵阳，青少年时代在贵阳上学，后到山东曲阜和上海上学。20世纪20年代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直到在北伐战争期间，国共关系破裂，他回到了加拿大。据称，比尔的母亲莉莲也出生在中国。

据比尔说，他的父母在20世纪30年代与白求恩相识，并成为亲密战友。比尔说：“我的父母都是加拿大共产党员，他们一起并肩战斗过。”比尔的父母都是20世纪30年代北美共产主义运动的积极分子，其父亲曾领导了北美的工人运动。当比尔的父亲率领加拿大反法西斯国际纵队奔赴西班牙浴血奋战时，白求恩自告奋勇，放弃了大医院优厚的待遇，担任了国际纵队中的医疗负责人。可见，比尔的父亲和母親都是白求恩的挚友。

白求恩曾感染过肺结核，在濒死的体验中，他成功研制发明了一种新的治疗方式。比尔说莉莲也曾得过肺结核，并且“我母亲也是被他治好的，他摘掉了我母亲一半的肺叶”。

当西班牙反法西斯事业遭遇挫折时，白求恩一度感到迷惘，莉莲说服白求恩到中国去，告诉他——“你应当去中国，因为那里的抗日战场更加需要你”，白求恩这才奔赴神州大地，后来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流尽了最后一滴血。而且，莉莲还与加拿大共产党及教会组织联络，帮助白求恩筹措到中国去的经费和安排通行手续。这也是目前了解到的白求恩到中国的最初动因和具体过程。

白求恩在中国抗日前线，曾给比尔的母亲莉莲写过许多封信，向她介绍八路军抗日情况和他的工作感受，也送给莉莲许多照片，而这张毛泽东与白求恩的合影照片，便是白求恩送给莉莲的许多照片中的一张。据说，白求恩在信中，渴望与莉莲在中国一起奋斗，但她最终还是因病不能践行“同返中国”之约。不过，白求恩还是时刻记挂着她，并在遗书上特意提及莉莲，要送一面“日军大旗”给她留念。

寻找照片原件

加拿大籍华人作家李彦，是一位研究白求恩的学者。2013年夏天，为了推动一个与白求恩相关的文化项目，李彦回到中国。在拜会白求恩精神研究会的一批志同道合者时，她获知该会近期在加拿大发现一张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毛泽东与白求恩的合影照。在白求恩精神研究会那里，李彦看到那张黑白照片的复印件时，她立刻就断定，该照片具有重大的价值。受白求恩精神研究会有关合影照片捐赠事宜的委托，以及自己对于“合照”之谜揭破的驱动，李彦开始参与寻找照片原件的行动。

李彦返回加拿大之后，立刻就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朋友、远在蒙特利尔的法裔女作家米雪，让她打听一下这个比尔。过了很久，李彦才收到了她的一封电邮：“我们已经找到了比尔，并和他见了面！他手中有很多白求恩写给他母亲的信……”原来，细心的米雪不但找到了比尔，还与他见了面。然而百密一疏，米雪和她的朋友们虽然已会晤过比尔了，却对他的家庭住址和联络方式一无所知。不得已，在接下来的一年里，李彦在加拿大茫茫人海中苦苦寻觅比尔。

经过网上搜索，李彦居然发现了比尔老人的踪迹。原来，早在2012年春天，英文媒体就已刊登过新闻，报道了老人手中珍藏有历史文物这一消息。此后，李彦在一位英国记者的协助下，几经周折，终于在加拿大安大略省伦敦市找到了那张毛泽东与白求恩珍贵合影照片的拥有者——比尔·史密斯，并和比尔约定了见面的时间和地点，于是在2014年夏天，李彦首次采访比尔。

而后，在一个初秋的傍晚，李彦应约来到比尔的家，上门继续进行采访。在落日的余晖笼罩着百年老屋幽暗的客厅里，可以看到靠墙立着的木架上，有一个巴掌大的镜框，里面是一张黑白照片。照片里女郎正当妙龄，身穿深色毛呢大衣，发髻上斜扣了一顶贝雷帽，明眸皓齿，优雅端庄。李彦猜测，这就是莉莲的倩影。这个猜测很快得到证实，比尔略带自豪地说：“当然，我的母亲非常美丽，这是公认的！”

莉莲出生于1906年，比丈夫小5岁。当比尔的父亲于1958年去世时，她才52岁。丈夫去世后，莉莲独自一人居住在多伦多城北一座红砖小屋里，度过了深居简出、默默无闻的岁月，直到离世。而莉莲拥有那张合照以及其他纪念品的秘密，不知为什么，她生前一点也没有给儿子讲过。也许，这与那时的社会环境有关——长期以来，共产主义运动以及活动家在西方世界（包括加拿大）所遭受的歧视与打压。

比尔还对李彦说，他的母亲于1977年去世，他在整理遗物时，从母亲卧室梳妆台上的一只黑色、雕刻精美的漆盒里，发现了一个残破的信封，里面珍藏着白求恩在临终前两个月写给莉莲的最后一封信，残破的信封里是一页边缘磨损的信纸，那是白求恩写给莉莲的最后一封信，而夹在信纸中间的就是这张毛泽东与白求恩的合影原件。2012年春天，比尔通过某英文媒体向外界透露了这张照片。2013年春天，他又向铁原提到了这张照片。

珍贵照片的无偿捐赠

李彦教授多次斡旋于中国白求恩精神研究会与收藏者比尔之间，并最终促成在2015年9月，在中国人民纪念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比尔这位加拿大老人、白求恩亲密战友的后代，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将这张毛泽东与白求恩的珍贵合影照片，无偿捐赠给中国——拟由华夏文化遗产基金会转交至中国军事博物馆，使得这份珍贵遗物可以为更多深受白求恩精神影响的中国人所鉴赏。

“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到中国，此行的目的就是要把与白求恩相关的珍贵的历史文物带回中国。”73岁高龄的比尔如是说，“我已渐渐老去，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世。我认为在我死去之前应该将这些文物归还给中国，因为我不知道在我死后其他人会如何处理这些遗物，所以我要亲自把这些文物送回来，了却自己的一桩心愿。”

多年以来，在共产主义运动以及活动家在西方世界遭受歧视与打压的情况下，比尔执着地坚守父母的信念，而且一直珍藏着父母的遗物，至今仍认为应该把白求恩和毛泽东的照片等遗物送给中国。

在比尔捐赠的这批文物中，最引人注目的，便是那张毛泽东与白求恩的合影照片。与这张合影一同捐献的文物，还有白求恩单身照、莉莲单身照各一张，白求恩写给莉莲的最后一封“爱情信”，两把西班牙战刀，等等。

这张此前从未公开过的照片，终于来到它最合适的地方——中国。但与它相关的一些谜，有的揭开了，有的还有待于继续探索。比尔老人也说，对于这些事情，他“从未听母亲提及过，所以也不了解”。看来，这个存在80余年的“合照”之谜，并未完全揭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