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肖胜

经过16、17世纪之交的世界大变革，中国人对外态度发生了重大变化，各类人士都介入了中外事务，从不同的角度渗透当时的外贸活动，并对政府制定相关政策施加影响，这是明朝以前所未有的现象。

各级官吏利用职权染指中外贸易

从当时参与中外事务的各级官员情况看，可分为三种不同的类型：

第一类：积极支持对外贸易并要求制度改革。这些官吏从地方政府实际需要出发，力图解决基层存在的经济和民生等棘手问题。如广东省文武官员每月的俸禄大多以洋货代替，但政府闭关以后，洋货进口锐减，影响了大小官员基本收入和生活，《明史》卷三二五记载了林富上书坦陈的实际情况。他说：“粤中公私诸费多资商税，番舶不至，则公私皆窘。”为此，他提出与佛郎机通商贸易对中国有四利：“祖宗时诸番常贡外，原有抽分之法，稍取其余，足供御用，利一﹔两粤比岁用兵，库藏耗竭，籍以充军饷，备不虞，利二;粤西素仰给粤东，小有征发，即措办不前，若番舶流通，则上下交济，利三;小民以懋迁为生，持一钱之货，即得辗转贩易，衣食其中，利四。助国裕民，两有所赖，此因民之利而利之，非开利孔为民梯祸也。”他认为，沿海地区对外通商问题已经与地方经济发展和老百姓的生活无法割开，甚至成为决定地方官吏和老百姓生存的关键。林富上书后，明朝廷采纳了他的建议，将广东对佛郎机开放。

福建巡抚涂泽民在隆庆皇帝一登基就上书痛陈政府实行海禁的弊端，力主开放海禁，与海外通商。隆庆皇帝终于下定决心废除海禁政策，允许船商巨贾“准贩东西二洋”货物，掀起了中国海上贸易全面开放的热潮。

第二类：对中外各种贸易交往活动持默认态度，实际上，这是支持已成事实的中外贸易交流。我们从《粤剑编》的作者王临亨在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九月十四日晚与两广总督戴耀的谈话中可以看出地方官员的态度。

大中丞戴公，再度宴余于衙舍。尔时海夷有号红毛鬼者二百余，挟二巨舰，猝至香山澳，道路传戴公且发兵捕之矣。酒半，余问戴公：“近闻海上报警，有之乎？”公曰：“然。”“闻明公发兵往剿，有之乎？”公曰：“此参佐意也。吾令舟师伏二十里外，以观其变。”余问：“此属将入寇乎？将互市乎？抑困于风伯，若野马尘埃之决骤也？”公曰：“未晓，亦半属互市耳。今香山澳夷据澳中而与我交易，彼此俱则彼此必争，澳夷之力足以抗红毛耶？是以夷攻夷也，我无一镞之费，而威已行于海外矣;力不能抗，则听红毛互市，是我失之于澳夷而取偿于红毛也。吾以为全策，故令舟师远伏以观其变，虽然，于公何如？”余曰：“明公策之良善，第不佞窃有请也。香山之夷，盘踞澳中，闻可数万。以数万众而与二百人敌，此烈风之振鸿毛耳。顾此二百人者，既以互市至，非有罪也，明公乃发纵指示而歼之，于心安乎？倘未盡歼，而一二跳梁者扬帆逸去，彼将纠党而图报复。如其再举，而祸中于我矣。彼犬羊之性，安能分别泾渭，谓曩之歼我者非汉人耶？不佞诚効愚计，窃谓海中之澳不止一香山可以互市，明公诚发译者好词问之，果以入市至，令一干吏，别择一澳，以宜置之。传檄香山夷人，谓彼此皆来宾，各市其国中之所有，风马牛不相及也，慎毋相残，先举兵者，中国立诛之。且夫主上方宝视金玉，多一澳则多一利孔，明公之大忠也。两夷各释兵而脱之锋镝，明公之大仁也。明公以天覆覆之，两夷各慑服而不敢动，明公之大威也。孰与挑衅构怨，坐令中国为池鱼林木乎哉！”戴公曰：“善。”遂乐饮而罢。

可见，广东无论与葡萄牙还是荷兰贸易都有利可图，至于这两国如何争夺对华贸易权，如何为争权夺利而发生战争，这一切都与中国没有多大关系。但王临亨认为，戴耀作为广东地方主要官员，应对葡、荷的争夺有明确意见，即如果两国都是为互市而来，两国之间不必要发生战争，如果哪个国家“先举兵者，中国立诛之”。从经济效益来考虑，中国应劝两国罢兵而与中国互市。

地方官员对违禁货物买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史料记载很多。如在中国海禁时，浙、闽沿海商民私造双桅大船，擅自交易军器火药，为外商购置违禁货物，地方官对此是“佯禁而阴许之”。这种地方官“不负责任”的记载在《明实录》中比比皆是，以至于明政府三令五申，要求“各巡按御史速查连年纵寇及纵造海船官，具以名闻”（《明世宗实录》卷一五八）。这表明，地方官员明察下情，不敢去违背大多数民意，“畏惊莫敢诘”。

第三类：官员直接参与中外贸易，或者利用职权分利。曾任南京大理寺丞的林希元是一个在中外贸易活动中极为活跃的人物，他晚年在老家闲住期间，新任浙江巡抚的朱纨说他“或擅受民词私行拷讯，或擅出告示侵夺有司。专造违式大船，假以渡船为名，专运贼赃并违禁货物”（《明经世文编》卷二○五）。但林希元坚持认为，葡萄牙人来中国的目的是想和沿海商人和平开展贸易活动，并非像个别官员所讲的那样杀人越货，无恶不做，相反，葡萄牙还帮助中国消除了海寇力量。

还有的官员与中外商人建立了友谊，或者结为亲家。这类官员以受贿分享其利的人为最多，他们大都纵令中外商贩交易，自己不直接加入，却能坐享其成。《明世宗实录》记载，嘉靖八年（1529年），盘石卫指挥梅毕、姚英、张鸾等守黄华寨，授牙行贿，纵令私船入海为盗，通易番货，劫掠地方。

所以，从官员直接或间接参与外贸的情况看，他们态度较以前变化的主要原因是对财富的渴求，无论是出于公的愿望，或者是个人的目的，他们从未完全禁止贸易。事实上，他们允许增加贸易。

地方军队介入中外贸易活动

到了明中后期，中外各种走私势力、欧洲商人与海寇、倭寇遥相呼应，明政府沿海守军力量单薄，不得不从各地调派军队，并增加卫所、堡寨等以助守卫。

但中央政府在东南沿海如此庞大的驻军与防御网络却在16、17世纪商品经济的冲击下失灵了。历史资料记载，官兵对走私贸易活动放纵不管，甚至直接参与走私贸易活动。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张维等二十四将共造一大船接济番船，官府莫能禁。嘉靖四十年（1561年）正月，朝廷派兵三百人前往抓捕，二十四将率众公开抵抗，杀死官兵三名，这就是福建漳州月港有名的“二十四将反乱”事件。

事发后，二十四将更加肆无忌惮。史料记载：“各据堡为巢，旬月之间，附近地方效尤，各立营垒，各有头目，名号曰二十八宿，曰三十六猛，是年春，攻破虎渡城，又攻田尾城、合浦、渐山、南溪诸处，滨海之民害甚于倭。”（乾隆《海澄县志·寇乱》）主张开放海禁的抗倭名将、时任淮扬巡抚的唐顺之说：“今海贼据浯屿、南澳诸岛，公然擅番舶之利，而中土之民交通接济，杀之而不能止，则利权之在也。”（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福建》）所以，他多次要求政府正确对待中外之间的贸易，开放市舶，使利权在国家，不能让利于奸人。《筹海图编》记载了嘉靖皇帝的担忧，他与巡按御史金豪谈话时十分忧虑地说：“军民趋利忘害，而各处轻生之徒攘臂向前，私通贸易……若不预行究治，恐祸患日深，卒难禁制也。”

地方豪族介入中外商品交易

明朝地方的豪族大姓有一定的政治和经济实力，加上他们与地方官员互相串通勾连，成为东南沿海通商贸易和支持改革开放的主体，客观上对东南地区的经济发展起了积极作用。因此，在明朝中外交易活动中，他们是真正的幕后推手。史料记载，这些豪族大姓公开参与中外贸易活动，自家庭院成为中外商人囤积违禁货物、窝藏外国商人的场所，如何防护他们成为地方官员和守军防卫最头疼、最棘手的难题。

从胡宗宪的《筹海图编》记载看，东南沿海的商民趋利忘义，到处都有接济外商的人，尤以福建漳州、泉州为甚。“漳、泉多倚著姓宦族主之，方其番船之泊近郊也，张挂旗号，人亦不可谁何。其异货之行于他境也，甚至有借其关文，明贴封条，役官夫以送出境至京者。及其海船回番，而劫掠于远近，地方则又佯为之辞曰‘此非此伙也，乃彼一防也，讹言以惑人听。比及上司比责水寨、巡司人等，间有一二官军捕获寇盗人船解送到官，彼为巨盗大驵屯住外洋者，反役智用幸致使者，著姓宦族之人，又出官明认之曰：是某月日、某使家人、某姓、某处籴稻也，或买杉也，或治装买匹帛也，家人有银若干在身，捕者利之，今虽送官报赃，尚有不尽法合追给，或者有司惧祸而误行追惩，但据赃证与所言之相对，不料所言与原情实不同，其官军之毙于狱而破其家者，不知几也。彼巧于谗而计行此，屈于威而难办，奈之何哉？以致出海官军不敢捕获。”黎秀上书曰：“本职欲行禁治，恐澳甲势要抗拒不服，反速其祸。”朱纨在东南沿海省份巡察时，对勾引接济外番的大姓采取强硬措施，并杀李光头等九十六人，他的措施与行动受到福建籍官员如主客司林懋和、御史周亮、给事中叶镗、御史陈九德等人的强烈反对。后来，朱纨被革职，他只好在“纵天子不欲死我，闽、浙人必杀我”的绝望声中饮药自杀，这足见豪族势力之大。

从大量历史资料记载看，明朝地方豪族大姓参与中外交易的主要方式有以下几种 ：

一是直接造船加入貿易活动。“当是时，地方承平日久，户口殷富，豪家大贾往往以势利相高，公然修造大船，遍历诸郡（扬帆而去，满载而归），金宝溢于衢路……”

二是充当走私商人的保护伞。“而闽、浙间奸商猾民见利厚，私互市违禁器物，或托官豪庇引，有司莫敢谁何。”

三是为走私物品提供屯积场所。豪族大姓为走私商人提供物品存放地，并在遇到官府稽查走私船时，公开为之辩护。

通事积极参与中外贸易活动

通事是明朝处理外交事务或担任翻译任务的官吏，是当时沟通中外语言障碍的桥梁，在对外贸易活动中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这些人利用频繁接触外国人的便利条件，积极参与中外贸易活动。

从史料记载看，明朝通事对中外贸易的影响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境外华人担任来华使团译员或随员。明朝来华的外国使团中多以中国人为翻译，这些人不是明政府官方配备的，而是在外国使团来华前，从定居国华人中选取。如正德三年（1508年），满剌加国派使团来广东，要求与明朝通商贸易，随团来华的通事亚刘为江西人，本名叫萧明举;嘉靖二年（1523年），在浙江宁波互争真伪贡使团事件中，随团的日本贡使宋素卿为鄞县人，本名叫朱缟;琉球国的左长史朱辅为江西饶州人，在该国任职多年，后随贡使团出使明朝时，要求明政府许其致仕还乡;佛郎机翻译火着亚三也自称是华人。清代学者赵翼说，万历年间，渤泥国的海澄人李锦、潘秀、郭震等人，为荷兰人能进入中国境内贸易穿针引线，贿赂当时位高权重的明朝税使高寀，后来，荷兰人占据了澎湖并把澎湖作为与明朝贸易的根据地。

二是明政府为来华使团配备的官方译员。这些人利用给外国使团担任译员的便利条件，一方面利用外国人向明政府索取额外钱财，千方百计谋取个人私利。明嘉靖后期和隆庆初年担任内阁首辅的徐阶在《岁考通事官生》中谈及通事管理的弊端时说：“或教唆夷人额外求赏，成增添物价，随数分取。”另一方面，他们还向外国人诱取货财，如果外国人不配合，他们会利用译员职权从中作梗。成化年间官至兵部尚书、太子太保的余子俊在《增重国体事》奏章中真实地写道：“访得近年以来，有等小通事，自恃能专其事，诱取夷人货财，中间有不与者，动辄交通来路通事，并伴送官舍，巧为词说，务动其心，与其捏写番文，连篇奏进，及查所奏事理，率皆谬妄之言。”因事情牵涉外国人和明政府形象，通事在中外交往中索贿受贿情况弄得明朝政府防不胜防。为不使外国人贻笑中国，明政府一再重申，通事应遵守外事纪律，明确其职责“本为传译四夷言语，以通其情，有一句传译一句，有十句传译十句，不妄为加增，不曲为减少”。同时，明政府还严明外国使团来华手续，明确告知外国人，不许与通事勾搭，避免上当受骗，政府委派官员稽查通事勾引外国人情况，对查出事实者，奏送官府问罪。

为了能在中外交易中充当通事并获取私利，明中期的一些富商贵族想方设法让后代考取四夷馆。嘉靖十六年（1537年），礼部尚书严嵩主考四夷馆译员，富商用钱买通严嵩，有二十四名富商子弟被正式录取。

史书记载，由于官方指定的翻译在明中后期日益发展壮大的民间贸易中地位重要，并且权限很大，所以，东南沿海很多华人仿效日本和葡萄牙人的装束打扮，或说外语，或充当翻译，获得与牙人、揽头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人，是明朝中后期中外交易中一支十分活跃的力量。

宦官对中外贸易活动的干涉

明代宦官干政的现象十分突出，是以前任何时代都无法比拟的。在中外交往过程中，由于皇帝委其总揽市舶司征税大权，凡中外进出口商货的抽税一律经由宦官所在的市舶司主持，因此，他们对于明王朝中外经济交往中的影响比任何一个部门都要大。

嘉靖、隆庆时期，太监已经把持了包括市舶税在内的各类商税，尤以万历年间为甚。《明史》记载，太监主政的市舶司征税范围包括房租税、珍珠税、盐税、船舶税、茶叶税、名木税、店铺税、鱼苇及门摊商税、油布杂税等。管辖的重点区域有天津、广州、京口、两淮、浙江、成都、重庆、湖口、荆州等地方，形成了“中官遍天下，非领税即领矿，驱胁官吏，务朘削焉”的局面。

在明中期，对中外贸易事务参与和干预最突出的要数福建税使高寀了。我们依据福建巡抚袁一骥的奏疏内容了解到他是如何瘋狂掠夺的：

第一，私自打造明政府所禁的双桅海船两艘，专门往来日本，置办通倭禁物，如番缎、龙凤红袍、建铁刀坯、硝磺、铅、锡、湖丝等，价值数十万两白银。

第二，所造通倭之船运载上违禁货物，船上悬挂总督闽广的黄色旗帜，往来海上畅通无阻，官兵不敢盘诘，更不敢稽查扣留。

第三，走私船泊于福州南台造船厂附近时，上载违禁番货及下海枪刀、弓弩、鸟铳、火药等，福州府的一位从六品官员因为诘问盘查，竟然被拘留到税府关押。

第四，在家私养流倭，召集亡命之徒传习刀法，在城外开办多处训练场所，训练侍卫亲军。这些亲信被安插到沿海地区，占据有利地带，网罗奸诈亡命之徒，假朝廷之名，在闽、粤二省公开走私贸易，坐收天下半壁之利。

第五，对各种海上船舶商人征收重税。在闽十六年，搜刮数十万金，但其所进献给皇帝的，不到百分之一，余皆私利。各地商人为了在贸易中获利并少受其盘剥，争向高寀贿赂钱财。

第六，荷兰为了在福建打开对华贸易缺口，与高寀商定以三万金作为互市通商的条件。

从史料记载可以看到，税监对福建金行、珠行、宝石行、盐商、绸缎铺户等任意勒索，其所养家丁、宾客谋士、歌童舞女的一切饮食及所有米菜酒果，每天耗费五十余金，全部由各种商铺免费供应，致使很多商民倾家荡产，非投水即自缢身亡。史料记载，巡抚袁一骥的府门前每天有一百余人泣诉喊冤。当商人听说高寀即将离开福建时，数百人共赴高寀住处，要求他偿还货款，高寀就指挥所养亡命之徒持刀乱砍，导致潘六、蔡廷机等二十余人被杀，郑钦、陈怀等三十余家店铺及房舍被烧。第二天，数千人云集税府前抗议，高寀率家丁二百余名，冲击巡抚办公场所，劫持袁一骥为人质，最后又劫副使李思诚、佥事吕纯如、都司赵程等作为交换条件，才把袁一骥放出来。

与此同时的其他省份，商民与税监的矛盾也被激化。苏州发生了反对税监孙隆的事件、广东发生了反对税监李风的事件、江西发生了反对税监潘相的事件，云南发生了火烧税监扬荣的事件。当皇帝获知税监激起民愤时，有的调回京城，有的进行了查办，也算是不得已而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