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流动的时代，“地方”失去了其稳定性，而处于流动和变化之中。

在前现代社会，社会流动是缓慢的，甚至大多数人终其一生都不曾远行，而是生活在熟人的世界里。因而，在长期稳定的环境中，地方的语言、文化、习俗与建筑得以形成。这种地方性包含着独特地看待世界、事物与人的视角。“地方”是一种视角，但这并不是说“地方”是一种自足的存在。

“地方”作为讨论的对象，并不单纯是指作为地理学意义上的空间，更是作为政治学、人类学乃至文化意义上的空间。“地方”除了长期所形成的特性之外，在很大程度上它也被政治意义上的中心所统摄。因此，“地方”是非中心空间，但在中心的目光之内，并被中心的话语所辐射。于是，中心与特定的空间构成了一种话语上的垂直关系。

进入现代社会以来，社会开始加速流动。在流动的社会，人与其所生活的空间的关系不再稳固和坚实，与之相应的是一切事物都从稳固性中挣脱出来。经验的更新速度开始超过了经验形成的速度，即一种新的经验尚未被稳固并作为指导未来的方式，就被一种更新的经验所刷新。经验给我们的获益越来越少。

中国近100多年的社会也不可避免地主动或被动地卷入现代社会的流动之中，原有的社会结构经过一系列的运动而得到改变。1949年之后，国家的管理者曾通过一套新的模型来重建一个稳定的社会。事实上，重建更像是一种政治或社会实验，是从一种不稳定向另一种不稳定的过渡。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总结了前一个历史阶段的经验，确立了国家重心向经济建设的转移。改革开放与思想解放带来了社会人口的大规模的流动、城乡空间的变迁以及思想观念的更新。当时的思想解放表现在艺术上，一方面是对历史与现实的反思以及对艺术创作规定性方式的突破；另一方面表现为现代意识的觉醒。这一时期，大量的西方现代哲学、文学与艺术著作被译介进来，成为青年人新的思想养分。

在当时，人们更多地将现代性作为一种普遍价值。但是，这种普遍性落实到具体实践时，又不可避免地带有地方性的特征。1985年前后，全国各地出现了许多青年艺术群体，甚至在内蒙古、甘肃、宁夏、西藏、青海等较为偏远的地区也出现了非官方的群体活动。这些青年并非都对西方现代思想史与艺术史进行过系统的了解，但是他们通过效仿西方现代艺术流派从而提出自身的主张，发表艺术宣言。这些群体及其活动“在当地起到了传播现代文化火种和启蒙的作用”“群体之间具有鲜明的地域文化差异性”。艺术史家高名潞按照东部、中部与西部归纳了它们之间的差异性，即“东部：理性文化批判”“中部：平民文化的现代性”和“西部：逆现代的乡土生命主义”[1]。

如果将改革开放作为一种社会转向的话，艺术界的思想解放运动更倾向于一种文化转向。在这种转向中，由政治及其意识形态所建立的社会整体性面临着瓦解。无论是地方的文化自觉，还是超地方的普遍价值，都使个人或地方从原有的整体性中分离出来。1989年以后，中国当代艺术与主流社会自觉地保持了距离。无论是生活在北京、上海还是更为偏远地方的艺术家，他们所关注的问题从20世纪80年代的宏大的现代主义叙事转向现实处境或新的艺术观念。就其生存策略，他们越来越注重艺术的国际化。不过，地方性的问题并没有在追求国际化中被掩盖。比如1990年年底在广州成立的“大尾象工作组”就具有地方的特性和视角，又如2007年广东美术馆举办的“85以来现象与状态”系列展览中，策展人王林策划的“从西南出发”也特别强调了地方视角。

21世纪以来，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之后，国际间的贸易与文化交流越发频繁，中国当代艺术的市场也在短短几年内呈现井喷式发展。随着互联网在中国的全面普及，艺术资讯与交流越来越趋向于超国家的方式展开。这在一定程度上使人们相信真正的全球化时代的到来。至少，在国内对全球化抱有一种乐观的态度与想象。在这一时期，“地方”被淹没在这种全球化的大潮中。

在全球化时代，“地方”所面对的不仅是作为国家政治的中心，而且包含了资本与信息的超国家存在的话语中心。“很多从前对于现代国家来说可以令其行之有效的权力，都逐渐转移到了在政治上无法控制的（从很多方面来说也是超领土范围的）全球空間。然而，政治，作为一种决定方向和目的的行为方式，却不能有效地作用于全球范围，因为它仍然如从前一般只是局部性的。”[2]可以说，“地方”在今天不仅仅是作为国家政治中心话语向下垂直的辐射对象，也是一个在全球化的更为复杂的系统中需要重新认识和理解的对象。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引发了人们对全球化与地方的再思考。全球化是不可避免的事实，问题在于：谁在主导全球化的未来？全球化的未来是同质化还是多元化？在最后的几年，金融危机在不同程度上引发了各个国家的政治危机。在中国的艺术界，“地方”既作为艺术的问题，也作为艺术发生的空间重回人们的视野，与此相关的艺术家或组织的“地方工作”开始被展示和讨论。2013年1月，在北京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展出的“ON/OFF”展览，梳理了2002年至2012年这10年中国当代艺术中的自我组织的机构、小组与项目等，其中一部分便是以“地方”为基础的自我组织现象。

2012年以来，社会的继续流动带来了地方艺术生态的新变化。与过去相比，许多地方的艺术家或其他艺术工作者在对待“地方”时，表现出更多的自觉意识。这种自觉意识表现为3个方面：其一是他们在多种文化与思想的比较中去捕捉具有普遍意义的观念，并将其融入具体的艺术实践之中；其二是从多角度理解地方性，而不是将地方性封闭在固有不变的历史概念中，并将其转化为一种可共享的当代经验；其三是对他人目光的反抗，即：不是被动地顺从或回应来自“中心”的凝视，而是主动塑造一种新的“地方”的主体性。

在本期特稿中，我们选择7个“地方”——乌鲁木齐、西宁、西安、成都、贵阳、昆明与合肥作为样本，邀请7位作者撰写这7个地方最近10年的艺术现象及其问题。在最近10年，社会的继续流动和自媒体的兴起更加速了资讯的即时传播，也使这些地方的艺术与外部保持了更为开放的关系。不过，在现实中，当代艺术在地方都是较为边缘的：一方面是地方政府与社会在认知和支持上的力度不够所导致的边缘；另一方面是许多艺术实践者，他们有自身的艺术目标，于是又使其与地方政府与社会保持了一定的距离。这也导致了他们“成功”与“失败”的非连续性的实践，也使“地方”问题下沉、具体且充满活力。这在一定程度上造就了新的地方经验。我们希望这些地方艺术实践者的工作能够在权力话语与资本景观中呈现为一种异质性的经验。社会依然在流动，我们仍将生活在一个不确定的时代，且将一直在抵达新的地方的路上。（田萌）

注释：

[1]高名潞：《中国当代艺术史》，上海大学出版社，2021年3月第1版，参见第二部分：文化转向（1985-1989）。

[2][英]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时代——生活于充满不确定性的年代》，谷蕾、武媛媛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6月第1版，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