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晓玉

(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北京 100049)

20世纪60年代是授时技术和国际时间计量基准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时间计量基准从世界时一变而为历书时，再变而为原子时。尽管1960年之后，世界时不再是国际时间计量基准，但是由于它在天文导航、大地测量等方面不可替代的作用，国际时间局(Bureau International de I’Heure，缩写为BIH)与苏联依然维持着庞大的世界时观测网。一些科学技术落后，一时还无力建立原子时实验室的国家，也还在以世界时作为本国的时间计量基准。

从1950年始，“理论联系实际”就被“确立为新中国科学发展的基本方法，进而确立了科学为人民服务，为工业农业和国防的建设服务发展方针……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影响着科学规划、计划和科研工作”[1]。《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简称“《十二年科技规划》”)制定时，又提出了“以任务为经，以学科为纬，以任务带学科”的原则，这些科技大政方针深刻地影响着新中国的科技事业。以天文学为例，新中国的测绘事业、时间计量基准建立都需要准确的时间，授时工作可算最贴合“科学为人民服务，为工业农业和国防的建设服务发展方针”[1]，因此需要优先发展。时间测量属于天体测量学，授时任务带动的是天体测量学科的优先发展。

1960年代初的授时工作主要任务是建立综合世界时系统，独立自主地订定中国的“标准时刻”。这项任务先后促成了上海、南京、武昌、北京、西安、云南6个授时台站的完善与建设，影响到了上海天文台的发展和陕西天文台的创建，带动了天体测量学在中国“一枝独秀”，对新中国天文学发展与布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