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 梅

(河南农业大学 文法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46)

《全宋文》中两宋私人尺牍有四万余篇，近年来各种文史资料中也不断有尺牍佚文出现，宋人尺牍数量之丰可见一斑。这些存世尺牍作品不仅包含丰富的史料价值，也有着深广的思想内容与艺术境界。褚斌杰先生《中国古代文体概论》说“一方面它可以提供给我们一些十分真实而有益的历史资料，大可以见一个时代的社会风尚、人情世态；小可以见一个人的思想、性格以及在正式传记中所不易了解到的一些细微方面；同时，也可以从那些书牍文的名篇中，学习语言的精妙和立言的得体等等”[1](P403)，拥有巨大的文学研究价值。若我们走出纯文学的范畴，站在文化史、制度史、风俗史、礼仪文化的综合视角来看尺牍，它的价值更是不可估量的。尺牍之中往往包含着大量物质文化方面的历史信息，即伴书之“信”，这些信物以实际内容补充著书信的文字内容，构成书信交游完整的面貌：书以传情、信以致意，两者共同完成文人之间的各种交游活动。将书、信各自孤立，是无法看出它们的真实功用与效果的。

在宋世文明大辉煌、物质极大丰富的背景下，以及宋代“举世重交游”交游群体及覆盖面极度扩张的前提下，宋人尺牍数量空前，所包含的物质信息也空前丰富。存世宋人尺牍尤其是名人书简中，有相当大一部分都涉及友人之间的馈赠往来。宋人尺牍之中这类内容更为丰富，以北宋三位尺牍大家兼文坛盟主为例，见下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