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长期以来，金砖国家因为面临多元因素的挑战，信任关系呈现出不稳定的状态，阻碍着合作的深度与力度。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金砖国家面临的安全威胁给信任建设带来了阻力，认知疑虑为信任建设带来风险，集体行动力不足使信任建设缺乏内在动力。推动建设金砖国家之间互信关系，要以“和合”理念为原则，通过展开充分的对话和交流，深化金砖国家的认知，化解国家间的分歧;以合理公正为原则，通过建立公平合理的制度，保障金砖国家间信任的可持续性;以包容互鉴为原则，通过增进跨文化交流，促进金砖国家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共识。

关键词：人类命运共同体;金砖国家;信任建设

中图分类号：D81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6916（2021）17-0028-04

信任在人类社会中广泛存在，它是处理人际关系的重要的基础，也是人与人之间沟通的纽带。美国学者肯尼斯·纽顿认为，信任能将自利、自我的社会成员较好地联合起来，成为具有共同利益的团体[1]。同样，在国际社会中，信任也能将利益、文化、历史等各项因素互不相同的国家联系在一起，并在此基础上，达成共同认识，形成合作伙伴关系。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过程中，国家间互信的建立尤为重要，它不仅有助于理念共识的形成，而且也推动了实践的顺利进行。金砖国家①组织自成立之初，就致力于国家之间的务实合作，经过十余年的发展，金砖国家之间已经构建了紧密而牢固的伙伴关系。当前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金砖国家之间伙伴关系的深化与合作关系的拓展，亟需提升国家之间的信任关系，化解分歧与矛盾。

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长期以来就重视国家间互信的构建，尤其进入新世纪以后，国家领导人频繁地对其他国家的访问及睦邻友好关系、战略伙伴关系的建立，都说明了信任这一因素正慢慢地浸润到中国与其他国家、地区以及国际组织的关系之中，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正逐步提升，其他国家对中国持信任、认可的态度。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中国长期以来弘扬的平等互信精神是维护国际公平正义的前提之一。首先，“平等互信”这一观点的提出主要是针对目前国际社会普遍存在的“信任赤字”[2]而言的，平等是互信的基础。目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依旧存在不平等问题，南北对话的提倡仍说明国际社会需要建立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通过平等关系的建立，各国之间确立了信任关系，西方国家动辄就对非西方国家怀疑、误解等问题就会减少。其次，发展中国家也需要加强南南对话，在不同领域进行沟通与交流，在建立信任的基础上缓解种族冲突、文化冲突、宗教冲突等，消除恐怖主义的威胁，实现深层次的合作。有学者认为，互信关系的维持可以使国家保持和平和实现合作，远离战争[3]，也有学者认为，信任的建立可以保证国家间、地区间的各方安全[4]。比如边界争端能否和平解决主要决定于两个地区的社会信任水平[5]。因此，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只有建立信任关系，国家间才能保持和平，促进经济的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蘊含的“以和为贵”的观点有助于协调金砖国家之间的分歧与矛盾，推动国家间的信任与合作。同样，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实

作者简介：程娜娜（1989—），女，汉族，陕西西安人，单位为陕西省西咸新区沣东新城管理委员会，主要从事国民经济统计工作。

史耀东（1979—），男，汉族，陕西宝鸡人，单位为陕西省西咸新区沣东新城管理委员会，主要从事国民经济统计工作。

马玉珍（1991—），女，汉族，陕西西安人，单位为陕西省西咸新区沣东新城管理委员会，主要从事国民经济统计工作。

（责任编辑：朱希良）现与“一带一路”倡议的顺利实施也需要国家间互信的建立，信任的形成或维持能为这一思想及实施途径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金砖国家组织是具有全球影响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合作机制。近年来，金砖国家组织的凝聚力日益增强，务实合作不断深入，影响力持续上升，成为国际事务中一支积极稳定和建设性的力量。多年来，金砖国家不断加强多领域多层面的合作，在科技、安全、人文等方面探索“金砖+”合作模式。各国也在不断发展本国科技、经济实力，比如印度就提出“印度制造”的主张，巴西制定“强大巴西”的产业计划等。在全球治理方面，以开放包容为理念不断提供公共产品，提出以多边主义维护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利益，维护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在2019年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一次会晤上，习近平主席强调金砖国家要展现应有责任担当，倡导并践行多边主义，营造和平稳定的安全环境;把握改革创新的时代机遇，深入推进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促进互学互鉴，不断拓展人文交流的广度和深度。然而，在金砖国家合作第二个“黄金十年”之际，各类风险的出现对伙伴关系产生了一定冲击，国家之间的合作与信任面临着更多危机。比如在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的背景之下，金砖国家合作抗疫的力度并未呈大幅提升，反而受逆全球化思潮影响，产生了民粹主义倾向。2020年，俄罗斯作为金砖国家组织轮值主席，提出金砖国家应团结合作共同抗击疫情[6]，然而事实证明，金砖国家之间并没有采取与预期相符的合作行为，各国疫情防控各有差异。新冠疫情的暴发进一步说明增信释疑是当前金砖国家共同应对挑战、建设命运共同体的必经之路。

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背景下金砖国家信任建设面临的挑战

长期以来，金砖国家因为面临多元因素的挑战，信任关系呈现出不稳定的表现，阻碍了合作的深度与力度，对全球治理的贡献并不突出，这与以互利合作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观念存在一定差距。为此有必要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观测点，分析金砖国家信任建设面临的挑战。

（一）金砖国家面临的安全威胁为信任建设带来阻力

金砖国家重视合作共赢的伙伴关系建设，但是在面对各类安全威胁之时，各国仍存在矛盾分歧，这为信任建设带来了阻力。

在非传统安全威胁方面，金砖各国通过多边合作，在联合国框架内积极探索解决国际争端的合理途径，比如气候问题、恐怖主义的治理等，通过成立反恐工作组、网络安全工作组等机制进行长期磋商，为全球治理贡献了不可小觑的力量。但是由于各国政治制度、历史传统、经济状况等因素的干扰，在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过程中，金砖国家的合作能力、信任水平受到不同程度的侵蚀。比如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金砖各国采取了不同程度的应对措施，但是巴西却主张取消国家封锁，并跟随美国的脚步，准备退出世界卫生组织，这严重阻碍了金砖国家共同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巴西政府对疫情的忽视导致当地疫情确诊人数持续攀升，经济发展更为脆弱，这不仅干扰了全球疫情防控，而且阻碍着金砖国家之间信任合作的提升。

虽然非传统安全威胁在当代国际社会日益凸显，但在金砖国家内部依旧存在着历史所遗留下来的传统安全问题，这主要表现为中印边境冲突。中国与印度之间边境冲突是金砖国家彼此构建紧密信任关系的严重障碍，虽然中印双方就边境问题的解决展开了多轮对话，但是由于多种复杂因素的影响，长期以来这一问题仍未得到妥善处置。中印双方的边境冲突严重破坏了彼此的亲密关系，给金砖国家内部信任关系的建设带来阻力。比如2017年印度因洞朗事件险些缺席金砖国家厦门峰会，2020年印度在加勒万河谷地区挑起的新一轮军事冲突，引发了国际社会对金砖国家合作的负面认知。

（二）金砖国家间的认知疑虑为信任建设带来风险

国家间信任选择的核心指标主要是利益的获取，由此而生成的理性选择信任影响着金砖国家之间信任关系的维系与上升。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在和平稳定的同时经济呈高速发展态势，近几年更以“中国梦”为目标在各领域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在此基础上，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然而，面对新兴国家的崛起，抱着“霸权主义”“强权主义”思想的西方大国开始对中国指指点点，交替提出“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面对中国的和平发展，满是质疑与指责。

除了西方国家对中国发展的诸多质疑与猜忌，金砖国家也在认知上存在疑虑与误解。比如南亚和印度洋一直被印度视为自己的后院，除巴基斯坦外，印度在南亚地区的经济、政治参与度很高，对南亚各国有着大量的投资和援助，因此印度对南亚有着近乎偏执的情感。同时印度洋对于印度而言也有着重要的战略利益，印度不仅在印度洋地区拥有漫长的海岸线，而且该区域丰富的石油、天然气、矿物及其他生物与非生物资源为印度提供了能源与工业，目前印度大部分海外贸易都依靠印度洋展开和运输。“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加快了中国与区域沿线国家的合作，印度认为这是中国借此提升地区存在感及软实力、扩大自身影响力、试图消解“珍珠链战略”的负面作用，严重威胁印度在南亚和印度洋地区的传统地位。正如印度国家海事基金会的执行主任格普雷特-库拉纳的说法，如果中国的海上丝绸之路任其发展，最终将会在印度洋地区形成一个轴辐的地区架构。这个架构将以中国为轴心，印度将在这一架构中被逐步边缘化[7]。从安全角度上看，印度认为中国目前80%的原油进口需要经过印度洋地区，保证这条运输线的通畅与安全是中国急需解决的问题，也是缓解“马六甲困境”的有效途径，因此中国将通过“海上丝绸之路”扩大其在印度洋地区的海军实力并建造海军基地，这将威胁到印度在该地区的安全利益。另外，“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中巴经济走廊”将从中国西部穿过喀喇昆仑山脉的中巴边境抵达巴基斯坦西南部瓜达尔港，所途径的克什米尔地区是印巴之间存在争议的领土，新德里认为中巴在这一区域内的基础设施建设侵犯了印度的主权，中巴的合作行为削弱了印度在该地区的主导地位。印度对中国的误解与战略疑虑不仅不利于中印双方战略合作，而且增强了双方的敌对情绪。2016年以来，印度与美国签署了四份基础性军事协议，包括2020年双方签署的《地理空间合作基本交流与合作协议》（BECA），建立了美印日澳四国机制，试图以此遏制中国日益增强的军事与经济实力，这无疑为金砖国家内部信任关系的提升带来了严峻的挑战。

（三）金砖国家的集体行动力不足使信任建设缺乏内在动力

在全球化不断发展的今天，国家间关系紧密、命运相连，国家行为体单独行动有时并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过于追求个体的利益会陷入“公共地悲剧”，损害所有“牧民”的利益，为此必须改变个体中心主义的思维方式，依靠集体的行动获得利益的均衡，实现集体行动和个体行动的融合，我国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就是提倡合作共赢、共同应对人类社会面临危机的中国方案。然而，由于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国家间的合作常常陷入所谓的“囚徒困境式的博弈模式”，虽然它是非零和博弈，但仍站在个体利益的角度来处理共同问题，并不是最优化的集体行动，也达不到集体利益的帕累托结果，这在金砖国家内部也有所体现。一些国家因考虑自身利益可能受损而逃避责任担当、拒绝合作，这直接导致国家集体行动力不足，降低了集体利益的获取，使其他参与者缺失对共同体的可依赖性，“搭便车”行为更是损害了金砖国家共同情感的培育，从而难以推动国家间信任关系的建设。比如，金砖国家遥感卫星星座项目是各方都受益的项目，但至今为止五国尚未在此问题上达成共识。2019年2月，巴西拒绝联署由中国和印度等10个发展中国家提出的针对美国改革提案的分析文件。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金砖国家信任建设的路径

如何推动建设金砖国家之间互信关系？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角度，本文认为可以采取三个方面的措施：

（一）以“和合”理念为原则，通过展开充分的对话，深化金砖国家间的认知，化解国家间的分歧

德国法兰克福大学哲学和社会学系教授尤尔根·哈贝马斯曾经提出过“商谈共识”这一概念，他认为共识的形成应该建立在公平对话的基础上，主体和客体能够通过商谈讨论，达成共同思维、共同观点，主体在向客体传达观點的过程中，应有恰当的表达，能够使客体充分理解、分享知识，以便客体相信并接受这一观念，并最终达到双方认同的效果[8]。另外，哈贝马斯还提出共识的形成应建立在多元话语的基础上，以包容为前提，而不是一味地以强制或支配的方式。

借鉴“商谈共识”的观点，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过程中达成多方共识，中国作为提出方应先积极与金砖国家开展各领域、各层级的双边或多边对话，扩大共同体理念的认知范围，使各方对“一带一路”、亚投行、丝路基金等相应的实践平台有深入的认识。

此外，政府间、民间等层面应展开积极有效的对话沟通，协商解决矛盾分歧，化解疑虑。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金砖国家不搞一言堂，凡事大家商量着来”。首先需要通过领导人热线、定期会晤以及战略对话等多种渠道多种方式加强政府层面的沟通。其次在民众层面，应通过多种文化活动加强金砖国家内公众对彼此文化的认知与理解，同时促进他国以包容的姿态认识、了解中国文化，通过使中国文化“走出去”，增进其他国家对中国的信任。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不同文化的民族和国家携手并进、合作共赢提供了对话协商、沟通交流的途径，并从实践的角度证明了这一方式的可行性。

（二）以合理公正为原则，通过建立合理的制度，保障金砖国家间信任的可持续性

通过制度建立信任源自罗伯特·基欧汉的“新自由主义”，这一流派重视制度在国家行动及国际社会中的作用，由此也可以称为“制度自由主义”。制度自由主义认为，制度的建立与参与有助于降低国家间行为的风险，尤其是好的制度能够增加行为体之间的透明度，提高信息质量，消除国家间疑虑，促进信任的生成，进而建立合作，避免冲突。如果没有各种制度的建立作为行为体交往的保证，国家间已有的信任度就会降低，或者新的信任无法形成[9]。1975年的“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签订了《建立信任措施暨特定安全与裁军文件》，在这一文件中就出现了“建立信任措施”一词，虽然会议最终并没有达成实质性协议，但说明国际社会已经开始重视通过一系列措施的制定建立国家间信任、达成合作的方式。在国际社会，不同领域都可以建立相关的信任措施，各国在寻求国家利益的同时通过制度与其他国家建立信任，以确保和平、达成合作是具有可行性的。长期以来，中国始终重视制度建立或参与国际制度，以提升与其他国家间的信任关系，尤其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为了消除一些国家对这一倡议的疑虑或误解，我国逐步制定、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加强制度的透明性，比如《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国际投资争端仲裁规则（试行）》《外商投资企业知识产权保护行动方案》等，在一定程度上取得其他国家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同，增进了多边信任。

但是历史经验也告诉我们，制度信任的确立必须首先保证制度的合理性、针对性。首先，在寻求本国利益的同时，能够兼顾其他国家的利益，实现利益的共享。2018年，习近平主席在中阿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上提出，中阿增进战略互信，就是要使“中东政策顺应中东人民追求和平、期盼发展的强烈愿望，在国际上为阿拉伯国家合理诉求代言，愿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发挥更大作用”[10]。也就是说，信任的建立需要依靠制度，而制度的建立应该满足各方的利益，如果无法均衡利益，制度必然有偏颇和不公平，这既不符合国际道德，也不符合国家收益原则，同时还影响国家声誉，导致信任无法建立。

其次，制度的建立应根据不同国家的特点，具有针对性。每个国家有自身的利益追求、文化底蕴、历史沿革，这就导致群体心理文化因素各有差异，那么在对待同一方案或行动时都会有不同的态度。同样在金砖国家内部，由于不同国家独有的文化心理，对待彼此的倡议、政策、方针会有不同的反应。另外，国家的政体、内部政治调整以及第三方国家的介入也会影响国家的态度和战略决策。所以在制度建立过程中，应根据各国特点有针对性地区别制定，在符合行为体心理文化的基础上，按照不同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制定满足双方利益的制度，并逐步实现战略对接，使制度具有可行性，这样才能确保国家间互信的建立“有迹可循”。

（三）以包容互鉴为原则，通过增进跨文化交流，促进金砖国家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共识

共识的建立，能够维系金砖国家之间的信任关系，推动信任关系的提升。全球化进程中，多元文化的存在使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群体不可避免地出现冲突和碰撞，亨廷顿认为，文明的冲突是当今世界和平稳定的最大影响因素，文化交流是避免战争最大的保证，虽然亨廷顿过于强调文明的重要性，但是也不能忽视文明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交流，有助于增进民众对不同文化的认识与理解，对基于文化所建立起来的国家政策、方案予以包容或认可，进一步消除双方的误解与分歧，促进了相互间的信任，以求达成共识，建立合作关系。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从提出起，就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大部分国家都对这一思想予以称赞，但是也有少数不和谐的声音，比如2019年美国将中美之间的矛盾定义为“文明间的冲突”，这不仅无法解决两国间复杂的关系，而且阻碍了人类对幸福生活的追求，影响了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共识的达成。对此，只有承认文化的多样性，并在此基础上增进不同文明间的对话，在不同民族、地区、国家深化文化的交流，才能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过程中消除分歧与误解，推动各国的共同发展，最终对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中国方案给予认可，达成共识。

注释：

①金砖国家（BRICS），因其引用了巴西（Brazil）、俄罗斯（Russia）、印度（India）、中国（China）、和南非（South Africa）的英文首字母。由于该詞与英语单词的砖（Brick）类似，因此被称为“金砖国家”。2001年，美国高盛公司首席经济师吉姆·奥尼尔首次提出“金砖四国”这一概念，特指世界新兴市场。

参考文献：

[1] 肯尼斯·纽顿.社会资本与现代欧洲民主[M]//李惠斌，杨雪冬.社会资本与社会发展.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381.

[2] 习近平.为建设更加美好的地球家园贡献智慧和力量——在中法全球治理论坛闭幕式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9-03-27（3）.

[3] ANDREW H.KYDD，Trust and Mistrust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M].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5.

[4] 英·基佐.建立信任措施：欧洲经验及其对亚洲的启示[J].现代国际关系，2005（12）.

[5] FLORIAN JUSTWAN，SARAH K，FISHER.Generalized Social Trust and International Dispute Settlement[J].International Interactions，2016（5）.

[6] 新华社.金砖国家就支持中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发表主席声明[N].人民日报，2020-02-13（3）.

[7] 林民旺.印度人怎么看中国的“一带一路”[EB/OL].新浪网.（2015-06-17）.

http：//finance.sina.com.cn/zl/china/20150617/090022453

371.shtml

[8] 哈贝马斯.交往与社会进化[M].张博树，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3.

[9] 王正.信任的求索：世界政治中的信任问题研究[M].北京：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6：76.

[10] 习近平.习近平谈“一带一路”[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223.

作者简介：戴薇薇（1980—），女，汉族，湖南长沙人，博士，长沙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中国外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责任编辑：王宝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