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湖湘学派朝鲜传播的内在逻辑

2021-10-08周骅王晚霞

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年5期

关键词：理学

周骅王晚霞

[收稿日期] 2021-03-02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东亚濂溪学文献整理与研究（17BZX070）

[作者简介] 周骅（1977—），男，湖北浠水人，湘潭大学碧泉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东方哲学。

[摘要] 胡安国所撰《春秋传》是南宋时期湖湘学派最具代表性与影响力的文本之一，不仅在宋元明时期被封为科举官方定本，在朝鲜也广为传播，至今仍能找到当时刊行、收藏的诸多版本。南宋以后，华夏各族交融，东亚诸国加速了深度融合的进程，这为春秋学的繁荣提供了历史契机。中古以后的朝鲜，佛教影响力式微，儒学的重要性不断提升。胡氏《春秋传》上承汉儒王官之学，废考据训诂之途，对华夷之辨、经世致用的强调，进一步推动了春秋学的理论转向;朝鲜地缘政治之现实，惟吸纳《春秋》“尊王”要义，坚守“夷夏”之辨，方有利于其在宋、辽、元、清等强势政权的威压下强化自我身份建构。

[关键词] 湖湘学派;胡安国;《春秋传》;理学

[中图分类号] D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1763（2021）05—0122—07

The Internal Logic of Huxiang School's Dissemination

in the Korean Peninsula

——Take Hu An guo's Chun qiu Zhuan as an Example

ZHOU Hua，WANG Wan xia

（Biquan Academy ， Xiangtan University， Xiangtan 411105，China）

Abstract：Hu An guo's Chun qiu Zhuan is the most representative and influential text of Huxiang School in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It was not only re garded as the official final version of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in the Song，Yuan and Ming dynasties，but also widely disseminated in the Korean Peninsula，and many editions can still be found.After the Middle Ages，the Korean Peninsula constructed a new political discourse with Neo Confucianism to replace the core ideological position of Buddhism. After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China continued to move toward the historical logic of cultural unity，which laid the foundation for the prosperity of Huxiang School historiography.Hu's Chun qiu Zhuan inherited the learning of Han Confucianism，abolished the turning of textualism and exegesis，and provided the theoretical logic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Korean kingship.The realistic political logic of the Korean Peninsula determines that it absorbs the essence of "honoring kingcraft" and "nationalism theory"in Hu's Chun qiu Zhuan，which is conducive to the Korean Peninsula's self identity and national identity in the confrontation between the Song，Liao and Jin dynasties.

Key words： Huxiang School;Hu An guo;Chun qiu Zhuan;Neo Confucianism

关于湖湘学派在海外的传播，目前学界的关注点多集中于20世纪海外新儒家与湖湘學派之关联海外新儒家与湖湘学派之关系，目前较有代表性的论述有朱汉民的《湖湘学派与海外新儒家》（见《求索》1990年第3期），以及围绕朱文所形成的讨论。早期湖湘学派中最具代表性与影响力的学者当属胡安国，他著述的《春秋传》在宋元之际就已传至朝鲜

本文所用的朝鲜，是指地理概念上的朝鲜半岛，而非现代主权国家朝鲜。个别地方的朝鲜专指李氏朝鲜王朝，行文中有标识，特此说明。，并对朝鲜儒学与政治的发展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朱子学、阳明学在朝鲜传播的研究，可谓成果丰硕

这方面代表性成果有：专著类如张立文《李退溪思想研究》（东方出版社，1997年版），黄俊杰《阳明学在东亚：阐释交流与行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崔英辰著、邢丽菊译《韩国儒学思想研究》（东方出版社，2008年版）;综述性论文如黎昕的《当代海外的朱子学研究及其方法》（《哲学研究》，2012年第5期）;相关会议论文、学位论文和期刊论文也非常丰富。而宋明理学的重要组成、代表性流派——湖湘学派在朝鲜传播的海外文献整理与深度研究目前还较为欠缺。

湖湘学派在朝鲜的传播，可置于宋至清初东亚汉字文化圈

常有东亚“儒家文化圈”之提法，但使用“汉字文化圈”更佳。前者比较凸显儒家（儒教）的核心价值与影响，但就实际情况而言，中古盛唐之际，朝鲜半岛占主导地位的思想体系是佛教而非儒家。近世李氏朝鲜的建立，儒家才确立主导性地位。因此，用汉字文化圈，对于理解东亚多元文化的兴衰变迁具有更大的解释力度。的大背景下考量。在前现代王朝体系下，所谓国与国（非现代意义上的主权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与大文化圈中主流国家的核心价值观念、文化输出有很大关联。对宋、元、明等王朝而言，特别在明朝，朝廷独尊胡氏《春秋传》，列为科举官方定本，对内可统一价值观念、意识形态，对外则是投射软实力所必须。在朝贡体系

朝贡体系，即以中国古代王朝为中心，建立起王朝与周边国家之间分上下等级的外交体系。但这只是一个一般性概念，不同王朝国力强弱有别，对周边国家的影响各异，相关的外交制度也有差别。相关概念的辨析，参见程妮娜《古代东北民族朝贡制度史》（中华书局，2016年版）之绪论部分。之下，宗主国与藩属国如何建立相对稳定的关系，除了武力震懾、市场吸引之外，文化认同与人文教化也至为重要。从思想文化脉络看，自公元10世纪始，中国与东北亚逐步脱离佛教“笼罩”，儒学开始恢复“元气”，逐步居于官方主流意识形态位置;从春秋学自身演进路径看，宋代经学的再次繁盛促进了东亚“文化大一统”的形成。从朝鲜地缘政治格局看，他们吸纳《春秋》“尊王攘夷”学说，确立了对“王道”的尊崇;在华夷之辨中，朝鲜以“小中华”自居，强化了自我身份认同，激发了民族情绪与意识。胡氏《春秋传》能在朝鲜广泛传播，有其接受的内在逻辑。本文的“内在”不独指朝鲜疆域之内，而是将该文本置于东亚文化语境之内，分析朝鲜吸纳《春秋》的“精神演化”逻辑与内在根据。

一《春秋传》在朝鲜的刊本及流行

春秋学发展到南宋，实现了从汉朝经学到宋代理学的转变。胡安国、朱熹、陆九渊等人的春秋学无不表现出理学化的倾向[1]352。其中胡氏春秋最为典型，“是理学家治《春秋》的代表作”[2]162，胡氏春秋是“理学化最系统完整的著述，同时也是发挥理学观念最完善的著述”[1]366。胡安国“借《春秋》来发挥其理学观点，《春秋》反而成为其理学观点的载体”[1]364。这些判断都指明了胡氏春秋变革传统经学的特点，故胡氏《春秋传》在成书后受到理学家推崇也就在情理之中了。胡氏春秋在南宋就甚为流行。“朱熹《春秋》之说辑存于《语类》之中，仅一卷之言，却影响后世《春秋》学之发展。仁宗皇庆二年，定科举之制，以程、朱为宗。然程氏《春秋传》阙略太甚，朱子又无成书，唯胡安国之学出于程氏，故《春秋》许用‘三传与胡安国《春秋胡氏传》。”[3]143

在官方与民间力量的一致推动下，胡氏《春秋传》渐变成南宋的“官书”。元代科举尊法程朱，程颐之学在元代被立为官学，而程颐的《春秋传》太过简略，于是胡安国的《春秋传》就成为官方首选的标准教材，成为元明两朝科举取士的经文定本。胡氏《春秋传》遂与其他《春秋》三传被定为功令，天下士子只知胡氏传而不知其他，由此可见当时胡氏春秋盛行、普及和垄断春秋学的程度。不仅在元明清时期的中国如此，胡氏《春秋传》在东北亚亦广泛传播。

笔者通过《韩国所藏中国汉籍总目》[4]、《台湾公藏韩国古书籍联合书目》[5]、《中国所藏高丽古籍综录》[6]、《奎章阁图书韩国本综合目录》[7]、《朝鲜古书目录》[8]、《韩国历代文集丛书》[9]、《韩国文集丛刊》[10]及韩国各大型图书馆等多种途径仔细翻查检索，发现胡安国《春秋传》在朝鲜半岛有丰富的流传、收藏、刊刻，其至少有17处馆藏信息、135种各不相同藏本，这是胡氏《春秋传》在朝鲜广泛传播的有力证据。总体上看，在著述题名上有《黄太史订正春秋大全》《春秋》《春秋胡氏传》《监本春秋》《春秋集注》等;卷数上，有37卷、30卷、2卷、9卷、12卷、18卷等;册数上，有19册、6册、8册、1册、5册、7册、10册、24册、3册、4册等;版本上，有中宗年间元板覆刻本、木版本、木活字本、己酉字覆刻本、清代版本、宣祖年间刻本、清朝年间刻本、明代木版本、乙亥字本、乙亥字体训监字、训炼都监字本、朝鲜后期刊本等;刊刻时间上，有亦政堂乾隆十五年（1750）刊本、敬业堂康熙四十七年（1708）刊本、金陵萧阳郑氏校梓明末清初刊本、康熙五十年（1711）刊本、肃宗年间（1675-1720）后印本、金阊书业堂清乾隆五十六年（1791）刊本、赋梅堂清嘉庆十六年（1811）刊本、仁祖年间刊本、慎独斋中宗二十一年（1526）刊本、中宗-明宗年间本、三乐斋刊本、上海校经山房清康熙四十七年（1708）刊本;保存形式上，有零本，有完整本;藏地上，有高丽大学校、成均馆大学校、奎章阁、韩国国立中央图书馆、雅丹文化企划室、东国大学校、延世大学校、韩国精神文化研究院、大韩民国国会图书馆、檀国大学校、国史编纂委员会、龙仁大学校传统文化研究所、韩国民族美术研究所涧松文库、梨花女子大学校、藏书阁、忠南大学校、庆尚大学校等。

以上梳理了胡氏《春秋传》在朝鲜的刊本及收录情况，现有的研究对湖湘学派在海外传播的资料收集与甄别并不多见。深究胡氏《春秋传》在朝鲜获得广泛传播的缘由，需将该文本及朝鲜置于10世纪之后东亚社会整体性变迁中考量。从思想史的发展脉络看，10—13世纪的朝鲜正经历文化转型，佛教影响式微，传统儒学复兴。在众多儒家典籍中，为何胡氏《春秋传》能获得中国和朝鲜的一致认可？胡氏《春秋传》形成及传播所依托的历史大背景、南宋春秋学“精神内核”的理论变迁、朝鲜地缘政治下的现实抉择，是分析胡氏《春秋传》在东亚特别是朝鲜广为传播不应忽视的三重维度。

二胡氏《春秋传》传播的内在逻辑

朝鲜的历史，择其大端，可分为三个不同阶段：三国时期（高句丽、百济、新罗），中古的新罗王朝时期，近世的王氏高丽王朝、李氏朝鲜王朝时期。从三国时期到李氏朝鲜王朝的前期，中国对朝鲜半岛的影响力甚大。儒学虽然是朝鲜的文化主干之一，但佛教也曾是其文化的重要组成。高丽王朝后期到李氏朝鲜过渡时期，正好是朝鲜半岛由古代社会向近世社会转变之际。这种变化，类似中国唐宋之际的社会转型，中国由中古（唐）向近世（宋）之转变。日本学者内藤湖南提出“唐宋变革”说[11]10-18，更多聚焦于中国封建王朝内部的变革，其实可以将此“变革”拓展到整个东亚社会。中国在中古至近代早期，一直是东亚文化圈知识生产的“发动机”与“辐射源”，对周边国家有持续而深广的影响。而传统经学家倚重的《春秋》，又可谓是最重要的政治学著述。

（一）《春秋传》复兴的历史逻辑

無论北宋、南宋，对其政权之评判，学界多给予政治上“孱弱”“偏安”之论。但宋朝的文化定位，却多有学者给予高度肯定，如陈寅恪曾言：“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 [12]277立足于文化视角，我们可以说，恰恰由于文化上的极大繁荣，特别是在学术创见上——理学重振纲纪，儒家文化全面复兴，为政权“外王”的必然性和合法性提供了深刻论证，产生了深远影响。这其中，作为五经之一的《春秋》是其中至关重要的一环，而胡安国撰写的《春秋传》，以“理”贯“史”，经史互证，因而广受认可。

宋朝一直受到金、辽、西夏等政权的威胁，但置于唐宋转型的大历史背景下看，后三者“同样具备了近世社会的核心元素”[13]VI。从经济形态上看，宋朝周边的政权，都形成了成熟稳定的商品经济而不是依靠游牧或掠夺。金、辽、西夏已不是早期纯粹逐草而居的形态，而是农耕与游牧生活相混杂。辽国控制的“幽云十六州”涵盖了今天的京、津、晋北、冀北等区域，而西夏控制了河套平原与陕北地区，金国控制了东北及环渤海地区。这些区域都不是纯粹的北方草原或大漠，而是游牧与农耕“交织”区，甚至不少区域属于农耕区。从社会结构上看，辽、金、西夏等政权，都在逐步实现由原始的部落贵族向君主集权的转变。与唐末类似，贵族在社会各方面的影响力逐步下降。氏族部落的民众，由传统贵族制下的家奴，逐步成为国家的编户和子民。从思想文化上看，他们主动接受中国文化，政治话语同步由佛学向儒学过渡。南宋政治儒学之代表胡氏《春秋传》，对华夏各国都有重要影响。有宋一代，虽有辽、西夏、金等不同少数民族政权在宋朝边界虎视眈眈，但这些周边的政权，莫不以中国的文化来统一意识形态，以“中国”自居。“自契丹侵取燕、蓟以北，称中国位号，仿中国官属，任中国贤才，读中国书籍，用中国车服，行中国法令……所为皆与中国等。”[14]3640-3641

元代虽然是游牧民族统一中国，但自此以后，基本奠定了中国幅员辽阔、深度统一的政权格局。从元及后续的“大明”“大清”王朝的国号来看，国号的命名皆源自文化典籍或赋予文化内涵，而非开国皇帝的分封地或发祥地。清代学者赵翼曾深刻指出：“三代以下建国号者，多以国邑旧名……世祖至元八年，始建国号曰大元，取大哉乾元之义，国号取文自此始。”[15]700忽必烈将大蒙古国改名为元，是其对被征服的汉地文明的认可，其认同的基石恰恰来自赵宋开始复兴的儒学及中原文化。蒙古人从武力上实现了华夏文明“空间的统一”，而借助理学，特别是以春秋为代表的经学，则推动了华夏文明走向深度的“文化统一”。这种“大一统”的传统，即便中国到了近代遭遇西方民族国家政权模式的冲击，也能保持基本格局不变

这一点与印度文明近代遭遇英国殖民统治之后，因语言、种族、宗教的差别而被分裂为印度、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孟加拉等多个国家形成了鲜明对比。此历史功绩，除了元明清开国皇帝的“武功”之外，传统经学的“文治”之用，同样不可或缺。而胡氏《春秋传》，则是由唐到宋转型的最有影响力的经学文本之一。自宋代始，探寻民族文化大根大源之道统，追求格物致知之学术，儒家民间书院的蓬勃发展，共同推动着华夏文明告别五代十国之纷乱，逐步走向深度融合，并以理学与礼制、教育制度、技术创新等辐射周边国家。

从历史内在演进看，朝鲜接受胡氏《春秋传》之时，恰逢东亚诸国处于大交汇、大融合“天下大势”之中。地理边界的消弭，依赖“王权”政治的攻城略地、开疆辟壤;文化上的交流融合，则依赖“王道”政治的建构，倚重经学的再阐释。《春秋》作为“五经”或“六艺”之一，是归于“经”还是“史”，虽历代学者对此有分歧，但公认《春秋》是体现圣人大义的政治学著述。“《春秋》一书，尊王攘夷，这两个特点是大家都能承认的。”[16]244因此，宋代以后中国形成的深度融合的“大一统”王朝，离不开士林与朝廷对《春秋》的编纂与整理。王权“政治”与士林“学术”，是影响时势走向的重要变量。自宋元到明清，近世东亚不断走向深度融合。即便曾为游牧民族的契丹、蒙古、女真等部落政权，问鼎中原后，莫不以环宇一统、四海一家为抱负，均以华夏正统自居。大一统帝国的形成，需要“经世”之学的繁茂。这是理解胡氏《春秋传》获得历代王朝肯定无法忽视的“大历史”背景，是其在朝鲜广为传播的历史逻辑。

（二）春秋阐释学演变的理论逻辑

中古之后，儒家学说逐步取代佛教，成为主流的政治话语。这一转型在中唐时期开始酝酿，直到宋代理学形成才最终得以完成。自魏晋南北朝、隋唐至五代十国的中古时期，东亚诸国由玄学与佛教占据着思想文化的主阵地。朝鲜处新罗、高丽王朝时期，佛教在境内具有全局性的影响。新罗王朝能一统天下，便是借助了大唐的军事力量。新罗入唐请兵关于公元648年金春秋父子入唐请兵事件，《资治通鉴》卷一九九，《旧唐书太宗纪》《新唐书太宗纪》，高丽金富轼编撰的《三国史记》均有不同程度记载。，击败白济、高句丽，统一了朝鲜半岛。新罗统一朝鲜后，各方面受到唐朝的影响。“在佛教领域，前期盛行法相宗和华严宗，后来又传入密宗和禅宗……由于新罗历代国王都崇信佛教，造寺度僧数量日增。”[17]323937年，新罗为王氏高丽所灭，佛教影响力也开始衰减。

钱穆曾对宋代理学兴起前儒学之历史与现状有深刻剖析：“南北朝以后，儒家经学，虽尚不绝如缕，要之如鼎三足，惟儒家一足为最弱……唐代经学之衰，实尚远较两晋南北朝为甚。”[18]6-7儒学（理学）取代佛学，并不是自然而然或历史的必然，而是经过众多士大夫建构、推动而成。“宋儒所看到的是唐末五代以来的乱世，以及佛教的推波助澜所营造的空幻精神世界。宋儒必须驱散价值确认上的迷离与空幻，铸造成一个坚实的客观的形上本体，以为整肃时代的依据。”[19]154 宋代士大夫推动思想文化由佛道主导到儒家文化重构的转型，自北宋周敦颐开始，中经二程等大儒推动，汇集成关学、洛学、湖湘学等不同流派，最后形成了后世称谓的理学（道学）。

同时，从儒学内部来看，春秋学在中唐之后也进行了一次理论转型。至宋代，传统儒学实现了汉代政治儒学到宋代心性儒学的转变，这其中以“四书”地位的上升为标志性事件。经由王安石、二程、朱熹等倡导，“四书学”对宋朝以及后世影响极大。有宋一代，理学家将经学阐释的中心转向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书，唯有胡安国承接汉儒之政治儒学传统，依然研治《春秋》，这一坚守也成就了湖湘学派的底色与特质。正是基于此，牟宗三极为肯定湖湘学派之胡安国、胡宏父子的贡献，而认为朱熹是“别子为宗”。朱熹与胡安国到底谁才是正统儒学的代表，一直有不断的讨论与争鸣。但胡安国对春秋大义的阐发，用功之勤，研究之深，影响之广，确实得到了朝野上下的认可，胡氏《春秋传》终成元明清几代王朝科举官方定本。

胡安国对《春秋》的重新阐释，助推了唐宋之际传统经学的转型发展。古典经学之发展，在中唐至宋，经历了一次重要转折。中唐时期的啖助、赵匡和陆淳三人，打破固有传统，兼采三传和大量创立义例，可以说是治《春秋》史上的大变革。他们这一学术理路变化的根源，在于对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地方势力尾大不掉之现状的反思。啖助等三人强化了对春秋诸侯不义的讥讽与批评，凸显尊周的重要性。“啖、赵、陆如此解经的目的在于重建中央集权的舆论教化，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先前今文《春秋》学的经世传统。”[20]胡安国也处于宋朝朋党之乱频发、内部政令不一的时代，外部又有金兵入侵，中央王权同样无法有效抵御外敌。为此，胡安国承继中唐啖助三人的治学理路并发扬光大。“宋人治《春秋》者多，而不治颛门，皆沿唐人啖、赵、陆一派……以刘敞为最优，胡安国为最。”[21]179这样的治学立场，传播到朝鲜时，正好契合朝鲜王朝的需要。当时的朝鲜，不仅同样经历了由佛教衰微到儒学壮大的转变，而且对内也需要新的政治话语整合不同的利益集团或政治派系。依附于华夏中央政权的“番邦”朝鲜，他们既没有完全独立自主的政权架构，也没有独创的文化体系。朝鲜接受中唐以后“义理为先”的春秋学说，既能和宗主国保持文化观念的一致，也能据此建构族群认同，强化自身的精神“凝聚力”。

经世致用一直被视为湖湘学派的突出特点，这里的“经世”包含两层含义：一是“重经”，即湖湘学人注重经制之学，强调儒学经天纬地之用，政治伦理之用，凸显经学之超越性、永恒性的一面。胡安国在治《春秋》时，笃定地认为春秋即“百王之法度，萬世之准绳。学是经者，信穷理之要矣。不学是经，而处大事、决大疑，能不惑者鲜矣” [22]2。二是“入世”，即强烈的淑世情怀。立足于当时的现实政治，在《春秋》的重新注疏中阐发“经学”的新要义，反对空疏游谈与文字考证，而追求按照政治“内在进路”实现平治天下的政治抱负，这是湖湘学派“重经”的落脚点。

强调湖湘学派重“经世致用”，并不是说当时其他各派如浙学、闽学不关心“学术之用”、无视时政时局，而是胡安国在注释《春秋》时，并不是简单地关心时局，而是借助注释《春秋》突出经学中亘古不变之理。在胡氏这里，“致用”是建构经学超越性的落脚点，但不是单纯为了当下的政治本身，这一点与浙东学派只盯着“致用”形成了鲜明对比。朱熹严厉批评浙东学派的“史学”及陈亮的事功主义。在朱熹看来，浙东学派从本质上是一种顺应私人关切的功利主义。朱熹在与陈亮的书信往来中，非常明确地对以陈亮为代表的浙东学派的“离经叛道”表示震惊，直言其言论“纵横奇伟，神怪百出，不可正视，虽使孟子复生，亦无所容其喙”[23]288。浙东学派仅仅关注当下的政治现实，没有将理学与史学相贯通，缺乏超越性与永恒性。胡氏春秋传虽有臆说与自我阐发之处，但契合朱熹“理一分殊”之道，契合“极高明而道中庸”之准则。因为有了更高的经世之“极”，提供的治国之“道”才深受朝廷认可。而浙东学派在朱熹看来，完全只注意当下之现实政治，注重场屋之科举，缺乏政治之超越性的追求，停留在开物成务之简单事功层面。湖湘学派将“经世”与“致用”很好地贯通，这一特质在《胡氏春秋传》表现得最具代表性。

（三）朝鲜吸纳春秋传的政治逻辑

相较于中古时期的中华帝国，古代朝鲜属于“东夷”小国，10世纪之后，一直处在强权环伺之中。在现实政治上，朝鲜对周边的主要政权只能采取“事大主义”的现实立场，接受“臣服”之现实，在夹缝中求生存。而作为相对独立的小国，朝鲜又“仰慕”儒家学说。这种文化认同的建立，既能为其内部的民心凝聚和政治整合提供理论基础，又能为其对外抵抗强权提供精神养分。《春秋》尊王之道、华夷之辨，恰恰满足了上述双重诉求，深得其心，更易广为流布。

自晚唐以降，中国先后形成了多政权对峙的局面。10世纪始，朝鲜正处在辽、宋、金等多政权的控制与影响之下。彼时的朝鲜，西边面临辽、宋两大政权的威压。作为区域小国，事大主义不仅能给政权带来经贸往来的实惠，而且能为自身政权确立合法性身份。虽然“事大”的对象会有所变化，但在文化观念上，朝鲜却一直视儒家文化为正统。“尽管奉辽朝正朔后，高丽不再行用宋朝年号，但仍自觉遵循朝贡制度和相关礼仪，其对宋朝的态度与宋朝的规定基本相符，很大原因是高丽在文化上对宋朝的高度认同。”[24]269

元朝入主华夏之后，成为东亚主导性政权，对朝鲜的政治影响甚大。与之前的游牧政权相比，元朝将游牧民族对外征战的特性发挥到极致。东亚海滨的高丽王朝，自然难以幸免。面对如此强大的政权，高丽国不得不承认元作为宗主国的地位，面对蒙古的强权政治，虽偶有军事上的抵抗，但更希望通过吸纳汉文化和理学来实现民心凝聚，建构文化认同。从高层政治上看，“在元、丽关系基本稳定以后，高丽王朝‘依元立国'的特点十分明显。通过历代的通婚关系，高丽王室已有与蒙元贵族集团融为一体的趋势”[25]241。对士林与民间社会而言，汉字在高丽得到广泛应用。到14世纪中叶，朝鲜的程朱理学在高丽已初具规模，先后出现了李谷、李穑、郑梦周等理学名家。

清朝建立后，朝鲜人认为中华已失守于夷狄，正宗的中华文化只存在于朝鲜，于是他们以维护中华文化为己任，自称所谓的“小中华”。朝鲜自认是中华正统，以“尊周思明”的方式抵抗满清政权，其实质在于“强化朝鲜与明朝的关系，从而确立其自身的正统性，进而否认清朝对中华正统的继承”[26]418。朝鲜人这种春秋华夷观在诗文中也多有体现，目的是在“诗文之中诠释《春秋》‘大一统精神，挥舞昔日‘尊王攘夷的旗帜，借此表达尊崇汉族正统”[27]，也通过燕行明室，希冀取得对其华夏文化身份的认同。

李氏朝鲜王朝建立后，程朱理学逐步成为思想主流，儒教成为治国理念。16世纪，士林作为新势力兴起，崇拜郑梦周、吉再等节义儒臣，而郑梦周等大儒最为重视的儒家典籍恰恰是《春秋》。郑梦周“力主‘绝元归明之外交对策，终成为《春秋》尊王攘夷观之变种的‘尊华排胡论（华夷论）的主要倡导者”[28]12。郑氏不仅接受春秋大义，而且践行儒家王道政治。他提出“以宰相制为主的朝政运作制度以及土地制度改革措施，在新朝中央集权的两班官僚体制的建设方面起了重要作用”[28]16。韩国学者柳承国认为一样的春秋精神，大国和弱小国家的理解会有差异，相对于清朝来说，朝鲜处于弱势，所以朝鲜人“主张‘春秋精神的真义乃发挥人道精神者，在往宽容、开放方向的同时，并具有反驳不义的力量，此乃发挥为抵抗外势侵略的精神”[29]143。在这种精神的指导下，到李氏朝鲜王朝中期，随着壬辰战争（1592—1598年）、后金（清）征服朝鲜的战争（1637年）的爆发，朝鲜民众爱国热情高涨，“春秋义理学蓬勃发展”[30]105，在朝鲜半岛的影响力达到巅峰。正是以胡安国“华夷之辨”为指导，以忠义精神为感召，朝鲜的族群意识不断强化、提升。

朝鲜现实的政治逻辑，决定了他们愿意选择胡氏《春秋传》作为凝聚族群的“精神武器”。一直以来，朝鲜处在不同强权环伺之下，为了抵抗辽、金、蒙、清等各色政权，在捍卫自身的地理边界外，还需要通过《春秋》等儒家典籍划定自身的“文化边界”。朝鲜坚守“华夷之辨”，树立自身民族意识，建立文化认同。而胡氏《春秋传》在这方面为朝鲜提供了绝佳文本。清康熙帝对这一點洞若观火，他有意修改胡氏《春秋传》的内容，便是明证。《钦定春秋传说汇纂》是康熙皇帝命文渊阁大学士兼礼部尚书王掞（1645—1728）总管四十余位儒臣，历时二十三年编撰而成。正文首列《春秋》经文，经文以下依次是《左传》《公羊传》《穀梁传》《胡安国传》。康熙在御制序中，一方面强调春秋学之重要性，一方面对宋、元、明时期因讲“微言大义”而穿凿附会多有批评。康熙重点批评的是“明代立为学官的宋人胡安国所作《春秋传》即《胡安国传》，这不仅是《胡传》中有许多穿凿附会的东西，而且因为其中讲华夷之防的内容不能为清廷所容忍”[16]243。在康熙的影响与授意下，有关“攘夷”和“夷夏之防”的内容，在《汇纂》中一概被删除。“康熙既不想让人们从读《春秋》经传而萌发民族意识，也不愿太露骨地刺激民族情绪。”[16]244而这恰恰从反面说明，胡氏《春秋传》具备有激发民族情绪的重要作用。该文本传入朝鲜后，之所以能得到广泛传播，恰恰是因为它的核心思想能为与华夏主流文明相比相对落后的部落、族群提供建构文化认同的基石，能为弱势政权在面对强权时提供一套“精神族谱”，建构自我的身份认同。

三结语

有关湖湘学派之义理剖析与思想衍变，学界研究成果丰硕。湘学与关、洛、闽、婺之学的传承或交涉，亦著述颇丰。但将湖湘学派置于理学大潮，置于湘学在海外特别是东亚传播与影响的研究，则有待拓展。湖湘学派及其代表文本胡氏《春秋传》不是宋明主流心性儒学的代表，乃理学之“旁逸斜出”，但若置于宋代以后东亚文化共同体形成的背景下研判，却又有其无法忽视的独特价值。南宋之后，作为传统儒学构成之一的政治儒学，当以《春秋》为纲，而最为重要的担纲者非胡安国莫属。湖湘学派的核心主旨，着意于“经世”之用，“事功”之能，“王道”之建构，追求为万世开太平。后世对胡氏学说之研究，若立意于心性儒学维度的研读，自然无法凸显其“经世”的核心主旨。

南宋之后，胡氏《春秋传》对中国及周边国家产生重要影响，有其内在逻辑可循。胡安国治春秋，从理论最深处回应“时代之问”——靖康之耻缘何发生，宋室何以委曲求全，时代的巨变迫切需要理论创新。湖湘学派由此在南宋应运而生且脱颖而出。胡氏对春秋大义的重新阐发，既契合中国在元明清三代走向深度统一的历史“节拍”，又契合中唐之后春秋学转型的逻辑“节点”。同时，它所建构的核心价值，推动了中国以及东亚文化的深度交融。朝鲜接受胡氏《春秋传》的缘由，应置于近世东亚文化转型与整体性变迁中去理解分析。本文对胡氏《春秋传》在朝鲜刊本的总结、梳理，对其在朝鲜广为传播内在规律的探寻，为当下东亚命运共同体的建构提供一份古老的新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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