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溪，温 泉，高 馨（国家图书馆）

在数字网络时代，人民群众的生活习惯、信息获取习惯以及文化娱乐习惯发生了巨大变化，文化生活、文化娱乐和文化消费的渠道向互联网迁移、向云端和移动终端迁移。“互联网+”时代，如何发挥公共数字文化工程对图书馆等公共文化服务机构的引导作用，使公共文化服务机构能够在新时代突破现有服务瓶颈、拓宽服务渠道、创新服务方式，已成为重要且紧迫的时代任务。当前，探讨现有研究的热点主题及前沿趋势，对“十四五”时期公共文化服务机构开展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具有重要意义。

1 研究概况

1.1 研究范围

2011年，文化部、财政部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公共数字文化建设的指导意见》首次提出“公共数字文化”，明确指出公共数字文化建设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数字化、信息化、网络化环境下文化建设的新平台、新阵地，是利用信息技术拓展公共文化服务能力和传播范围的重要途径［1］。进入“十三五”时期，统筹推进重点公共数字文化工程成为公共数字文化建设的重点任务。《文化部公共数字文化工程管理办法》指出，公共数字文化工程是指文旅部、财政部组织实施的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公共电子阅览室建设计划等［2］。因此，本研究将公共数字文化工程服务、推广工程服务、共享工程服务、公共电子阅览室服务纳入研究范围。同时，考虑到大量工程服务的建设成果实际上成了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有关“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研究成果也将纳入研究范围中。最终，经过对文献进行预检索、优化检索策略后，确定检索范围为：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以及公共数字文化工程服务，含推广工程服务、共享工程服务、公共电子阅览室服务等。

1.2 数据来源

以CNKI期刊数据库为数据源，构建检索式为：“主题=公共数字文化服务or公共数字文化工程服务or推广工程服务or共享工程服务or公共电子阅览室服务”。按主题检索的形式筛选目标文献，设定检索时间为2016年至不限年，来源类别为核心期刊和CSSCI，从检索结果中剔除通知、通告、新闻等非学术性文献，以及与主题不相关的文献后，最终获得有效文献85篇。经过数据格式处理后将记录导出保存获得样本文献数据。利用CiteSpace工具对“公共数字文化工程服务”已有研究开展关键词频、聚类、研究热点前沿分析等，并对研究结果进行可视化展示。

2 CiteSpace计量分析

2.1 研究热点分析

相关文献关键词的分布频次与特征，能显示该学科的总体内容特征、研究内容之间的内在联系、学术研究的发展脉络与发展方向、学术研究的重点与热点等［3］。笔者将样本文献数据导入CiteSpace进行分析，生成关键词共现网络图谱（见图1）。图谱共生成142个节点，200条连线，密度为0.02，表明研究领域集中度较高，已形成初具规模的学术研究网络。对应图中各关键词可以明显看出相互之间的关联：色调从紫色—蓝色—绿色—黄色—红色表示时间从2016到2020年；节点内圈颜色及色块大小展现了不同时间段出现（或被引）频次；节点间连线表示共现（或共引）关系，粗细程度代表关键词之间共现（或共引）的强度，颜色对应的是第一次共现（或共引）的时间。

图1 高频关键词共现网络图谱

为了更加清晰地呈现出研究网络的重要节点，本研究选择中心性≥0.02且词频≥2的关键词进行分析，导出高频关键词列表（见表1）。其中，“公共数字文化工程服务”领域的高频关键词共有19个。需要说明的是，公共数字文化服务、数字文化、公共数字文化工程、公共数字文化、公共文化服务、公共文化、公共电子阅览室等是包含在检索词中的内容，也是主题词，出现在高频词中是合理的，因此研究中将不再对其进行重点论述。另外，可将服务效能、大数据、数字图书馆、数字资源、PPP模式、数字化、服务营销、文化云、农村等关键词看作“公共数字文化工程服务”研究网络中的重要节点，在具体研究过程中将予以特别关注。

表1 高频关键词列表

2.2 关键词聚类分析

自动聚类标签视图是在默认视图的基础上，通过谱聚类算法生成的知识聚类，能够展示不同研究领域的知识结构［4］42，帮助笔者更加准确地找到“公共数字文化工程服务”的研究热点。利用CiteSpace对样本数据进行聚类分析，通过LLR算法（对数似然率算法）提取数据标签为聚类命名，得到关键词聚类图谱（见图2）。一般认为Q值（模块值Modularity）＞0.3意味着划分出来的社团结构是显著的，轮廓值（Silhouette）在0.7以上，聚类是高效率令人信服的，在0.5以上，聚类是合理的［4］43。结果显示，该聚类的模块值为0.8087＞0.3、平均轮廓值为0.7519＞0.7，说明该学术网络聚类结构合理、令人信服。

图2 高频关键词共现聚类图谱

通过LLR算法共提取出包括“#0公共数字文化服务”“#1数字化”“#2公众参与”“#3信息构建”“#4数据监测与分析”“#5公共文化服务”“#6资源供给”“#7数字图书馆”8个聚类词，每个聚类标签都是由多个紧密相关的词组成，从“#0”到“#7”，数字越小，代表聚类规模越大、包含的关键词越多。另外，从色块可以明显看出各个聚类首次出现的年份。同时，为了解每个聚类中的重要节点信息，从标签词中选出除聚类词外，平均轮廓值较高的关键词（见表2）。

表2 聚类关键词列表

为明晰聚类之间的关系和某个聚类中文献的历史跨度，探究“公共数字文化工程服务”的研究热点变迁情况，利用CiteSpace绘制了该领域研究的热点变迁时间线图谱（见图3）。从图谱中可以看出，在2016年之前，“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公众参与”“资源供给”“数字图书馆”等聚类已经开始出现；“数字化”“信息构建”等聚类成果在2017年开始增多，“公众参与”聚类成果在2018年增多，“数据监测与分析”等聚类成果在2020年增多；“资源供给”聚类从2019年开始趋冷，“数字图书馆”聚类从2018年开始趋冷，关注度降低。

图3 研究主题和变迁时间线图谱

2.3 脉络演进及前沿分析

为了更加清晰地描绘各研究主题随时间的演变趋势和相互影响，利用CiteSpace中“Timezone View”功能，获得“公共数字文化工程服务”研究前沿时区图（见图4）。根据首次出现的年份，节点被设置在不同的时区中，且所处位置随着时间轴依次向上。研究前沿时区图展示了领域文献的增长，可以看出2016、2018、2020年发表成果较多，说明该领域处于繁荣时期；2017年文献相对较少，说明该领域处于低谷时期。其中，2016至2017年是该领域的探索阶段，研究主要集中在理论探索、概念构建、基础资源建设等方面，并开始注重服务效能的研究；2018—2019年是该领域的增长阶段，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的颁布以及智慧服务在公共文化服务机构的应用，研究主要集中在解决供需矛盾、保障特殊群体的有效供给、智慧平台构建、新媒体服务营销等方面；2020年是该领域持续发展阶段，学者们更加注重用户体验、服务品牌创建，以及创新公共文化服务提供方式、开展社会化合作等。

图4 研究前沿时区

3 主要内容

根据上述CiteSpace计量分析结果，以图1、表1“高频关键词”为线索，同时结合关键词聚类及前沿时区图的分析结果，可以发现较为突出的研究领域热点主题。据此，本研究在梳理近五年学界的重要研究文献后，将“公共数字文化工程服务”研究热点归为五方面：对象需求、资源供给、平台技术、渠道方式、服务机制（见表3）。后文将以此为依据，结合我国公共数字文化工程服务的实践，重点讨论与分析各研究热点的主要内容与进展。

表3 研究热点整理结果

3.1 对象需求研究

作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共数字文化建设对于消除数字鸿沟，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具有重要意义［1］。从学术界的研究热点来看，可以归纳为两个方面，即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供给以及公共数字文化均等化研究。

（1）服务供给研究。目前，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主要面临服务供给与群众文化需求缺乏有效对接、服务效能不高等问题。以群众需求为导向、促进供需有效对接，是提升公共数字文化服务效能的最佳途径。针对服务供给的研究，学者们主要通过实证调查开展。戴艳清等认为，文化机构缺少对群众多元化文化需求的不适应，是直接导致公共数字文化工程供需错位的重要原因［5］。从调研内容看，主要以农村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为主，学者们总结出供需矛盾主要包括供给主体单一、缺少共享意识［6］、特色服务相对缺乏［7］、需求上升且多样、供给不足及滞后［8］、宣传力度不足、知晓度和利用率低［9］等，并提出落实服务供给、重视实际需求、丰富供给内容、加大沟通及宣传力度等对策。

（2）服务均等化研究。全面推进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是“十三五”时期文化发展改革规划的重点任务，要从城乡均等、区域均等、群体均等三方面着手实现［10］。研究表明，我国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区域均等化水平较低，整体呈现出东部超前、直辖市优势明显、西部居中、中部下沉、自治区短板的态势［2］。为解决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均等化问题，学术界进行了广泛讨论和探索。完颜邓邓等发现区域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发展水平与区域经济水平和国家政策、财政倾斜存在密切关系［11］。肖希明等建议构建全覆盖的农村基层服务网络，通过工程项目建立合作与帮扶机制，以数字化促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的发展［12］。倪佳以“数字湖南”为例，提出加快构建农业农村信息综合服务体系，以解决农民“信息贫困”的现实问题［13］。

3.2 资源保障研究

公共数字文化资源建设强调以“需求导向、分工合作、共建共享”为原则。作为公共数字文化工程服务的基础，“资源保障”遵循“优化结构，盘活存量”的要求，在“十三五”时期，资源的存量与质量得到不断提升。其间，学术界也对资源整合与服务利用开展了更加深入的研究，内容主要涉及资源整合平台构建、资源平台服务实例，以及跨机构的数字文化资源服务等。①平台构建方面，韩萌针对构建资源整合平台存在的特定馆藏整合为主、元数据标准不统一、“信息孤岛”现象等短板，提出构建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资源整合平台［14］。②服务实例方面，卢家林等总结了共享工程的资源成果、建设模式，提出加强资源建设顶层设计、有序引入新的资源形式等建议［15］。周永来介绍了“文化淮安”资源整合模式［16］。③跨机构的资源整合服务包括优化配置公共文化服务机构的各类数字文化资源。李白杨等提出了跨机构资源检索系统的整体框架，并阐述重视标准化、协同构建等具体实施方案［17］。唐义等对文化共享工程的整合模式进行了优化，提出应最大限度整合图、文、博、美等数字文化资源，构建中华数字文化资源集成中心［18］。

3.3 平台技术研究

依托大数据、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从用户管理、数据资源、应用服务等多维度实现提档升级。从研究热点看，平台技术研究主要涉及一站式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与新兴技术应用。

（1）一站式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结合实施中央财政补助地方公共数字文化建设项目，重点建设区域综合性、一站式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平台［19］，是“十三五”时期公共数字文化建设规划中的重要任务之一。各地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平台的相继建立，实现了地区公共数字文化资源的共享、互联、互通，加强了公众与公共文化服务提供者的互动［20］。①理论层面，徐望依托智慧城市、智慧社区建设，提出应打造“全栈式”的“文化云”平台［21］。王淼等基于SaaS提出架构智慧公共文化服务云平台的构想［22］。②实践层面，陈则谦调研了我国文化云服务现状发现，网站、App和微信公众号是文化云服务的主要服务渠道［23］。向江等论述了面向全国的公共数字文化共享云服务平台的构建与服务现状［24］。廖嘉琦提出在平台组织和构建过程中应重视利用多媒体、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手段提升用户体验［20］。

（2）新兴技术应用。新兴技术在公共数字文化服务领域的应用理论研究涉及大数据、区块链、云计算等新技术对公共文化服务革新的影响。刘炜等认为，大数据的主要作用体现在智慧服务上，具体在于洞察文化需求、优化资源配置、精准靶向用户、拓展服务渠道等，并提出打造数据驱动的新型公共文化服务链及加快公共文化服务大数据应用示范等对策［25］。魏大威等认为区块链的开放性、扁平化等技术特性符合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技术发展方向，并从资源、管理以及服务三个维度分析区块链技术在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中的应用［26］。童忠勇等利用云计算技术构建了一套由基础设施云、数据云和服务云三层架构组成的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云服务体系［27］。

3.4 渠道方式研究

随着信息技术快速发展和信息交流方式的不断更新，社会公众的信息需求、信息行为和信息获取途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28］，公共数字文化工程以公众需求为导向，畅通传播渠道、创新服务方式，精准对接群众文化需求，提供多层次、多样化的数字文化服务。从学术界研究的热点来看，可以归纳为公共数字文化服务营销研究及新媒体服务渠道研究两个方面。

（1）公共数字文化服务营销研究。公共数字文化服务营销渠道主要包括报纸、电视、门户网站等传统营销媒介，以及以移动端、PC端为工具、依托新媒体渠道的新型营销模式。从研究热点看，主要涉及国外营销经验借鉴以及国内营销实践。戴艳清等列举了英国“文化在线”项目［29］和美国大型公共数字文化项目［30］等营销实践，通过借鉴其开展公共数字文化服务营销的特征与举措，提出注重探知用户服务需求，多渠道、多角度传播公共数字文化等对策。韦楠华等针对公共数字文化服务营销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开展精准营销、构建多元营销体系、完善保障机制等对策［28］。戴艳清等基于7Ps营销理论分析“国家数字文化网”服务营销策略，从完善资源建设、改善服务营销方式等提出改进意见［31］。

（2）新媒体服务渠道运营研究。移动互联网时代，用户获取信息、接受服务的习惯正在发生改变，以移动互联网思维为服务指导的交互性移动应用，给予用户更好的移动互联体验［32］。同时，随着“以用户为中心”的互联网思维逐渐融入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环节中，开展新媒体服务将更深层次地挖掘用户数据，从而调整服务内容与方式，以满足用户需求。苏明忠以国家图书馆移动服务统计数据为基础，分析移动服务的用户使用情况及阅读习惯［33］。高馨等依托微信后台数据统计功能，建立起一套适用于公共图书馆微信服务的微信公众号用户行为数据监测体系，用于“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微信公众号的运营调整［34］。

3.5 服务机制研究

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高效运转需要保障机制，其中鼓励和支持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数字文化建设与服务，完善公共数字文化科技研发、标准规范制定、绩效考核评价工作机制［6］是重要途径。从学术界研究热点看，主要涉及社会力量参与和服务绩效评估等。

（1）社会力量参与研究。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可有效补充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在资金、资源、设施、技术、经验以及服务成品等方面的需求［35］。从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参与主体看包括非营利性组织、营利性组织、公民个人［36］，根据参与主体承担份额，田蓉等将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供给模式分为政府主导型、社会力量主导型与合作共建型［37］。此外，学者们在实践层面进行了有益尝试，唐义等以“韵动株洲”云平台为例，探讨PPP模式的运营机制［38］。谭必勇等列举了谷歌公司实施艺术计划的案例，阐述企业参与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优化路径［39］。

（2）服务绩效评估研究。随着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体系的不断深化，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绩效考核的导向作用越发重要，对绩效考核的要求也越来越高。目前，学者们关于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绩效评估的研究主要涉及评价方法、评价主客体、评价指标设定和评价模式。其中，评价方法涉及文献调研法、案例分析法、实验研究法、追踪访谈法和灰色关联度评价等；评价主体主要针对公共文化服务机构和社会公众；评估客体主要包括网站影响力、平台体验、公共数字文化工程评估考核等。针对不同的评价客体，现有研究构建了多种评价指标体系，如，戴艳清等构建了公共数字文化网站互联网影响力评估体系，明确公共数字文化网站的传播影响能力［40］。钱丹等构建了用户采纳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计划行为理论模型，根据东中西部服务的不同用户期望提出合理建议［41］。温泉等构建了公共数字文化工程建设综合评价模型，并对若干省级实施单位进行实证评价［42］。戴艳清等构建国家数字文化网平台用户体验评价模型，从感官、内容、功能、服务、价值、情感体验六个评价维度进行评价［43］。吴高等通过对公共数字文化工程、公共图书馆第六次评估定级等考核实践存在的问题进行全面分析，提出进一步完善绩效评价机制对策［44］。

4 总结

4.1 研究特点及不足

（1）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层面研究相对完整。从公共数字文化工程服务研究主题看，涉及用户需求、平台建设、技术应用、服务渠道、管理机制等，且理论研究与实践研究兼顾，成果较为丰富。戴艳清、肖希明、完颜邓邓等学者在社会力量参与、服务营销、服务供给等方面开展专题系列研究，并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对公共数字文化工程服务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

（2）政策是推动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基础研究的重要力量。中央从政策与立法层面引导公共数字文化工程服务发展，推动了相关研究的开展。需要注意的是，部分研究未能跳出既定概念，缺乏创新性。

（3）应用类研究缺乏实践经验分析。从业界研究看，大部分应用类研究成果仍处于理论探索、模式总结阶段，实践应用成果不够丰富。例如目前已有研究针对大数据、区块链、云计算等新技术在公共数字文化工程服务领域开展研究，但仍以理论性研究为主，相关实践应用研究较少。

（4）基于用户需求的研究稍显不足。目前，部分学者在开展新媒体服务研究时，尽管通过深入挖掘用户数据了解用户需求及优化服务，但学术界在开展资源整合服务、一站式服务平台构建、服务绩效评估等研究时，研究视角以建设者居多，未能通过调研用户需求、了解服务现状等方式，关注用户对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真实需求。

（5）关键领域研究有待深入开展。现有研究在公共数字文化服务需求供给、资源内容保障、服务渠道推广、社会力量参与、服务效能评估等方面稍显薄弱，且创新性研究较少。如：服务需求供给研究维度少；资源内容研究主要依托公共数字文化工程及各机构资源服务开展，挖掘不够深入；服务方式研究仅以云平台、移动服务等为主，少有涉及新媒体服务；社会力量参与研究合作方式不够丰富；评估客体较单一；机构间协同开展服务的研究少有涉及等。

4.2 借鉴价值

（1）提升公共数字文化工程服务实践研究。经过多年建设，公共数字文化工程在平台建设、资源建设、服务推广等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各地也相继建立了特色服务品牌并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未来应进一步加强对公共数字文化工程服务实践的总结与反思，向业界推广有益的建设与服务经验的同时，弥补自身短板，为公共数字文化工程顶层设计提供决策参考。

（2）加强公共数字文化工程服务用户需求研究。随着文化产品的日益丰富，公众对公共文化服务的需求也不断向更高层次发展，提升服务效能就必须重视公众在文化需求方面的转变，掌握服务对象的特点与需求。未来，应加强用户数据挖掘，深入思考用户需求与资源供给匹配度、用户使用习惯与服务平台之间的关系等问题。此外，对特殊群体的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研究，以及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不同文化服务机构用户需求的平衡问题，也应引起学界重视。

（3）深入挖掘公共数字文化工程服务内容。目前，已探索通过微信、抖音、喜马拉雅等新媒体服务平台开展服务，学界也对相关内容进行研究。但对公共数字文化工程资源与服务的挖掘深度不够，不能提供适配新服务方式的服务，内容缺乏多元化。因此，未来应重点关注涉及资源整合、知识产权、大数据应用、知识服务、智慧服务等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