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文涛 ，刘 渺

1.四川大学法学院，四川 成都 610207；2.四川省内江市人民检察院，四川 内江 641199

引言

经过长期反腐败斗争的实践，目前我国职务犯罪（尤其是涉及省部级、厅局级以上高级干部的重大职务犯罪）已经形成了异地管辖的司法惯例，即涉嫌职务犯罪的官员在其原任职地（犯罪地）以外的地区接受侦查、起诉和审判。自2001 年“慕马案”开创高级别官员异地审判的先河以来，司法界、学术界乃至新闻界对这一制度始终褒贬不一、争论不休。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亦出台了司法解释，试图将这一反腐经验制度化、固定化。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反腐败斗争取得了压倒性胜利，落马的省部级及其以上高官（不含企业任职）高达216 人[1]。高官密集落马，一方面大大提高了党和国家的执政形象和廉洁程度，另一方面也大大增加了中纪委（国家监察委员会）、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的侦查（调查）、审查起诉和审理压力。为构建集中统一、权威高效的监察体系，实现对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监察全覆盖，我国完成了监察体制改革，职务犯罪的调查权（侦查权）基本由监察委员会行使。但是，由于监委和纪委实行“一套班子、两个牌子”，“案多人少”的矛盾并没有减轻。加之这些落马官员位高权重、任职地点多、贪腐时间跨度长，盘根错节，给案件的侦办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从法律规定来看，关于职务犯罪异地管辖仅零星散布于《刑事诉讼法》第27 条①该条规定：“上级人民法院可以指定下级人民法院审判管辖不明的案件，也可以指定下级人民法院将案件移送其他人民法院审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