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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诗经》艺术风格的地域性特点

2021-10-01董一方

参花(下) 2021年9期
关键词:物象诗经差异

摘要:《诗经》中的各篇目,就其产生的空间地域来看,基本上是沿着黄河的一个带状分布,东西跨越一千多公里。在这样广阔的区域中产生出来的艺术必然有着很大的风格差异。《诗经》的艺术风格差异主要体现于其语句结构、主题、物象等方面。

关键词:《诗经》 风格 地域性

《诗经》作为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其中的各篇目,就其产生的空间地域来看,东起于今山东昌潍、临沂、惠民等地,西可达甘肃东南部,南通于湖北西北部,北至山西临汾、太原东部。总体而言,它的产生区域是沿着黄河的一个带状分布,东西跨越一千多公里。在这样广阔的区域中产生出来的艺术必然有着很大的风格差异。《诗经》的艺术风格差异主要体现于语句结构、主题、物象等方面。

一、语句结构的南北差异

《诗经》的语句结构最显著的特点在于其“复沓的联章形式”(在下文中简称为“复沓”),即各段歌词基本相同,只略微换部分词句,反复歌咏。由于诗在西周时期是与音乐、舞蹈结合起来表演的,因此,可以将《诗经》的语句看作一种时间维度上的线性结构,即把《诗经》作为一种时间性的表演艺术。如此,“复沓”的艺术效果可以从人的时间维度的感知上来解释。比如,诗句的第一段在吟咏某事物,到第二段时,只改变了第一段的部分词句,在后面诸段也是在第一段基础上的改编,这样可能会产生出三种效果:第一,各段被改变的部分意思几乎完全一致,复沓只是为了强调未被改变的部分,反复强化吟咏对象,一咏三叹,尽情尽兴;第二,各段被改变部分的意思有差异,但差异不是很大,听者听到前后诸段有大部分相同和少部分不同时,会对那少部分改变的内容产生关注,但由于这部分意思前后差别不太大,辨识起来较费力,加上人的记忆会在时间维度上逐渐渐衰退,听者就会在辨识的过程中先产生一种不确定感、恍惚感,进而放弃辨识,最后与乐同游,进入自由之境;第三,各段被改变的部分意思差异很大,复沓强调的是被改变的部分,这些部分在时间先后上的差异常常产生戏剧性的变化,也即形成了戏剧性结构,给听者心中带来起伏感。

尽管复沓在《诗经》中使用得较为普遍,但是南方的诗歌和北方的诗歌在使用复沓的频度上还是存在差异的。例如南方的《周南》《召南》《陈风》共计35首诗歌中,有34首使用了复沓(除《召南·野有死麕》外),而产生于北方邶国的《邶风》共19首詩歌中,只有14首使用了复沓。《柏舟》《击鼓》《谷风》《简兮》《泉水》这5首未使用,占《邶风》总量的1/4以上。这种南北差异可能与地域风俗的差异有关。《周南》《召南》是周公旦和召公奭的采邑诗歌,主要产生于今河南洛阳、南阳和湖北的郧阳、襄阳等地区。《陈风》是陈国的诗歌,陈国大致位于今河南东部和安徽西北部。这几个区域皆与南方长江流域的楚国相邻。楚国尚巫风,艺术风格浪漫瑰丽、想象丰富、感染力强(如《楚辞》),与《诗经》中“复沓”这种一咏三叹、余味不尽的形式有相通之处。相比之下,《邶风》产生于北方地区(今河南省淇县以北,汤阴县东南一带),与南方楚地风俗截然不同。因此,《周南》《召南》《陈风》受楚地艺术的影响,更偏于使用复沓,而《邶风》使用复沓相对较少,就在情理之中了。

二、主题的区域特色

《诗经》的主题讨论起来比较复杂,涉及自西汉以来积累了两千多年的经学阐释体系,往往延伸到政治、伦理、哲学等多个方面。现去繁就简,仅讨论《诗经》最表层的字面内容(略偏向于朱熹《诗集注》、方玉润《诗经原始》中的解释),对于字面含义不明朗的内容暂且搁置。

在《诗经》300余首诗歌中富于浪漫情感的诗篇常常与爱情、婚姻有关,而这部分诗歌在《诗经》中所占比例有着明显的区域性差异。比如在《陈风》中,除了《宛丘》《墓门》外,其余8首都与爱情、婚姻相关。“二南”(《周南》《召南》)的25首诗歌中,与爱情、婚姻相关的诗歌有11首,包括《关雎》《卷耳》《桃夭》《汉广》《汝坟》《鹊巢》《草丛》《行露》《摽有梅》《江有汜》《野有死麕》。《邶风》中这类诗歌稍微少一些,19首中有8首是爱情、婚姻主题的,包括《日月》《雄雉》《匏有苦叶》《谷风》《简兮》《泉水》《北风》《静女》。《唐风》12首中这类的诗歌只有一首《葛生》,是悼念亡夫的。《豳风》7首中也只有一首《伐柯》。《王风》10首中有2首与夫妻感情有关,一首是《君子于役》,是妻子思念在外服役的丈夫的;另一首《扬之水》,是关于在外戍守的军士思念家人的。《秦风》10首中爱情、婚姻主题的诗歌几乎没有。如果对爱情、婚姻主题的诗歌在各“国风”中的所占比例做一个统计的话,可以得到表1中的数据:

从中可以看出,爱情、婚姻的主题在各“风”中存在一个递减的规律,即以周王畿洛邑为中心:东南>南方>东北>中部>北方>西方。如前所述,《陈风》和“二南”中爱情、婚姻主题所占比例大,可能是由于这些诗歌的产生区域近楚地,受其巫风的影响。而“二南”中爱情、婚姻主题少于《陈风》,可能是因为周南、召南离洛邑更近,受周朝礼制的约束较多,而且这两地本来就是周公旦和召公奭的采邑,是王风所化之地。邶地在洛邑东北部,而且它本是殷商故地,殷商尚巫,因此,《邶风》中爱情、婚姻诗歌所占比例与“二南”相近也属合理。产生于周朝礼制中心洛邑的《王风》中,爱情、婚姻诗歌占的比例连“二南”的一半都不到,可能是由于周礼的规范,人们对爱情等情感的表达不如其他地区那么自由。《唐风》《秦风》《豳风》中爱情、婚姻诗歌占的比例均不到《王风》的一半,可能是由于自然地理因素的原因。中国越往北部和西部,气候越恶劣,自然资源越匮乏,人们在生产劳动和战争(争夺资源)上投入的精力会比中部、南部和东部地区的人更多一些,所以关于爱情、婚姻的抒发浪漫情感的诗歌创作就相应减少了。另外,《秦风》《豳风》中爱情、婚姻的诗歌比《唐风》要少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两部分诗歌中战争和狩猎主题的诗歌占了相当大的比例,如《秦风》中的《驷驖》《小戎》《无衣》,《豳风》中的《东山》《破斧》等。产生这种现象可能是由于秦、豳两国位于最西部,经常要与西部游牧民族作战,其经济生活也带有游牧的特色,这些特性都被反映到了诗歌中。

三、物象的地域性特征

“物象”指《诗经》中语言所涉及的事物形象。这些事物形象大多未被赋予特殊的含义,而且也没有被融入特别多的情感,一般仅仅是起起兴的作用,或是帮助陈述客观事实。因此,我们在这里不称其为“意象”,而是姑且称之为“物象”。《诗经》中出现最多的物象是动植物、天文和气象、山川地理、器物这四类。这些物象的地域性分布特点是很明显的。

动植物是《诗经》中出现最多的物象种类。在 “十五国风”中,以“二南”中出现动植物的诗歌的比例最高,共计18首(占“二南”总量的72%),其次是《唐风》(66.7%)、《王风》(50%)、《陈风》(50%)等。“二南”中动植物所占比例高,一方面如前所述,周南、召南地区受楚地巫风影响(南方地区有一些自然神崇拜),人们愿意关注自然环境中的事物。但更重要的是,该地区本来就纬度低,气候温暖湿润,土地肥沃,物种比北方丰富。人们目之所见、耳之所闻皆是各种各样的动植物,这些视觉、听觉所获得的形象很自然地就被用语言表现在诗歌当中了。

天文和气象也是《诗经》中物象的一大类,在《邶风》中出现得最多,包括《日月》中的日月,《终风》中的风,《凯风》中的凯风,《雄雉》中的日月,《谷风》中的风、雨,《北风》中的北风、雪。而在其他各“风”中,天文和气象所占比例极低。邶地之人如此关注天文和气象大概是因为邶为殷商故地,殷人尚巫,而天文和气象常被巫师作为预测未来的根据,或是作为神有为于人间的迹象。

山川地理和器物在《诗经》中出现的次数较少,而且也没有明显的地域差异性,故在此不做讨论。

四、结语

综上所述,《詩经》中各篇章艺术风格的地域性特点总体体现为以下三方面:一是南方诗歌比北方诗歌用复沓的要多;二是爱情、婚姻的主题最多的是东南方的《陈风》,其次是南方的“二南”和东北部的《邶风》,再次是中部洛邑的《王风》,最少的是北方的《唐风》和西部的《秦风》《豳风》,而且《秦风》和《豳风》中狩猎、征战的主题较多;三是产生于温暖湿润的南方地区的“二南”诗歌中,动植物出现的次数要明显高于北方的诗歌,旧殷地的《邶风》中天文和气象出现的次数较多。由此可见,《诗经》艺术风格的形成是由地理环境、历史文化传统、经济生活等多方面条件决定的。

参考文献:

[1]周振甫.《诗经》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0.

[2]王宁宁.中国古代乐舞史[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9.

(作者简介:董一方,女,硕士研究生,北京亦庄实验小学,研究方向:中国民族民间舞表演与教学)

(责任编辑 刘冬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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