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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庆漫游记

2021-09-30刘子超

西藏人文地理 2021年5期
关键词:张静

刘子超

独克宗古城细节 图/ 张静

独克宗的复原

从空中鸟瞰,迪庆恰如地理书中所写,山峦重叠,江河纵横:“世界屋脊”青藏高原逶迤而来,横断山脉与藏东、川西的群山携手相连。

舷窗外,山脉排江倒海,林海宛如大海起伏的波浪,雪峰就像层层浪花。在大山之间,怒江、澜沧江、金沙江在横向间距只有六十多公里的三条峡谷中并流,在阳光的照射下,就像一条条黄色静脉。当飞机缓缓降落时,我看到绿色山谷中的香格里拉像一块打翻的调色板,流泻在纳帕海湿地边。湿地的水面上倒映着流动的云影,如梦如幻。

香格里拉市的中心是一座名叫“独克宗”的古城,最初由吐蕃人建立,在藏语中意为“月光之城”。从建造至今,几废几兴,建制、区划和名称数次变更,但作为云南迪庆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地位始终未变。千百年来,这里既有过兵戎相争的硝烟,也有过茶马互市的喧哗,更是滇、川、藏“大三角”的纽带以及各民族频繁交往的通道。

独克宗古城 图/ 张静

2014年1月,一場意外的火灾将独克宗古城烧毁部分。如今,古城已经慢慢复原。游人虽不如织,但也如涓涓细流。相比某些摩肩接踵的古城,我很容易在此地游客的脸上发现一份闲适和恬淡。

漫步在古城的石板路上,两侧是一座座木质结构的房子,经营着客栈、餐馆、酒吧或工艺品店,让人想到英国植物学家金敦·沃德笔下的“古雅小城”。1913年,为了考察横断山脉的河流与植物,金敦·沃德行经此地,借宿在一户人家里,发现“屋子极为清洁,铜烹锅及茶器擦得光可鉴人”。

为香格里拉留下文字记录的远不止金敦·沃德。近代第一位赴涉藏州市女钦差、有“东方奇女子”之称的刘曼卿在1933年出版的《康藏轺征》中,以细腻的笔触写到独克宗古城:

天色黎明或夕阳西落,满街尽背水之人,取水之瓢用树皮折叠而成,质轻而容量大,泉源之畔,取水者麇集如蚁。欲睹全城妇女丰采者,则薄而观之,妍媸弗遗矣。妇女取水之时,口唱歌曲,娇喉婉转,虽不尽叶宫商之律,然亦藉此忘疲也。取水既罢,有千门万户捣乳之声。取牛乳盛于木桶之内,捣之使其发酵,上浮者为酥油,下淀者为乳渣,居中者为乳酸,皆为康人重要食品。捣乳既歇,则炊烟四起,舒卷于朝阳之中,此中甸人生活一成不变之现象也。

金龙街古建筑群 图/嘉措

独克宗古城老街 图/戚其伟

如今,大龟山山下,刘曼卿所述的泉眼依旧在汩汩流淌。有人在泉眼边放了一把水瓢,方便路人取水品尝。太阳穿过透明的池水,水下波光跳荡。

微风中,卖牦牛酸奶的叫卖声显然吸引了一批游人的注意。他们刚从对面的中心镇公堂参观出来——那是一座汉藏风格结合的清代建筑,是古城居民祭祀祖先、集会议事和办理婚丧嫁娶的活动场所,1996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36年5月,贺龙、任弼时率领中国工农红军二、六军团经过香格里拉,设指挥部于此,召开了著名的“中甸会议”,为这座“世界顶端的贸易集镇”增添了一抹红色传奇。如今,中心镇公堂已成为迪庆红军长征博物馆的一部分,再现了红军长征过中甸(今香格里拉)的那些难忘的情景。

自古以来,香格里拉就是茶马古道上的传奇。当年,仅来往于香格里拉和拉萨之间的商号就有一百九十多家,每年过往的马帮达两万多匹。大批香格里拉的藏族青年外出经商、赶马,有些人后来就滞留在了印度。

在独克宗古城的巷子里,我遇到了英俊的康巴汉子扎巴格丹。扎巴格丹的父亲是香格里拉人,年轻时是马帮中的一员。2012年,扎巴格丹在独克宗古城创建了第一家“阿若康巴”精品民宿。

阿若康巴,南索达庄园 供图/扎巴格丹

“阿若康巴”是父辈们行走在茶马古道上,彼此间打招呼的一句话,意为“来吧,朋友”。创建“阿若康巴”既是扎巴格丹父亲生前的梦想,也是他自己的梦想。当年,马帮走在茶马古道上,每当筋疲力尽时,就会在大山深处的“乃仓”里获得休整的机会。父亲每次向扎巴格丹说起马帮的故事,总会说起那一座座“乃仓”。

2012年冬天,阿若康巴·南索达庄园开业,42岁的扎巴格丹实现了自己的“乃仓”梦。那时正值香格里拉旅游业的黄金期,游客们无不被古色古香的独克宗古城吸引。当扎巴格丹站在楼顶的平台或客房的阳台向外看去时,眼前是独克宗古城内错落有致的藏式建筑,大佛寺近在眼前,大殿的天顶反射出万道金光。

“如果说香格里拉是迪庆旅游业的一顶王冠,那么独克宗就是这顶王冠上最美丽的珍珠。”扎巴格丹告诉我。

对于香格里拉,扎巴格丹始终怀有热爱和信心。他至今都会经常想起当年他和父亲翻过一座垭口,第一次看到香格里拉时的情景:“那是一幅在我梦中无数次出现的卷轴画。”

我们告别扎巴格丹,向着画卷的深处进发。

庄园整体 供图/扎巴格丹

两个年轻人

从香格里拉出发,我们沿着214国道驱车向北,前往香格里拉高山植物园。

阳光打在松赞林寺的金顶上,墨色的斯勒岗坡如剧场的幕布。村民们在奶子河畔煨桑,袅袅青烟飘散在河畔的草原上。从公路上望去,黑色的牦牛仿佛草原上散落的芝麻粒。路边是大片的莴笋地和青稞地。莴笋粗壮碧绿,脱水后就成了火锅中的贡菜,而晒青稞的架子就像田野中的巨人。

我们经过纳帕海湿地。由于地处横断山区候鸟的迁徙通道,很多候鸟会在纳帕海停歇或越冬。此时,大部分越冬水鸟已经迁离。据说冬季时水鸟的数量可达到近两万只。环湖而行,不仅可以看到白尾海雕、黑鸢、喜马拉雅秃鹫,还能看到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鸟类黑颈鹤和黑鹳。

半小时后,我们抵达香格里拉高山植物园,想找老园长方振东聊聊。从山上骑摩托下来的是一个年轻人,戴着棒球帽,穿着蓝色洞洞鞋。他自我介绍叫方晔,是方振东的儿子。1990年出生的他,刚刚接替退休的父亲担任园长。

独克宗古城内的龟山公园 图/张静

方晔毕业于西南林业大学,小时候常随父亲在野外采集植物标本,渐渐培养起对植物学的兴趣。他告诉我们,父亲一手创办的香格里拉高山植物园是涉藏州市的第一个公益性植物园。园内海拔高差400米,保护理念是“通过繁育实现保护和利用”。

“目前,园内就地保护香格里拉高原上的620余种高等植物,迁地保护400余种。”方晔说,“平时主要是开展物种编目、建档、种质资源收集和繁育研究方面的工作。”

方晔一边介绍,一边带我们观看园内的植物:桃红色的报春花、紫色的马先蒿和紫苑、白色的銀莲花、蓝色的鸢尾、红色的狼毒花……还有杜鹃花、绿绒蒿、龙胆等高原花卉。

“植物园建成后环境得到改善,各种鸟类、昆虫类、哺乳类、两栖爬行类等野生动物也在植物园里安了家。”方晔笑着说,“刚才下来接你们时,我就看到一只云南豪猪。”

离开高山植物园,我们前往尼西乡汤堆村。尼西乡过去是茶马古道的必经之路,有着悠久的制陶历史。民间的制陶工艺已世代相传两千年,所产的尼西黑陶更是享誉所有涉藏州市。

汤堆村有近百户人家,几乎家家都以制陶为生。村里种着桃子树,已经结出累累果实。苞谷叶在风中摇曳,土豆地里开满漂亮的小紫花。我们走进一间藏式老宅,一个藏族小伙儿正在工作室里打磨土陶。

纳帕海骑马 图/张静

1992年,拉茸肖巴生于尼西著名的黑陶世家,父亲当珍批初是尼西黑陶的第七代传承人,2018年被文化和旅游部认定为“国家级非遗传承人”。相比非遗传承人身份的父亲,拉茸肖巴制作的黑陶,无论在造型还是功能上,都更具现代特色。

尼西黑陶有38种传统器型,以生活用具和宗教用品为主。拉茸肖巴则致力于将新的设计元素加入传统的黑陶烧制技艺中。除了传统器型,他也制作装饰品和工艺品,还会根据客人需求进行订制。此外,他也做起了淘宝店,走进了带货直播间。

说话间,拉茸肖巴从摆满黑陶器具的架子上拿起一只黑陶咖啡杯递给我。深黑色的咖啡杯是哑光的,不挂釉,杯口处挂着一只雕刻精美的水麒麟。

“这杯子多少钱?”

“七百。”

我把咖啡杯小心地放回架子上。

2016年,拉茸肖巴从云南民族大学毕业,选择回家做黑陶。如今,他已是尼西年轻一辈制陶手艺人中的佼佼者。他的爷爷就是制陶工匠。从小到大,他都是在泥土和制陶的拍打声中度过的。当地有句俗语:“奶茶罐是百科之母。”为了学习制作奶茶罐这一传统器型,拉茸肖巴一学就是七年。这些年来,他逐渐领悟到黑陶艺术的魅力。

纳帕海夕阳 图/张静

拉茸肖巴告诉我,尼西黑陶所用的陶土是从离汤堆村两公里外的山上采挖的。在那里,一米深的地下埋藏着制作黑陶的红土。

“这种红土是干净细腻的红胶土,是金沙江常年冲击留下的。”拉茸肖巴说,“因为红土中含有铁元素,在烧制过程中会氧化变黑——这就是尼西黑陶的秘密所在。”

制陶是手艺活,既需要技艺,也需要耐心。塑形时必须反复打磨,随后的雕花则考验技术。刻好花纹的半成品还需在室内阴干一周时间,去掉80%的水分,才能进行烧制。烧制好的黑陶还需要再次打磨,直至完美。

“工作一天能完成几件作品?”

“像刚才那只咖啡杯,光雕刻打磨就花了一周时间。”浓眉大眼、头发蜷曲的拉茸肖巴说。

一瞬间,我觉得七百块不算贵了。

奔子栏的法国“阿佳”

离开汤堆村,我们沿着滇藏线,向德钦县方向而去,准备夜宿奔子栏镇。

奔子栏镇位于金沙江上游右岸,在藏语里意为“小小的沙坝”,是奔腾的金沙江和陡峭的群山之间的一块河谷地带。相比平均海拔3400米的香格里拉,奔子栏的海拔不足2000米。因此离開汤堆村不久,道路就开始把我们引向河谷低处。

28岁的拉茸肖巴是村里第一个有本科学历的黑陶手艺人

随着海拔降低,河谷的风景却变得荒凉:两岸沙砾瘠壤,岩石暴露。刚才还能看到高大的阔叶林,一派郁郁葱葱的景象,渐渐却变成了低矮的灌木和仙人掌。风吹在脸上,又热又干,让人恍若来到了墨西哥的沙漠地带。

我后来才知道,这种“干热河谷”景象是“三江并流”地区典型的地质景观,堪称自然界精彩的一笔:暖湿气流在翻越峡谷两侧高山迎风爬坡时变冷引发降水,因此山顶降雨频繁,植被茂盛。气流经背风坡下降变热,到达谷底时则成为干燥炽热的“焚风”。“焚风”加剧了干热程度,致使植被更加稀疏,形成“干热河谷”的地貌。

然而“干热河谷”绝非全然荒凉。透过车窗,可以看到赭石色的山间镶嵌着一块块玛瑙般的台地。当地人通过对这些台地的改造,建造出一块块适合耕种的局部环境。台地上种植着核桃、柑橘、油橄榄、西瓜和葡萄,与黄褐色的金沙江交相辉映。

经典造型的茶壶,它是每一位尼西陶艺匠人的入门级器型 图/陈丹

经过奔子栏镇,我们离开大路,沿着溪流,穿过苞谷地,抵达宁静的白仁村。一条小溪穿村而过,水声潺潺。曾经的马帮就沿着这条溪边小路,走向更远处的尼丁森林。

站在小路上,抬头望去,裸露的岩石间生长着仙人掌,路边则长着花椒树和李子树。村民家里隐隐传来花猪的哼叫声,还有叮当作响的牛铃声。

我要拜访的是一位法国女建筑师Estelle Achard。九年前,这个来自阿尔卑斯山山脚下的法国女人,卖掉了法国北部的小屋,独自来到这座河谷深处的藏族村庄,开了一家名叫“土路”(Tulu Lodge)的民宿。

“土路”由村内的一栋藏式老民居改造而成,在外观上尽量保留了原有的风貌:土石墙围出的小院子里,栽着李子树和石榴树,石砌的花坛里种着迷迭香和薄荷。Estelle出门迎接我们,身后跟着两条狗(其中一条是瞎狗),兴奋地在我们脚边打转。

土路民宿内景细节 图/张静

Estelle一头灰褐色的头发,戴着眼镜,脖子上挂着藏式项链。三十年前,她第一次来云南出差,便不可抑制地爱上了这里的山山水水。十五年后,她移居昆明,做了几年酒店设计后,搬到香格里拉,最终在奔子栏定居下来。

她从村民那里租下这栋藏式老民居,开始按照自己的想法改造。当时,房子的状况很糟糕,墙体开裂,电路处于混乱状态。但她是建筑师,喜欢跟黏土打交道。她从加固结构和修葺房梁开始,一点点地进行修复。

“我一个房间一个房间地改造,有钱就继续,没钱就停工。”Estelle说,“有时,我也找朋友帮忙,回报就是招待他们在这里免费住宿。”

她的一位表兄是电工,帮她重新设计了房子的电路系统。另一位朋友是摄影师,在村子里住了两个月,留下了一组肖像作品——其中两张大幅肖像照,如今悬挂在大堂的墙壁上。

土路民宿主人Estelle Achard是一位法国的建筑师 图/张静

Estelle带领我们逐一观看她设计和布置的房间。虽然每个房间风格不同,但都将民族特色与现代理念有机地结合了起来,仿佛时光在这里静静沉淀。在改造房子时,Estelle最看重的是生态环保理念。她尽量保持裸木的状态,不使用带有化学制剂的清漆。她还特意保留了农村的“旱厕”:在厕所的地面上开一个洞,洞口上方摆一张椅子,座位被掏空了,洞口下是一堆木屑,排泄物直接落入木屑中,成为院外菜地的肥料。

在奔子栏生活近十年,Estelle可以用汉语和村民交流,村民都称她为“法国阿佳”。她喜欢当地产的酥油、牦牛肉和新鲜的蔬菜瓜果,自己则在花园里种植各种法餐需要的香草。

那天晚上,我们坐在花园的李子树下,与一家来迪庆旅行的法国人共享Estelle做的乡村晚餐:番茄西瓜冷汤、香料烤鸡、土豆泥,搭配香格里拉产的红葡萄酒。

土路民宿内景细节 图/张静

晚风摇曳院外的苞谷叶,溪水声显得更加响亮。我们谈起各自的经历。Estelle说,她也想过在普罗旺斯开一家民宿,但普罗旺斯已经太过饱和。她很高兴在奔子栏定居下来,开一家小小的民宿。

“普罗旺斯是全世界的想象,而这里也一样。”Estelle说,“每当我告诉法国朋友,我在香格里拉定居了,他们都会发出一声惊呼!”

土路民宿内景细节 图/张静

土路民宿外景 图/张静

雪山市场

第二天一早,我们离开奔子栏镇,离开干热河谷,沿着金沙江而行。公路的海拔再次上升,山上的植被又变得郁郁葱葱起来。在金沙江大拐弯处,我看到黄色的江水转了个弯,像男性弯起的臂膀,充满力量感——夹住江水的山脉,仿佛河流的守护神。

从奔子栏镇到德钦县城有八十六公里,山路虽然盘桓,但路况良好。解放前,德钦县不通公路,到1959年才修通滇藏公路。但那时需要翻越海拔四千多米的白马雪山,每年10月到次年5月,经常因大雪封山而交通受阻。如今,开通了隧道,已不必再翻越白马雪山的隘口。我们的汽车仿佛在公路上滑行,两侧皆是茂密的林海。

澜沧江航拍 图/ 张静

德钦县城,图片提供者为德钦县史志办,摄影作者余泽华(藏名嘉松)

德钦县城过去叫阿墩子。据传,宋元时期,藏传佛教高僧噶玛巴在禅定中发现卡瓦格博神山为莲花生大师所预言的胜乐金刚圣地,从此开启了藏传佛教朝拜卡瓦格博的先河。阿墩子既是朝拜神山的起始和终点,也是茶马古道上重要的物资集散地和文化交流地,因而有“雪山市场”的美誉。

从更广阔的角度看,阿墩子处在汉藏民族的接触地带。如学者所说,就像张家口商业发达,是因为处于汉蒙民族的接触地带,阿墩子商业发达也是同样的道理。

抗日战争时期,国际商路遭到封锁,阿墩子商贾云集,成为保持中印贸易和运输战备物资的桥梁。由于各大商号云集,为了方便交易,商人们使用一种“墩市洋”货币作为流通媒介。这种货币只能在阿墩子市场上使用,由此可见阿墩子当年的繁盛。

奔子栏干热河谷 图/张静

如今,德钦已经恢复了一座山间小城的样貌,建筑物沿山谷蜿蜒而下,有将近600米的落差。走在街上,我看不出当年茶马驿站的繁盛景象,如今更像是一座普普通通的小城。只有行人的肤色、口音和一部分居民的装扮,才让人意识到自己身处以藏族为主的少数民族聚居区。

由于地处狭小的山沟,德钦县这些年面临的最大地质灾害是泥石流。2003年,迪庆州政府曾考虑把县城迁至他处。2010年,地形相似的甘肃舟曲县发生泥石流,更是引发人们对德钦县的担忧。但当地人告诉我,德钦县附近山峦起伏,想找到一块足够开阔的平地十分困难,所以州政府最新的考虑是把县城整体搬迁到相邻的维西县。

扎西尼玛老家所在的村,明永村 图/张静

明镜般的村庄

清晨,我们去飞来寺观看“日照金山”胜景——金色的阳光照在卡瓦格博主峰上,然后回到德钦县城,与诗人扎西尼玛在一家藏餐馆见面。扎西尼玛穿着蓝色牛仔裤和黄色T恤。我们一边喝酥油茶,一边聊天。

扎西尼玛出生在德钦县下辖的明永村。这个村子坐落在梅里雪山的卡瓦格博主峰之下,藏语意为“明镜”,因村后雪山上倾泻而下的巨大冰川而得名。除了明永冰川,明永村还是已故诗人马骅支教的地方。在那里,马骅写下了诗集《雪山短歌》,被评论界誉为当代汉语诗歌中最明净、最澄澈的部分。

午饭过后,我请扎西尼玛带我去明永村看看。我们坐上汽车,上了214国道,很快就看到了奔腾的澜沧江。这里同样是干热河谷地貌,但我发现,只要有台坎坡地的地方,就有田园民居,就能看到麦浪翻滚、瓜果飘香的景象。行驶在这条路上,一块块绿洲,一座座民居,镶嵌在雪山、峡谷与大江共同繪制的图景中,令人心旷神怡。

扎西尼玛和他所著的书《雪山之眼》 图/张静

一路上,在河谷两岸的隘口和田间地头,不时可以看到耸立的土碉楼,大都倾圮破败,充满了历史的沧桑感。我问扎西尼玛,这些碉楼建于何时?所为何用?

扎西尼玛告诉我,由于年代久远,就连当地人也已经失去了对碉楼的记忆。它们究竟是出于战争的目的而建,抑或只是财富和身份的象征,考古学家们各执一词。

通往明永村的公路是1998年4月开通的。以前进出明永村只能走崖壁上的小路。在扎西尼玛的记忆中,当时明永河的水声比现在更大。他去上学,步行要走半天时间,还要溜一道滑索。暑假时,他去山上放羊,饿了就烤从森林里采到的松茸,撒上盐巴和辣椒就吃。如今看来,这一切算是“生命中难得的体验”。

那时,明永村村民的生活十分困苦。多数人家全家人共睡一个铺,家里甚至没有多余的碗。扎西尼玛记得,上初中时,有一次放假回家,他邀请同学到家里吃午饭。由于家里没有客碗,只好用家人的碗,结果还是个变形的碗——原来是他父亲有一次上山砍木头,摔了一跤,把木碗压变形了。

从上海到云南德钦梅里雪山明永冰川明永村义务支教一年多的志愿者马骅于2004年6月20日随车掉入澜沧江,不幸遇难,这是村中为其立的一块纪念碑 图/张静

初中毕业后,扎西尼玛去师范学校读书,随后辗转在德钦县管辖的村镇。1997年,他调入德钦县旅游局,参与编制了梅里雪山生态旅游区开发规划。正是那份规划把明永冰川作为优先开发的景区,而明永村的巨变也正是从那时开始的。

随着政府大力度的推介,卡瓦格博雪山和明永冰川开始吸引越来越多的游客。德钦县抓住时机,投资了七千多万元,为明永冰川修建基础设施,明永冰川成为迪庆州第一个国家AAAA级景区。

这是村中为志愿者马骅立的一座纪念白塔 图/张静

在冰川旅游开发中,明永村村民主要参与的是为游客提供牵马服务。

“骡马成了明永村的钱袋子。”扎西尼玛说,“1999年,牵马收入是平均每户八千七百元;到了2006年,平均每户突破了五万元。”

村民在旅游业中致了富,家家户户都置办了卫星电视、电冰箱、洗衣机、高档音响。生活方式、受教育程度也随之发生改变,就连穿着也越来越时尚。后来,县里又提出实施冰川索道项目。因为饲养骡马成本不小,修建索道则可能带来更多的游客。村民们认为,跟索道公司订合同,谈好分成办法,这样既可以舒舒服服地挣钱,又不用为喂养骡马和安全问题大伤脑筋。冰川索道投入运营以来,村民每户每年至少可以分到五万五千元的红利。明永村从过去的贫穷村,一变成为德钦县乃至迪庆州的富裕村。

午后,我和扎西尼玛一起漫步在明永村。只见家家户户都盖起了两层带院子的藏式民居,白色的墙壁点缀在碧绿的森林和田野间。卡瓦格博峰近在眼前,冰川从主峰的胸口延伸下来,一直垂到海拔2660米的森林中。

扎西尼瑪告诉我,据明永村的老人们说,以前推开窗户就可以看到冰川,感受到冰川的凉气。那时候的冰川很大,把山谷堆得满满的,整天都能听得到冰川崩裂发出的巨响。1913年,英国植物学家金敦·沃德也曾造访过明永冰川,看到“一根巨大的冰柱醉汉般摇晃,瞬间后便咆哮着滚落山谷,将树上一群绿色的鹦鹉惊起”。

扎西尼玛说,在他小时候,冰川的出水口会被掉落的冰块堵住,河水一下子断流了,村妇们就到冰川边上,亮着嗓门唱起“嘛呢调”。唱着唱着,冰块被冲开,河水哗哗地奔涌而出。然而,冰川逐渐消融,这让扎西尼玛感到心情沉重。

“每次回村,都会感觉冰川变小了一些。”扎西尼玛说。

为此,他还拍摄了一部名为《冰川》的纪录片,从“朝圣者”“旅游者”“村民”三种视角,表达了藏族人对雪山的信仰,对外来文化影响的不同理解,以及他们在旅游业开发浪潮中面临的种种困惑。

“我很清楚,气候变暖是全球性的环境问题。我能切身体会和非常直观地看到冰川的退化和消融。这个地方的生态能保存到现在这种状况,成为全球三十四个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之一,靠的是什么?是当地这些习俗。这种习俗的背景,就是当地的信仰和文化传统,你要保住一个地方,主要还是靠当地人,明永村的冰川,是靠明永村的人来保护的。

游客前往神瀑 图/张静

所以,他们对世界的解释、态度、看法,就很重要。”扎西尼玛说。

村子的路边立着一块“马骅老师纪念碑”,正面和背面用汉文和藏文写着:“马骅,诗人、学者。1972年4月11日出生,男,汉族,天津人,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2003年3月到明永村小学义务支教。2004年6月20日不幸遇难,年仅32岁。”

纪念碑对面,是马骅曾经支教的明永小学,后改名为“明永马骅希望小学”。几年前,明永小学与其他小学合并,如今这栋三层的钢筋水泥建筑已经废弃,房间里堆满了杂物,有一种时过境迁的凄凉。

扎西尼玛和马骅是同龄人,又都是诗人,当年两人很快成为朋友。他回明永村看马骅时,两人经常一起聊书聊音乐。马骅会拿起吉他,唱起喜欢的民谣,长长的头发像一团黑色的瀑布。他们去附近的山上野餐,躺在一棵不知有多少年月的老桃树下:

微风时时拂过,花瓣沿着暖洋洋的阳光纷纷飘落下来。背后是在云雾里时隐时现的卡瓦格博雪山和雪山上伸展下来的巨大冰川,冰川在阳光的照射下发着蓝幽幽的光,偶尔会传来冰崩的轰响,山谷的两岸覆盖着茂密的森林,头顶上是蓝得醉人的天空和天空中变幻不定的云彩。

雨崩村全景图 图/张静

——扎西尼玛,《雪线之下》

现在,站在当年的明永小学门前,往事历历在目。扎西尼玛的眼眶中含着泪水。

通路的雨崩村

在《雪山之歌》中,人类学家郭净写道:

“所谓神山卡瓦格博,指的并不仅是海拔6740米的主峰,而是以卡瓦格博为中心的一个山神的群体;崇拜这个山神群体的祭祀圈,也不受现代行政区划的限制,而囊括了以澜沧江上游为中心的藏族聚居区域。这组神山以及国内和国外涉藏州市的许多神山,通过历史传说、亲属关系、主仆从属关系连接成更庞大的神山体系,覆盖了青藏高原及其周边的山地。”

雨崩村,就位于卡瓦格博神山的腹心地带,村名意为“绿松石堆起的地方”。民间传说,胜乐金刚在卡瓦格博地区建立了胜乐的净土世界,而噶玛巴大师在《内转经圣地志》中写道,雨崩村是西方极乐世界在人间的显现,居住在雨崩的人们都是空行母和空行勇士的化身。

抽水烟的阿那主 图/张静

多年前,雨崩村是卡瓦格博地区最隐秘的角落,因为不通公路,旅行者必须翻山越岭,徒步进入。那是一段五个多小时的艰苦行程,即便雇马,也要颠簸三个多小时,不少骑马者的屁股会磨出血泡。

2018年7月,雨崩村终于通路。现在,你可以坐车或驾车来到西当村,从那里转乘村民的越野车。不过,那依旧是一条没有铺设柏油的土路,蜿蜒在群山和密林之间。坐在车上,时而飞起,时而落下,S形转弯和U形转弯交替出现。这样颠簸四十分钟,才能到达雨崩上村。

雨崩村客栈 图/张静

然而,在到达的那一刻,你就会觉得不虚此行。雨崩村的地形非常特殊,是一个被雪山和森林包围的山谷型盆地。盆地中有一条湍急的溪流“雨崩曲”,自北向南流过,分开上村和下村,最终汇入澜沧江。在村庄与雪山之间,一左一右矗立着两座神山:左边是神湖山“初达玛翁贡波”;右边是修行山“本登日”。站在上村的观景台,你会发现,雨崩村的风景是垂直立体的——从雪山、森林到草甸、峡谷——不同高度有不同风景,却又一览无余,就像欣赏一张竖幅的中国山水画。

在郭净看来,雨崩村的格局属于理想的封閉式空间:环绕的群山阻挡了冬季寒流的侵袭;溪水提供了发电和灌溉的可能;森林既能保持水土,调节本地的小气候,又提供了木料。在这样的吉祥福地,当地村民长期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

我们在上村的一家客栈落脚,老板是一个戴着棒球帽的广东女生,养了两只拉布拉多犬。她之前在尼泊尔的博卡拉开客栈,因为新冠疫情回到国内。她来雨崩村旅游,爱上了这里,于是租下村民的老宅,自筹一百多万元改造成客栈。她告诉我,自从雨崩村通路后,像她这样的外地老板多了起来。我问她生意怎么样。她说,夏天还可以,到了冬天,她就闭店回广东了。

上雨崩村的斗牛 图/张静

我出去探访雨崩村。除了客栈,村里还有不少外地人开的餐馆、酒吧和超市。我打听到村长阿那主的手机号,打了过去,他让我到家里找他——阿那主也把自家的房子租给了一对外地夫妻开客栈,自己则住在客栈后面的老房子里。

阿那主56岁,身体硬朗。他招呼我坐下,泡上一壶茶,把香烟插在水烟筒里“呼噜呼噜”地抽。他告诉我,雨崩村之前的经济主要依靠农牧业,虽然自给自足,但过得十分艰辛。1991年,中日联合登山队在攀登卡瓦格博峰时发生山难。这场悲剧震惊了世界,却也让处于卡瓦格博腹地的雨崩村摆脱了无人知晓的命运。

自2000年起,德钦县投入七千多万元开发卡瓦格博生态旅游区。雨崩村渐渐开始出现背着大包小包的徒步者。和明永村一样,雨崩村的村民最初通过牵马改善了生活。在外面经商闯荡近十年的阿那主嗅到了商机,毅然回村办起了客栈,取名“徒步者之家”。

雨崩村 图/张静

阿那主说,旅游业的发展,增加了雨崩村的收入,却也凸显出雨崩村交通不便的问题。首先,随着游客进入,大量物资需要从外面采购,仅靠骡马很难实现供给;因为运输困难,村民想修客栈不得不在周边的山林里砍伐木材,但当地对森林保护有很严格的规定,于是客栈也修得举步维艰;其次,旅游业的发展伴随着生活垃圾的产生。雨崩村位于神山脚下,不能就地焚烧,只能用骡马驮运出村,每年需要外运的垃圾重达四五十吨。

越来越多的周边村子开始通路,修路也成为雨崩村村民的朴素愿望。以前去德钦县城至少要两天的西当村,通路后只需几个小时。只有雨崩村交通不便,解放牌胶鞋和绿色军用背包一度成为雨崩村村民的标配。

“外村人都把解放牌胶鞋和绿色军用背包戏称为‘雨崩胶鞋和‘雨崩巴挎。”阿那主笑着说。

但对于修路,村民和环保人士也有各自的担忧。一是担心路通之后游客会不会不来了?毕竟桃花源般的与世隔绝正是雨崩村吸引游客的主要原因。二是担心修路会不会破坏沿途植被,引来不可逆的生态环保问题?正是由于这些担忧,通往雨崩的道路直到2018年才正式修通。

神瀑 图/张静

我问阿那主,道路修通后,雨崩村有哪些变化?阿那主抽了口水烟说,路修通后,游客变多了,村民的收入增加了,现在几乎家家户户都开客栈。

我也发现了这一点:整个雨崩村都在大兴土木。特别是地势平坦的下村,更是有七八家客栈在同时开工。阿那主告诉我,村民开客栈一般只是将地皮或者老房子出租,由外地人接手经营,每年光租金收入就有十几万。

我问阿那主,是否担心村民富裕后会搬到条件更好的城里,导致村子“空心化”?

“雨崩村是一块风水宝地,”阿那主又抽了口水烟,“我想村民大都不愿搬走。”

不过,阿那主也有一些隐忧:村里的土地有限,有些村民不听劝告,把客栈建到了保护林地里,一旦引起火灾怎么办?村子的承载能力有限,如果游客越来越多,该用什么办法限制客流?

对于后一个问题,阿那主去开会时也听到有人提出过解决方案:用价格调控客流,把雨崩村打造成一个高端度假胜地,能负担得起高消费的游客才有资格进入。

我问阿那主,觉得这个方案怎么样?

“我觉得有点别扭。”阿那主说,“虽然雨崩村现在的收入主要靠旅游,可要是將来只有有钱人才能来雨崩,那雨崩还是雨崩吗?”

阿那主的困惑也是很多人的困惑。傍晚回到客栈,广东女老板给我讲了她在尼泊尔小城博卡拉的经历。随着世界各地的游客拥入那座小城,各种客栈、餐厅和酒吧也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随之而来的就是低价揽客和恶性竞争——除了疫情,这也是她最终决定离开博卡拉的原因。

她不知道未来的雨崩村会不会面临同样的问题,但至少眼下,她是满意的。我们站在客栈的观景阳台上,眼前是云雾笼罩的雪山和碧绿幽深的峡谷。从山上俯瞰,雨崩下村就像神灵随意摆在山坝子上的积木。

茨中教堂下的玫瑰蜜葡萄园 图/张静

第二天一早,我穿上徒步鞋,朝山谷深处的神瀑走去。我先是经过一片河滩,只见沙地上分布着大大小小的石堆——那是转山的人为来世能投生到卡瓦格博山脚下而盖的阴间小房子。走了一会儿,我又经过莲花生大师加持过的泉水。山泉从高处流淌下来,在岩壁下方汇聚成一座小池塘。一个朝圣的藏民脱下帽子,用帽檐当容器取水,然后直起身子,一饮而尽。

“这个泉水能治百病的。”他突然对我说。我笑着点点头,用手捧着喝了几口。

一路上,我都穿行在针阔叶混交林中,而各处胜迹散布在沿途。我经过莲花生大师修行过的禅洞,里面供着一尊金佛,桌上点着酥油灯。然后是“中阴狭道”——据说人死后七七四十九天要走过这条地道,走过去的人才能转生。

“中阴狭道”分为下洞和上洞,下洞代表地狱,上洞代表天堂。朝圣者必须先钻进“地狱”,沿着黑暗、冰冷的地道,绕过洞内的一块大石头,再钻出来。然后再钻上洞——据说能顺利钻出此洞的,死后方得解脱;若被石壁卡住,将来便会堕入地狱。

茨中教堂内景 图/张静

过了“中阴狭道”,继续向上攀爬,周围已经没有森林,到处是生着灌木丛的岩石。这样再爬半个多小时,我终于到达海拔3700米左右的神瀑。此时,我身处神女峰和五佛冠的山脚下,只见数条瀑布从悬崖上飞泻而下,周围的山上挂满经幡。一

位藏民告诉我,转经者要穿着衣服,走到神瀑下绕三圈,淋湿全身,象征得到了解脱和洗礼。有时候,没有滴水落下,那就是不祥之兆,说明这个人有生命之忧。

幸好,当我走到岩壁下方时,山泉像大雨突降而下,瞬间就打湿了身体。

茨中村当地村民红星为我们介绍自己酿制的葡萄酒 图/张静

卡瓦格博这样的圣地,就是中阴世界在人间的倒影。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它已经被符号化为这样一个神圣的空间:它是每个人死后灵魂回归的入口,是连接此岸和彼岸世界的一个通道。成为沟通今生和来世、日常和神圣两个空间的桥梁。因此,卡瓦格博对于转经者来说,其特殊的地位是任何雪山无法比拟的。

——郭净,《雪山之歌》

我站在瀑布中,闭上眼睛,感受着卡瓦格博的神圣。回雨崩村的路上,我在河滩上为自己垒了一座石头小房子。

教堂与葡萄园

离开雨崩村,我们搭乘村民的越野车回到西当村,然后沿着澜沧江,前往茨中村。这是澜沧江西岸的一个村子,位于德钦县与维西傈僳族自治县的交界处。村中有一座保存完好的天主教堂,还有传教士种下的葡萄藤。

一路上,公路悬挂在半山腰。透过车窗,我看到澜沧江像一条黄色长蛇,蜿蜒在谷底。对岸的卡瓦格博山脉壮美异常,雪顶从云雾中微微探出,森林线以下则是干热河谷——土黄色的山坡间散落着绿油油的田地和农民的住房。

经过燕门乡,我们在乡里的餐馆吃了一碗面片。午后天气炎热,同桌的两个女孩吃得满脸通红。她们告诉我,家在山上的茨姑村,是特意来乡里来取快递的。

“取快递要到乡里啊?”

她们点点头:“快递送不到村里。”

午饭后,我们与两个女孩告别,继续沿着澜沧江而行。由于乌弄龙水电站蓄水,江面一下子变得宽阔起来,有一种大河的气象。听司机说,为了建水电站,附近有一些村子被江水淹没,移民被转移安置到了茨中村,茨中村的规模因此扩大不少。

到了茨中村,我们下榻在一家天主教堂旁边的民宿,窗外就是教堂和葡萄园。民宿主人叫邱正芳,是被安置过来的移民。她从老村民手上买下了这块地,顺便承包了教堂里的葡萄园。

神父不在,教堂大门紧闭,幸好邱正芳有钥匙,我们才得以进入参观。

茨中教堂是由两个法国传教士——亚历山大·迪朗和杜贝尔纳——修建起来的。当时,天主教在滇藏边地传播,曾经与藏传佛教发生冲突,在1905年酿成“维西教案”。愤怒的群众焚毁了澜沧江、怒江沿岸的十所教堂,杀死了法国传教士余伯南和蒲得元。清政府派兵镇压,天主教会获得抚恤赔偿,这才得以在藏族聚居区与傈僳族聚居区交界处的茨中村兴建教堂。

茨中教堂从1907年开始筹建,历经十年竣工,成为天主教西藏教区云南铎区的主教座堂,并先后开办了一所学校和一座修女院。为了建造茨中教堂,传教士显然煞费苦心。除了精心设计之外,他们还多方寻找各类工匠,有当地的藏族人和纳西族人,还有从丽江、剑川等地请来的能工巧匠。烧砖、制瓦、采石、伐木往往就近取材,彩色玻璃和西式器具则不远万里从国外运入。

教堂的建筑风格兼有巴斯利卡和罗马教堂的特色,也包含了飞檐、亭阁等中式风格,而门窗头的装点又充满了藏式风情。我深深地感到,在当时近乎与世隔绝的澜沧江峡谷,建造这样一座集中西文化特色,融藏、汉、白、纳西等民族元素于一体的建筑,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茨中教堂逃过了“文革”的劫难,与两位法国神父的墓地和葡萄园一起完整地保存了下来。如今,一排排葡萄藤在午后的风中摇曳,一棵老枇杷树,修女院的残墙,旁边是一棵巨大的蓝桉树和一棵月桂树。邱正芳告诉我,这两棵古树与另一棵油橄榄都是百年大树,被称作茨中教堂的“三海客”,都是当初传教士从海外带来的。

月桂树的旁边就是神父的墓地。刻有碑文的是法国神父伍许中,1880年生于法国旺岱省,美国人类学家约瑟夫·洛克在茨中曾经碰到过他。洛克不喜欢传教士,但对伍许中的印象不错。在《中国西南古纳西王国》一书中,洛克记录了伍许中的一句名言:“给一个纳西人传福音比给一个藏族喇嘛传福音还难。”

伍许中懂藏文,常为藏文教歌谱曲,还参与过藏文课程的编写,1930年因瘟疫去世。另外一块没有碑文的墓地里,安息的是法国神父余伯良。他的兄弟余伯南也是神父,1905年死于“维西教案”,就葬在几公里外的茨姑村——那两个去燕门乡取快递的女孩子家所在地。

教堂建好后,法国神父还亲手种植了从法国带来的葡萄。没人料到,这种“玫瑰蜜”葡萄在法国已经绝迹,却在茨中保存了下来。邱正芳告诉我,这些百年老藤的生命力依旧旺盛,不用打农药,每年所产的葡萄可酿一千斤葡萄酒。

叶枝镇全景图 图/张静

在茨中村,很多家庭都酿葡萄酒,葡萄苗就来自教堂的葡萄园。茨中村最早酿酒的是当时茨中教堂管理协会的负责人吴公顶。1997年,他特意去盐井教堂做修女的姨奶奶那里学习酿酒技术,回到茨中村后开始自己酿酒。在他的带领下,茨中村的很多家庭也开始种植“玫瑰蜜”来酿酒。如今,德钦县的燕门乡和云岭乡都在发展葡萄产业,著名的酩悦轩尼诗也在德钦县建了葡萄酒厂。

邱正芳打开教堂大门。我跟着她走进去,慢慢欣赏教堂四周的壁画。邱正芳是天主教徒,而她的丈夫信仰藏传佛教。邱正芳告诉我,像这样信仰不同宗教的家庭,茨中村还有很多。

经过百年的融合,茨中村已经成为了一个多宗教、多文化、多民族的聚居区。村里有藏族、纳西族、汉族、白族、彝族、傈僳族和怒族;信仰的教派有噶玛派、噶举派、格鲁派和天主教。有些家庭有两三种不同的教徒,但从来没有因宗教信仰不同而发生村民之间、家庭成员之间的争斗。

在这座澜沧江畔的小村庄,中西文化、不同宗教、不同民族彼此碰撞融合,最终被时间酿成了一杯醇厚的佳酿。

维西叶枝

离开茨村中,跨过澜沧江桥,回到德维公路,很快就进入了维西傈僳族自治县境内。公路基本沿江而行,澜沧江峡谷也变得愈加开阔。从雪山峡谷的德钦下到澜沧江河谷的维西,也意味着我们离开了梅里雪山——卡瓦格博的文化范围,进入了一片全新的领域。

公路异常平坦,我们很快就抵达叶枝古镇。这里的海拔只有2000米,是澜沧江畔的一片开阔谷地。叶枝镇背依云岭山脉,面朝碧罗雪山。翻过碧罗雪山就到了怒江,越过云岭山脉就到了金沙江。到了这里,澜沧江也一改汹涌澎湃的常态,江面变得宽阔而平静。

叶枝镇土司衙门 图/张静

自古以來,叶枝镇就是“三江区域”的贸易中心和茶马古道的西线要冲。如今,这座古镇被云南省人民政府列为省级历史文化名镇。据说,维西县城原来就在这里,后因行政需要才迁到现址。

历史上,叶枝镇曾出现过王氏、李氏、祁氏、禾氏等一些显赫一时的封建领主家族,至今仍留下许多古代民居,其中以王氏家族最为有名。王氏是纳西族,祖上为纳西军事首领,后被清廷封为“北路土司”。1938年,王氏土司家族的第九代传人王嘉禄承袭世职,被国民政府委任为“江防大队长”“三江司令”等职。

王氏土司以强大的实力称雄滇西北,统辖范围从现在迪庆州、怒江州所辖的“三江”流域,远至高黎贡山及缅甸密支那一带。1938年,王嘉禄铸造一批铁制界碑,上铸“北路土司界”字样,运到独龙江一带的管辖边界埋设,成为1960年中缅勘界时的唯一依据。

王氏家族几代兴盛绵延,如今在叶枝镇上仍然保存着当年的土司衙署,后称“三江司令部”。我去参观了土司衙署。时过境迁,部分建筑已经破败损毁,保留下来的院子还有十多个,融合了汉族、藏族、白族、纳西族等多种建筑风格。布局上则是典型的“四合五天井”“三坊一照壁”。大门、碉楼、城墙、花园、经堂、神殿等一应俱全。

叶枝镇赶集场面 图/张静

从土司衙署出来,正赶上叶枝镇的集日,路边摆满大大小小的摊位,贩卖从食品、衣服到农具、电器之类的东西。不少附近山上的傈僳族族人也来到叶枝镇赶集。他们大都背着竹篓,穿着解放鞋,戴着蓝色鸭舌帽。

傈僳族源于古代氐羌人,在迪庆州境内分布于澜沧江、金沙江上游河谷地区,主要居住在维西傈僳族自治县。历史上,傈僳族没有自己的强大政权,一直处于吐蕃、纳西木氏土司的统治下。他们以叶枝为中心,不断向怒江一带迁徙。

我打听到,叶枝镇附近的同乐村是一座保存完好的傈僳族村落,还是“阿尺木刮”的发祥地,于是决定前往。和大多数傈僳族的村寨一样,同乐村也藏在深山之中,幸好已修通公路。汽车在盘山路上开了半个小时,同乐村突然出现在云雾缭绕的山谷对面。那是由一片传统木楞房组成的村寨——远远望去,有一种古老神秘的意境。

同乐村的傈僳族相信万物有灵,崇拜鬼神,在各种劳作中都要举行祭祀活动。祭祀活动中要吟唱从祖先那里继承的颂歌,这就是傈僳族与神灵直接交流的方式。历史上,傈僳族没有文字,仅靠刻木,结绳记事。1923年,傈僳族的农民哇忍波用十余年的時间创造了一套音节文字,将文字编成长短不一而又大致押韵的291句,共1039字。哇忍波在同乐村收了上百名弟子,这些一代弟子将傈僳族音节文字用于记账、写对联和祭祀等活动,使很多傈僳族的传统文化得以记录下来。

哇忍波造字并非天马行空。正是从“阿尺木刮”中,他吸收了大量傈僳族文化的精髓,为创造音节文字奠定了基础。我们与同乐村的村长打好了招呼。现在,几十位身着传统傈僳族服装的村民已经等在村广场上,准备为我们表演“阿尺木刮”。

参舞者分为男女两队。男人上身穿着无领条花上衣和大襟褂衣,下身穿着大裆裤,头戴圆顶宽帽檐的羊毡帽,斜挎俗称“花腊扁”的刺绣挎包;女人上身穿着白边上衣和大襟褂衣,下身系着百褶裙,外面系着刺绣围腰。

在傈僳语中,“阿尺木刮”意为“山羊调”。村长告诉我,傈僳族的祖先世代生活在大山深处,过着采集、狩猎的生活,与外界几乎没有来往。天长日久,他们逐渐与饲养的山羊建立了深厚的感情,能将山羊的声音和动作模仿得惟妙惟肖。经过漫长的岁月,终于形成了“阿尺木刮”歌舞。

“阿尺木刮”歌舞为无乐器伴奏的歌舞,舞蹈从起跳到结束,始终以歌唱伴奏,脚步随着歌唱节奏踏步。这时,参舞者们已经准备就绪,只听男队领唱者突然引吭高歌,颤抖的嗓音果然如山羊鸣叫,让人仿佛置身高山牧场。接着,参舞者们就随着节奏,顺时针踏起步来。唱到最后一句时,男队全体帮腔合唱。随后,就轮到了女队领唱。如此循环往复,节奏也渐渐加快。歌声和踏步声中伴随着笑声,空气中充满了自由欢快的气氛。

村长告诉我,“阿尺木刮”的歌词其实内容非常丰富,从天到地,从高山到江河,从远古到今天,悲欢离合,喜怒哀乐,无所不包。

“这就是一部傈僳族的百科全书。”村长骄傲地说,“年轻一代能从这里了解到傈僳族的历史和生活。”

表演结束后,我在参舞者中遇到了1996年出生的王春亮。和很多农村一样,同乐村的年轻人大都去沿海城市的工厂打工,只有他选择留下务农。他喜欢“阿尺木刮”,从小跟着大人学习,后来又拜“阿尺木刮”的非遗传承人李碧清为师。

同乐傈僳族村庄 图/张静

我们一起去到他家,围着火塘坐下。墙上挂着毛主席的画像,桌子上有一本摊开的书,是高尔基的《童年》。王春亮告诉我,他平时在山上种桃子,在澜沧江边种麦子,家里还养了羊。村里年轻的女孩都出去打工了,他一个人寂寞的时候会唱起“阿尺木刮”的调子。

我问他最大的梦想是什么。

“希望越来越多的人能知道‘阿尺木刮,”他说,“能了解我们傈僳族人的传统和文化。”

滇金丝猴的乐园

为了一早去滇金丝猴国家公园,我们前一晚选择住在维西县塔城镇的启别村。在这个依山傍水的村寨,家庭民宿业搞得有声有色。

我们住在春福家。和很多农村孩子一样,春福也曾在城市打工多年,直到2016年,25岁的他突然意识到,繁华的城市始终不如腊普河畔的家乡让自己舒心。春福回到家乡,开始了创业之路。他成立乡村旅游专业合作社,打造“入户沉浸式”民宿。在他的带动下,村里的数户人家都加入了民宿行业,启别村也因此被维西县评为“乡村旅游示范点”。

村中特色舞蹈“阿尺木刮”非遗传承人的徒弟王春亮 图/张静

实际上,早在2000年年初,迪庆藏族自治州就开始了经济社会发展思路的转变,从原来的“木头财政”转向“旅游财政”。经过二十年的耕耘,旅游业已经逐渐成为迪庆藏族自治州新的经济增长点和天然林禁伐后的替代产业,促进了迪庆藏族自治州工商业、农牧业、文化娱乐业、电信通信业、交通运输业、饭店餐饮业的快速发展。

迪庆州下辖香格里拉、德钦和维西三个县市。香格里拉早已全国闻名,德钦则有卡瓦格博圣山,只有维西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默默无闻,来自旅游业的收入几乎为零。直到2007年,维西县在云南省旅游产业大会上第一次提出了建设滇金丝猴国家公园的设想,这才开启了维西县旅游业的大门。

早在20世纪90年代,时任维西县林业局局长的李虎就让当地巡护员在萨玛阁林区跟踪滇金丝猴群。到了2008年,这群猴子的数量已经壮大到了四百多只。萨玛阁林区隶属于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藏族人肖林一辈子在保护站工作,经历过关于滇金丝猴研究与保护的几乎所有重要事件。

在位于塔城镇启别村春福家的民宿家人合影 图/张静

肖林告诉我,当时迪庆藏族自治州广泛征求如何推动维西区域旅游发展的建议,白马雪山保护区提出了“通过展示明星物种带动生态旅游,并使公众得到自然教育”的思路,得到了州委州政府的肯定。经过多次会议协商,州委州政府最终责成以白马雪山保护区管理局为主,组成指挥部,开展滇金丝猴国家公园的建设项目,而肖林成为了这个项目的总指挥。

萨玛阁林区与德钦县境内的施坝林区相连,之前也曾经是采伐之声不绝于耳的林区。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国家为了保护和建设长江流域的生态植被,实施天然林禁伐,这才保护了滇金丝猴赖以生存的家园。

2009年10月,滇金丝猴国家公园历时三年建设落成。如何在自然状态下展示一个物种,成为随之而来的难题。保护区管理局请来研究灵长类动物的专家。他们提出要对猴子进行分群。

“猴群有四百多只猴子,四十多个家庭,公园区域面积虽大,但对于数量如此之多的猴子也显得资源不足,猴群全部展示出来有难度。”肖林说,“所以只需留下能满足展示需要的家庭,其余的全部放归山林。”

位于维西傈僳族自治县塔城镇的启别村充满了田园风光 图/张静

老百姓放养的牛和藏香猪 图/张静

分群的时候,护林员先把四百多只猴子松散地放在山林中,观察出八个完整的家庭,然后人为地把这八个家庭隔离出来,剩下的猴子则全部赶到山顶。如今,在滇金丝猴国家公园游人看到的猴子基本就属于这八个家庭。

第二天一早,我们从启别村出发,驱车半小时来到滇金丝猴国家公园。我们在大门处换乘电瓶车,向着山林深处进发。清晨的森林彌漫着晨雾,空气湿漉漉的,偶尔可以听到傈僳族人在林中放牧的吆喝声,伴随着阵阵鸟鸣。

到了停车点,我们下了电瓶车。在山间的不同高度,分布着十二个观猴点。由于猴群每天迁徙,我们需要徒步去找当天的观猴点。跟着向导,我们在山间一路攀爬。向导说,猴群今天会出现在位置最远的十二号观猴点。

白马雪山U形谷 图/张静

肖林在采访时给我看过一张自己早年拍的照片。护林员喂食时举着棍子赶,上百只滇金丝猴全不在树林中飞腾,而是在平地上顺从地用四爪爬行。肖林说,拍到这张照片时,他心里难过极了。

“如果有一天,人和野生动物零距离接触了,这绝不是什么生态平衡,而是动物已经丧失了对外部环境的天然警觉。”肖林说,“无论是对人类还是动物,危险或许不会立即致命,但对危险的麻木却是无可救药的。”

如今,情况已经得到改善。到了十二号观猴点,我发现前方已经拉上了一条安全线,防止游客和动物过分接近,而在几十米外的云杉林中,一个滇金丝猴家庭正在进食、嬉戏。它们长着一张张像人一样的脸,是除人类以外的灵长类动物中唯一的红唇族。

白马雪山保护区管理局肖林 图/张静

曲宗贡保护站 图/张静

向导告诉我,滇金丝猴之所以珍稀,是因为它仅分布在金沙江、澜沧江之间的云岭山脉海拔为2800米至4300米的雪线附近。在系统发育上,滇金丝猴处于旧大陆猴与猿之间的特殊分类地位,因此对滇金丝猴的研究,对于人们认识和了解人类自身的进化历程,有着重要的意义。

滇金丝猴 图/肖林

看着这群滇金丝猴在树林间飞腾、雀跃,我突然意识到眼前的景象是多么来之不易。在那个一穷二白的年代,从砍伐林木到保护环境,这样的转变需要多大的勇气?而在发展旅游的同时,让人与动物和谐相处,保持那段必不可少的“神圣”距离,又需要多大的智慧?

正是怀着这样的感慨,我离开滇金丝猴国家公园,驶向香格里拉。旅程即将结束,不知不觉间,我已经离开澜沧江,回到金沙江的怀抱。一百公里外的香格里拉,仿佛是令人眷恋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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