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龙梆企

“一直疏远正剧，但《觉醒年代》竟让我追起剧来。”类似的评论在网络上不少，加之目前豆瓣9.0的评分，充分说明这部历史剧的国民口碑。

人们对它的兴趣，除了大家大致已谈过的那些原因，还必定有一个潜在的语境。今天的中国人也正处在某种“觉醒年代”，和百年前的爱国者一样，对国家、民族的过去与未来，关切日渐浓厚。正是这相似的情景，让这个时代被重温。

这里不是要评论电视剧，而是引起一个话题——那些从全国各地来到北大校园里穿着长衫的新青年们，毕业后都去了哪里？在经历了时代激荡后，他们的人生，以及校园之外中国更大范围的“觉醒”是怎样的情形？换句话说，校园里的思想论争，还不是这个“觉醒年代”的全貌，接下来，我们就用云南所经历的变革来完成这个“觉醒”的拼图。

/最初的觉醒/

云南的“觉醒年代”，时间上比北京晚了几年。而最初的启蒙者，确实就是北大毕业的那批受新文化运动洗礼的学生。

昭通人龚自知是代表性的人物，他模仿《新青年》杂志，在昆明创办了《尚志》，“宣传民主和科学，宣传新文化”（《中共云南地方史（第一卷）》，p19）。

不过，模仿归模仿，在昆明当时的文化氛围下创刊的《尚志》，跟《新青年》还有一些思想距离。它没有《新青年》那么“新”，基本只能算新旧调和的产物。这一点，从两位创刊人的思想状态就可以看出。

《尚志》是龚自知和袁丕钧发起创办的。龚自知1913年保送北大文科预科，1917年暑假毕业，其间，1915年9月《新青年》创刊，北大文科教授新旧两派的论争，以及新文化运动的各种主张，他基本持同情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