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稿日期] 2021-03-17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沙特阿拉伯血缘政治的历史考察”（编号：18BSS031）。

[作者简介] 哈全安（1961-），男，吉林省吉林市人，天津师范大学欧洲文明研究院教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世界史学科评议组成员。

[内容摘要] 亚洲包含东亚、南亚和西亚三大板块，人种构成具有明显的多元性，文明格局呈三足鼎立的态势。在意识形态层面，东亚文明长期延续世俗的传统，皇权崇拜俨然是民众信仰的集中体现，南亚可谓多神信仰的沃土，而一神信仰的神学理念则在西亚的广袤大地一脉相承。在政治形态层面，东亚与西亚素有帝国的历史传统，南亚政治格局则长期处于支离破碎的分裂状态。中亚位于亚洲大陆腹地，构成西亚文明板块的东向延伸地带;东南亚兼有东亚文明与南亚文明的双重元素，可谓亚洲文明的次生板块。近代以来，亚洲大陆明显落伍，至19世纪沦为西方殖民主义的牺牲品。进入20世纪，亚洲各国相继摆脱西方列强的支配和主宰，现代化进程步入新的历史阶段。

[关键词] 亚洲文明;异质多样性;命运共同体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6201（2021）02-0087-04

一、地缘形态与人种族群

如若从宏观的视野俯瞰东半球，可见亚非欧三大洲呈现出不同的地缘形态。欧洲大陆内部鲜有难以穿越的自然障碍，西起大西洋沿岸东至乌拉尔山的广袤区域呈现为相对单一的地理单元。在非洲大陆，人迹罕至的撒哈拉沙漠横亘东西，形成巨大的天然屏障，撒哈拉沙漠的南北两侧呈现为二元的地缘结构。相比之下，亚洲大陆明显有别于欧洲大陆和非洲大陆，其地缘形态可谓三分天下。帕米尔高原和喜马拉雅山以及兴都库什山余脉宛若巨大的天然屏障，将亚洲大陆分割为形态各异的三大地缘板块。帕米尔高原绵延于东亚的西侧，构成东亚与中亚西亚之间的重要地理分界线。喜马拉雅山以及兴都库什山余脉则耸立于南亚的北侧，长期阻隔南亚与外部世界的陆路交往，南亚次大陆由此而俨然成为亚洲大陆的孤岛。

亚洲大陆是人类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也是世界三大人种之欧罗巴人种和蒙古利亚人种诸多族群的共同家园。欧洲大陆的人种族群，从上古时代的希腊人和拉丁人到中古时代的日耳曼人和斯拉夫人，所操语言皆属印欧语系。非洲大陆以撒哈拉沙漠为界，撒哈拉沙漠以北的人种族群所操语言属于闪含语系，撒哈拉沙漠以南的人种族群所操语言属于班图语系。相比之下，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肤色各异的闪含语系、印欧语系、突厥阿尔泰语系和汉藏语系不同分支，皆曾在亚洲的土地上留下了深刻的文明印记。西亚和中亚作为亚洲大陆三大地缘板块之一，分布着闪含语系、印欧语系和突厥阿尔泰语系的诸多族群，其中阿拉伯人、波斯人、突厥人、库尔德人和普什图人数量最大，皆属欧罗巴人种的不同分支，所操语言分别属于闪含语系、印欧语系和突厥阿尔泰语系。南亚次大陆最重要的土著先民是达罗毗荼人，所操语言的起源和归属至今不详;继达罗毗荼人之后移入南亚次大陆进而构成南亚次大陆主体居民的雅利安人，亦系欧罗巴人种的分支，所操语言属印欧语系。生活在东亚的众多人口，大都系蒙古利亚人种，所操语言属于汉藏语系;至于在东亚语言中占据一席之地的日语和朝鲜语，常被学界视作突厥阿尔泰语系的分支，迄今尚无定论。

二、神灵崇拜与世俗信仰

亚洲大陆不仅是人类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以及欧罗巴人种和蒙古利亚人种诸多族群的共同家园，也是三大世界宗教以及包括犹太教和印度教在内诸多宗教的诞生地，在世界宗教发展史上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

西亚素有一神崇拜的信仰传统，可谓一神信仰的摇篮所在。自从大约3 000年前起，一神信仰在地中海东岸渐露端倪，缘起于巴勒斯坦的犹太教首开一神信仰的先河。此后相继登上历史舞台的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亦以一神信仰而著称于世，其诸多神学理念一脉相承，神学内涵如出一辙。犹太教独尊之耶和华、基督教独尊之上帝和伊斯兰教独尊之安拉，皆被各自的信众视作唯一的造物主和主宰世界的唯一超自然力量。位于巴勒斯坦的古城耶路撒冷，俨然是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共同的信仰坐标。起源于伊朗高原的琐罗亚斯德教，内含一神信仰的神学元素，作为古代波斯文化的标志和象征，亦曾在西亚和中亚产生过深远的影响。阿拉伯帝国统治时期，伊斯蘭教逐渐东传，直至成为中亚诸地的主要宗教。

不同于西亚之一神信仰的宗教传统，南亚次大陆可谓多神崇拜的沃土。婆罗门教形成于雅利安人移入南亚后的所谓吠陀时代，相信万物皆有神灵，具有泛神论的明显特征;在婆罗门教诸多神灵中，战神因陀罗和火神阿耆尼倍受尊崇。笈多王朝时期，婆罗门教演变为印度教，印度教亦称新婆罗门教，崇拜梵天、湿婆和毗湿奴三大主神，笃信转世轮回的宗教理念。诞生于南亚的佛教，以思考人生作为出发点，以苦集灭道即所谓的四谛作为基本教义，具有主观唯心色彩，强调无我和众生平等的信仰原则，孔雀王朝时期曾经风行一时，然而或许由于与种姓制度的社会传统不符，公元7世纪后逐渐淡出南亚次大陆。

纵观西亚和南亚板块的文明历程，宗教与社会长期处于共生状态，教权与俗权错综交织，宫廷与寺庙交相辉映，教俗合一俨然成为西亚中亚之伊斯兰世界的醒目标志，印度教亦是种姓制度得以在南亚长期延续的信仰基石。相比于西亚、中亚和南亚文明板块的浓厚宗教传统，东亚文明板块独具鲜明的特色。春秋战国可谓东亚文明的文化奠基时代，诸子百家无不表现出浓厚的世俗色彩，鲜有神灵崇拜和神学理念，宗教元素微乎其微。自秦汉至明清，世俗皇权主义始终在意识形态层面占据至高无上且不可动摇的主导地位，四书五经和程朱理学俨然是民众信仰的经典学说，皇权崇拜可谓民众信仰的集中体现，所谓教权抑或神权则无从谈起，世俗社会、世俗政治、世俗理念、世俗尊崇和世俗文化无疑构成东亚板块的文明底色。

在人类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西亚文明和南亚文明皆表现出浓厚的宗教色彩，神灵作为超自然力量备受世人尊崇，以至于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相比之下，在东亚世界，所谓的上天作为至尊的神灵业已被世人虚化而徒具虚名，皇帝作为天之子而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倍受万民景仰和敬畏。意识形态层面的一神信仰和皇权崇拜，折射出西亚和东亚之帝国传统的政治生态，而盛行于南亚的多神崇拜则与古代印度支离破碎的政治生态相辅相成，亦与种姓制度主导下的社会现实相得益彰。

三、三足鼎立的文明板块

众所周知，古代文明诞生于四大发源地，而亚洲大陆坐拥其三。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流域、印度河-恒河流域以及黄河-长江流域，堪称西亚文明、南亚文明和东亚文明缘起的温床。在传统文明的漫长岁月，亚洲文明呈现西亚文明、南亚文明与东亚文明之三足鼎立的基本格局。三大文明板块各具鲜明特色，交相辉映，异彩纷呈。

由于特定的地理位置和地貌构造，西亚文明自古以来呈现相对开放的态势，与地中海沿岸的北非南欧交往不断。上古时代的西亚诸地，与希腊罗马世界联系颇为紧密，共同奠定了爱琴海-地中海文明的历史基础，直至形成辐射周边广大区域的环地中海文明圈。波斯希腊战争和其后的亚历山大东征，特别是缘起于西亚的一神信仰即基督教在欧洲的沃土生根发芽，可谓上古时代西亚与欧洲交往的三大历史坐标。进入中古时代，所谓的环地中海文明圈发生裂变，曾经的希腊罗马元素和西亚元素分别融入欧洲文明和伊斯兰文明，西亚诸地成为伊斯兰文明的核心区域。此间西亚延续与欧洲的频繁交往，战争成为西亚与欧洲相互交往的首要形式，阿拉伯帝国的扩张、十字军东征和奥斯曼帝国的圣战则是中古时代西亚与欧洲之间相互交往的新坐标。位于亚洲腹地的中亚，虽从空间维度堪称亚洲大陆的十字路口，却因帕米尔高原和兴都库什山余脉的阻隔，其与东亚和南亚之间少有大规模和常态性的交往，历史长河中表现出明显的西向传统，进而构成西亚文明的东向延伸地带。长期称雄西亚的波斯帝国和阿拉伯帝国，在其鼎盛时期皆曾将广袤的中亚大地纳入各自的版图疆域。伊斯兰教在中亚的广泛传播和突厥人屡次自中亚入主西亚，则是不争的历史事实。近代晚期滥觞于奥斯曼帝国的泛伊斯兰主义思潮，亦曾席卷西亚和中亚诸地，成为信仰伊斯兰教的各民族反抗西方殖民主义和争取民族解放的重要舆论武器。此外，西亚和中亚的主要语言波斯语、土库曼语、库尔德语、普什图语和俾路支语皆采用阿拉伯字母作为书写形式，土耳其语亦曾采用阿拉伯字母作为书写形式，直至凯末尔时代改用拉丁字母，可见西亚和中亚作为亚洲三大文明板块之一的内在共性和语言同文性。

南亚古代文明的特征，在于多神崇拜、种姓社会和支离破碎的政治形态。种姓制度作为南亚文明特有的社会制度，与婆罗门教同时缘起于雅利安人移入印度河-恒河流域后的吠陀时代。社会成员划分为婆罗门、刹帝利、吠舍和首陀罗四大种姓，种姓身份世袭不变，职业各有分工，位于四大种姓之下的社会最底层是被剥夺种姓身份的贱民阶层，亦称不可接触者。另一方面，西亚和东亚素有帝国的历史传统，波斯帝国、阿拉伯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相继登场，在西亚的历史长河中延续长达2 000余年，东亚的华夏世界自秦汉帝国到明清帝国，大一统的政治格局亦贯穿始终。相比之下，南亚次大陆的政治形态长期处于支离破碎的局面，直至进入最后的封建王朝莫卧儿帝国时期，支离破碎的政治格局依然难有实质性的改观。此外，南亚传统文明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和强大的同化力，雅利安人之后的历代入侵者皆未能延续自身的文化而销声匿迹，即便域外穆斯林建立的德里苏丹国和莫卧儿帝国统治印度长达600余年，伊斯兰文明的渗透和冲击亦难以撼动印度传统文明的悠久底色。

相比于西亚文明的外向混合性，东亚文明与南亚文明同属内生土著的文明形态，而华夏世界作为东亚文明的主体区域，其特有属性在于世俗色彩、中央集权、帝国传统和一以贯之的延续性抑或非断裂性，社会结构和国家体制历经王朝更迭却始终未见明显的变革迹象，忠君理念经久不衰，皇权俨然是维系社稷江山的标志，官方意识形态从孔孟儒学到程朱理学而一脉相传。周边诸多族群虽屡屡入侵直至深入华夏腹地，皆被同化于炎黄子孙的汪洋之中。不仅如此，华夏世界与其周边区域的历史进程具有密切的内在关联性;华夏世界无疑首开东亚文明的先河，包括中央集权的官僚体制和均田制在内的诸多文明元素自华夏世界延伸到地处周边区域而起步相对较晚的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东亚文明板块中的汉字，可比西亚文明板块中的阿拉伯字母;朝鲜语和日语虽与汉语分属不同语系，却长期借鉴汉字作为各自语言的书写形式。华夏世界的儒学思想在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传播由来已久，影响甚广。华夏世界的屡次重大历史变动，亦曾不同程度上波及包括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在内的周边区域。然而，东亚文明板块并非浑然一体，日本自大化改新到明治维新数百年间经历皇权与幕府的转换，直至走上军国主义的道路，政治生态明显有别于华夏世界和朝鲜半岛，可谓东亚奇葩。

如果说西亚、南亚和东亚构成亚洲文明的三大原生板块，东南亚地处东亚与南亚之间，系东亚文明与南亚文明两大板块的过渡区，兼有东亚文明与南亚文明的双重元素，在人种层面可见马来人、印度雅利安人、炎黄子孙诸多族群混居，其所操语言分别属于南岛语系、印欧语系和汉藏语系，在意识形态层面可见印度教、佛教、伊斯兰教、儒学并举，在历史传统层面可见东亚文明与南亚文明的二元底色，却鲜有凝聚社会的向心元素，可谓亚洲文明的次生板块。此外，东南亚涵盖中南半岛和马来群岛，地处太平洋与印度洋的结合部，不仅延续农耕文明的悠久传统，而且表现出海洋文明的浓厚色彩，易于汇聚形形色色的外来元素，语言种类纷乱庞杂，有别于植根于农耕传统而相对封闭的东亚文明和南亚文明。

四、亚洲命运共同体：从国运沦丧到百年复兴梦

纵观世界历史，古代文明发源于东方，中古时代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交相辉映，而现代文明则滥觞于西方世界的率先崛起。大约自1500年起，现代化进程在亚欧大陆西端始露端倪，进而自西向东在欧洲蔓延，欧洲诸国随之崛起，此时亚洲大陆依然停滞于中古时代，发展水平明显落伍，与欧洲之间形成巨大的历史落差。此后数百年间，缘起于西方的现代文明冲击着东方古老的土地，特别是进入19世纪，亚洲大陆成为西方殖民主义的牺牲品，传统秩序的根基益趋崩坏，三大文明板块相继经历主权日渐沦丧的衰败国运，共同面对西方飞扬跋扈的傲慢，遭受西方列强肆意践踏的屈辱和凌辱，民族尊严尽失。殖民主义时代，西方列强的统治和压迫引发亚洲诸国民族主义的高涨，反抗西方列强的主宰和争取国家的主权独立成为亚洲人民拯救国运于危亡的首要任务。至二战结束后，殖民主义落下历史帷幕，亚洲各国相继摆脱西方列强的支配和主宰，诸多新兴的主权国家亦由此登上国际舞台，现代化进程随之步入新的历史阶段。

进入20世纪，亚洲诸国的现代化呈现加速度的发展态势，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各个层面均有长足进步，传统秩序与现代秩序错综交织而此消彼长，发展进程表现出相当程度的内在同步性。爆发于20世纪初的伊朗宪政运动、青年土耳其党革命和中国辛亥革命，在西亚和东亚遥相呼应，均表现出以现代政治体制取代传统政治秩序的强烈诉求，倡导民众广泛的政治参与;中华民国和土耳其共和国的相继建立，首开亚洲共和制政体的先河。与此同时，工业化进程瓦解着传统时代之农本社会的基础，土地改革成为否定乡村农业之封建根基的历史杠杆，城市化进程提供了现代文明之不可或缺的温床，乡村人口涌入城市的历史潮流已然不可逆转。进口替代的经济发展战略曾经是亚洲诸多新兴国家保护民族工业和国内市场的重要举措，国家主义风行一时。至20世纪后期，亚洲诸国相继推行新经济政策，构建外向型的开放模式，进而进一步融入国际市场，国际化程度明显提高。

西方冲击下启动的现代化進程，大都表现出浓厚的西化色彩，而现代化进程中的所谓西化普遍具有殖民主义时代西方中心和西方至上的地缘政治倾向，其逻辑结果则是导致西化国家在全球化时代的依附地位。所谓的西化并非等同于现代化，而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现代化进程的途径。亚洲诸多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在早期阶段通常在不同程度上表现为西化的模式，试图复制西方国家的现代化之路。20世纪后期，许多亚洲国家逐渐尝试摆脱西化模式，寻求适合各自国情的现代化模式，表现为从西化到去西化的转变，现代化进程的本土化日渐彰显。

从全球史的视角审视亚洲文明，相比于西亚与欧洲之间自古以来绵延不息的战火烽烟，西亚、南亚与东亚之间鲜有大规模征战，争奇斗艳却相安无事可谓传统时代亚洲大陆三大文明板块之间的历史常态。另一方面，地势的阻隔、人种的差异、信仰的多样化和文明传统的各具特色，无法改变近代以来亚洲诸国命运相通的客观现实。从主权沦丧的屈辱到艰辛坎坷的复兴之路，可见亚洲诸国近代以来的历史轨迹。进入21世纪，亚洲各国大都前行在振兴之路，展示出崭新的国际形象，亚洲的重新崛起已然成为不可否认的时代现实，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乃至世界范围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则是历史走向繁荣昌盛的方向所在，多元包容、和睦相处与合作共赢势在必行。

（责任编辑：郭丹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