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稿日期] 2021-01-10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前近代东亚国家所贡宦官研究”（编号：18BSS029）。

[作者简介] 齐畅（1979-），女，吉林省吉林市人，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

① 张金奎：《万历援朝战争初期的内部纷争——以赞画袁黄为中心的考察》，《求是学刊》2016年第5期;刁书仁：《袁黄万历援朝战争史事钩沉》，《社会科学辑刊》2019年第6期。

[内容摘要] 袁黄为明朝名士，其所著《了凡四训》成为传世经典，然而作为文儒，其以赞画身份赴朝鲜参加万历抗倭援朝战争的行迹，明清史料却一带而过，在其个人文集中亦语焉不详。本文以朝鲜史料为线索，钩稽袁黄在朝鲜的基本行迹：战事初期经略宋应昌驻扎辽东，袁黄作为宋应昌的代表先行渡江赴朝承担与提督李如松和朝鲜方的沟通工作;军旅之余，他与朝鲜文臣论学，试图推行陆王之学受阻。

[关键词] 万历朝鲜战争;袁了凡;朝鲜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6201（2021）02-0004-06

袁黄，字坤仪，号了凡，浙江嘉善人。明隆庆四年举人，万历十四年进士，万历十六年授北直隶通州府宝坻知县，万历二十年调任兵部职方主事，适逢日军侵朝，明朝作为宗主国以“兴灭继绝”为责，派兵东征援朝，袁黄因经略宋应昌举荐作为军前赞画赴朝鲜，不逾年而罢官归国家居，闭户著书，鲜少提及东征经历。家居十余年，万历三十四年去世，明熹宗天启朝追叙征倭功绩，被赠“尚宝司少卿”。

袁黄一生著述颇多，作为中国最具代表性的善书《了凡四训》的作者，以名儒形象为后人所知，年逾五旬方开始仕途，且仕宦时期颇短。以往对袁黄入仕后的研究多集中于任河北宝坻知县期间的作为，以兵部主事任军前赞画的在朝经历鲜有涉及，只有张金奎《万历援朝战争初期的内部纷争——以赞画袁黄为中心的考察》和刁书仁《袁黄万历援朝战争史事钩沉》主要讨论了袁黄在壬辰战争中的角色，以及万历二十一年明朝京察派系党争使本应援朝有功的袁黄被弹劾离职。①

万历朝鲜战争是涉及明、日、朝，影响明代东亚格局的重要事件，战争分为1592年的壬辰倭乱和1597年丁酉再乱两个阶段。袁黄于1593年初平壤大捷之前渡江赴朝，以兵部主事随军作为经略宋应昌的谋臣，主要负责文书的起草、代表宋应昌与朝方进行信息的沟通、催促粮草供应等工作，尤其是初期宋应昌身在辽东，袁黄是宋应昌在朝鲜的重要代表，承担着与提督李如松和朝鲜方的沟通工作，是宋应昌与李如松矛盾的缓冲，最终也成为各种矛盾激化的弃卒;战争之外，袁黄与其朝鲜接伴使金宇颙的惺惺相惜;袁黄、宋应昌因在朝鲜试图推行陽明学与崇尚朱子学的朝鲜士人的分歧，造成朝鲜的官私记录中多将袁黄的罢官归国附会为其学术邪僻，“左道惑众革职”。

这些在以往的研究中都没有引起重视，明清史料抑或其个人文集对其在朝经历亦语焉不详。本文以朝鲜官书、文集史料为线索，通过对中朝史料的比勘，挖掘袁黄在朝期间的行迹，建构更完整的袁黄形象，并为复原这场战争的原貌提供一些细节。

一、作为宋应昌的代表先行赴朝

万历二十年，袁黄升任兵部主事，恰逢日本侵朝。兵部侍郎宋应昌被派往朝鲜担任经略，举荐时任职方司主事的袁黄、武库司主事刘黄裳，以其“文武具备，谋略优长，乞命二臣随臣赞画”宋应昌：《经略复国要编》卷一《初奉经略请敕疏》，台北：华文书局印行，1968年，第21页。。并且“若宋所带赞画二主事，亦特赐四品服以示重。然俱潦倒迟暮，未几论罢”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二《督抚·经略大臣设罢》，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563页。。

到朝鲜建功对于年逾五旬，“潦倒迟暮”的袁黄来说，是建功立业的契机，所谓“海外之功诚倍于宁夏”王锡爵：《王文肃公文集》卷二十四《宋桐冈经略》，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7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年，第526页。。欲而袁黄能得此良机纵然是宋应昌的举荐，但万历二十年王锡爵以母病为由回太仓老家尽孝，朝鲜战争爆发后，王锡爵被万历皇帝急召回，《明神宗实录》卷二百四十八，万历二十年五月丁卯条，“大学士今给假省亲，王锡爵四恳收回召命以终一日之养。上曰：卿疏终养，屡旨慰留，原为边鄙未宁，特资匡济，今叛贼勾虏披猖，奈何坐视？且闻卿母已痊，何不为朕一出。”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第4615页。在太仓回京师的途中已与皇帝和当时的首辅赵志皋等人通过书信对战事发表意见，并且被任命为首辅。王锡爵既是袁黄的同乡亦是师生，袁黄的任命必然有王锡爵的关照，这在王锡爵给袁黄的书信中可见一二：“适与经略书，欲暂留公白衣挥尘谈兵，不识肯否？册立一事已被诸公搅烂如糟……”王锡爵：《王文肃公文集》卷二十四《袁了凡主事》，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7册，第527页。任命下达后，万历二十一年十二月，提督李如松率李如柏、张世爵等武将先期渡江抵朝，袁黄随经略宋应昌暂住辽东。柳成龙在论及朝鲜向明请兵有载：“十二月，天朝发大兵。以兵部右侍郎宋应昌为经略兵部员外郎黄裳、主事袁黄为赞画住辽东。提督李如松为大将，率三营将李如柏、张世爵、杨元，及南将骆尚志、吴惟忠、王必迪渡江。骆尤勇力善斗，以多力故。”柳成龙：《西厓先生文集》卷十六《杂著》，《记壬辰以后请兵事》，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第52册，首尔：景仁文化社，1995年，第307页。

宋应昌正月初五日给袁黄的私信，言“门下勤劳王事，冲寒远涉，不佞心殊悬切，昨接手书如睹颜面，欣慰特甚。承谕事举属紧要机宜，仰藉留神为荷。弟今日事势有难一一尽如吾辈意者，各兵老弱未经练习，且马多于步，不佞尝窃忧之。但中国目下可恃者，惟倭性畏寒……故不得不乘时决意进剿……李提督昆王偕行，志存报国鼓气而来，身先士卒亦人所难能者，门下幸委曲遇之”宋应昌：《经略复国要编》卷五《与袁赞画书》，第362页。。

从宋的回信可见，正月初五也就是平壤之战前夕，袁黄先于宋应昌渡江到朝鲜，随即手书向宋应昌汇报明军在朝鲜的情况，袁黄的文集中没能找到这封手书，但从宋应昌的回复来看袁黄手书对于李如松三天后的进剿平壤认为准备不足，而宋应昌对此时进攻平壤的决策是支持的，但安抚袁黄“门下幸委曲遇之”，则隐见宋应昌、袁黄与李如松的合作中张力的一面。《明史》亦有云：“如松新立功，气益骄，与经略宋应昌不相下。”《明史》卷二三八《李成梁传·子如松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6193页。袁黄作为经略宋应昌的代表和心腹，到朝鲜与提督李如松进行沟通协作，是袁黄的职责之一。

从当时朝鲜兵部官员金宇颙年谱中可知，袁黄到朝鲜的具体时间是正月初三，“二十一年癸巳，正月三日。差天朝赞画使袁黄接伴使，赴西京。时李提督如松复西京，袁公在提督营中”金宇颙：《东冈先生文集》，附录卷之四《年谱》，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第50册，首尔：景仁文化社，1995年，第506页。。袁黄到朝鲜当天，与李如松会合，发布了劝谕文：“尔国臣民，能乘时纠众，共立大功。既可以复本朝之社稷，又可以徼天朝之厚赏。以衰国之遗黎，为起家之始祖，岂不畅哉……或协力挫其势，或徼其惰归，或断其饷道。诸所机宜，皆听自便。”申炅编：《再造藩邦志》卷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文化史研究室编：《域外所见中国古代研究资料汇编·朝鲜汉籍篇》第3册，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56页。动员朝鲜军民配合作战，筹集粮饷，亦是袁黄的重要职责。

正月初七，袁黄见到了朝鲜国王李昖，关心的主要问题仍然是朝鲜的粮草供给是否能跟上，担心“安定绝粮退军则奈何？”《朝鲜宣祖实录》卷三四，宣祖二十六年正月辛酉条，《朝鲜王朝实录》第21册，首尔：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1986年，第596页。

正月初八，明军开始大规模攻城，“克复平壤城”郑琢：《药圃先生文集》（二）卷五《避难行录下》，《韩国历代文集丛书》第795册，首尔：景仁文化社，2018年，第69页。。经略宋应昌一直住在辽阳凤凰城，正月二十日他给李如松的信中写道：“不佞所以暂憩辽阳者，因兵马、火器、粮饷等事，非不佞亲促之，未免濡迟……不日即渡江矣。”宋应昌：《经略复国要编》卷五《与平倭李提督书（二十日）》，第413页。而后又跟石星报告其所以未渡江赴朝“因平壤战后军中火具殆尽，陈璘、刘綎应兵未至，故住辽阳凤凰城，一面制造，一面催督。今略有次第，已于二月廿六日赴开城亲督将兵攻取也”宋应昌：《经略复国要编》卷六《报石司马书（二十三日）》，第519页。。

直到正月二十四日，宋应昌渡江到朝鲜。孙卫国：《万历援朝战争初期明经略宋应昌之东征及其对东征历史的书写》，《史学月刊》2016年2期。正月甲申，朝鲜宣祖李昖对礼部官员说：“今见尹斗寿书状，则宋侍郎留住义州而不来定州云，若不来，则似不可不略率侍臣往見于义州。……予乃近在数日之程，而不为迎谒宁能免怠慢之责乎？预为议定以待。”《朝鲜宣祖实录》卷三四，宣祖二十六年正月甲申条，《朝鲜王朝实录》第21册，第618页。

由此可见，从平壤大捷开战前直到正月二十四日碧蹄馆失败后，袁黄和刘黄裳一直作为宋应昌的代表，沟通与李如松及朝鲜国王之间的关系，承担文书起草、粮饷筹集、战前参与谋画之责。

二、袁黄与金宇颙的君子之交

袁黄虽作为赞画随军赴朝，亦是医学世家、进士出身的名儒，“赞画军谋，军旅之外，旁及讲学之事”成浑：《牛溪先生文集》卷六《杂著》，《答皇明兵部主事袁黄书》，《韩国历代文集丛书》第120册，首尔：景仁文化社，2018年，第88页。，对朝鲜的文化有着了解和交流的兴趣，主要体现在跟其接伴使金宇颙沟通欲借阅朝鲜的《经国大典》，以及与领议政崔兴源等朝鲜儒臣论学。

正月二十三日，袁黄面见国王李昖，二十四日，兵曹参判金宇颙被任命为袁黄的接伴使，当日宿云兴馆，郑琢：《药圃先生文集》（二）卷五《避难行录下》，《韩国历代文集丛书》第795册，第75页。次日向林畔出发，传给金宇颙咨文一道，系是袁主事求看朝鲜国朝《大典》，即《经国大典》。金宇颙：《东冈先生遗稿》卷十《请许袁主事黄求书籍启》，《韩国历代文集丛书》第424册，首尔：景仁文化社，2018年，第554页。

朝鲜成宗二年（1471年），据《周官》《大明会典》而成的《经国大典》完成，由政府颁行，成为李朝四百余年的治国典制大法。分吏、户、礼、兵、刑、工六典，规定了朝鲜王朝各项统治制度。杨鸿烈：《中国法律对东亚诸国之影响》，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该书细致对比了朝鲜《经国大典》与《大明律》之间的异同。“盖《（明）会典》之书，如我国之《经国大典》，天子与宰相、学士纂成者也。”《朝鲜显宗改修实录》卷二六，显宗十四年二月癸丑条，《朝鲜王朝实录》第38册，第138页。其权威性堪比明代中国的《会典》。

袁黄发咨文请求借阅这部朝鲜王朝的治国大典，但国王李昖认为这部大典中的内容涉及郑梦周的死因，“不欲使中朝人知之”。而金宇颙却对袁黄表示理解，认为主事无非想了解朝鲜的国史，知海外风俗，广博见识，没什么恶意。如果过于忌讳则“似欠诚实，恐非所以待王人之道也”。金宇颙：《东冈先生文集》附录卷之四《年谱》，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第50册，第506页。

郑梦周是高丽后期的理学名臣，曾多次奉使来明朝，被明太祖朱元璋接见，与明朝关系友好，但被李成桂派人暗杀，引起明朝的关注。李成桂建立朝鲜王朝之后，派使臣欲求得明朝的正式册封，并且对与明朝关系良好的郑梦周之死做出解释，然而明朝对郑梦周因对国君谗言乱政，终被谋害的说法是存疑的，认为“高丽限山隔海，僻处东夷，非我中国所治。且其间事有隐屈，岂可遍信尔”《明太祖实录》卷二二一，洪武二十五年九月庚寅条，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第3235页。。

金宇颙作为同样浸淫儒学的朝鲜士人，崇尚忠孝节义，郑梦周尽忠前朝而死，无须隐讳。言：“自古国家兴亡之际，必有伏节死义之臣，此乃人纪之所以立。若无此等人，乃是无人纪之国耳。梦周之尽忠前朝及我朝之褒崇节义，两得其道，正是邦家之光，何必固讳于上国乎。”金宇颙：《东冈先生遗稿》卷十《请许袁主事黄求书籍启》，《韩国历代文集丛书》第424册，第555页。劝服国王李昖同意将《经国大典》借给袁黄。而袁黄在拿到《经国大典》之后，亦没有纠缠郑梦周一事，却在咨文中盛赞金宇颙“贤才可超格用之”，却被金宇颙推让再三才作罢。金宇颙：《东冈先生遗稿》附录卷之三《谥状》李玄锡状，《韩国历代文集丛书》第425册，首尔：景仁文化社，2018年，第607页。不禁让人感叹几百年前，中朝儒臣之间坦荡荡的君子之交。

三、“左道惑众革职”——袁黄在朝鲜的形象书写

《朝鲜宣祖实录》中有一段李朝君臣关于袁黄其人的评论，可以代表朝鲜对袁黄形象的一种官方认知。“斗寿曰：‘袁主事非朱子之学而宗阳明，尝贻书论学答以微辞，而主事通书于其友曰我来朝鲜论学，人有感悟涕泣云云。甚可哂也。’上曰：‘此亦予所未闻之事也。’李好闵曰：‘在定州时所往复答辞，实玩弄也。’忠谦曰：‘其答辞云我国蒙皇朝之恩，只知有四书五经而干戈之际旧业沦亡云云，意不露而中含讥讽矣。’上曰：‘其人非寻常底人，观给事中弹文可知其人也。’李恒福曰：‘平时则不得志而有才智，故受任以来也。’上曰：‘著书亦多，分明非庸人也。渠之为人心术不明而然也，今所谓感泣云者，全未闻也。渠之学术虽如此，成事则可，而其人主和误我国事矣。’”《朝鲜宣祖实录》卷三六，宣祖二十六年三月丙子条，《朝鲜王朝实录》第21册，第669页。

尹斗寿、沈忠谦等朝鲜文臣对袁黄的最大非议是袁黄“非朱子之学而宗阳明”，导致国王李昖亦评价袁黄虽有颇多著述非平常之人，但心术不明，而且对战事主和误其国。

高丽王朝（918—1391年）受唐文化影响以佛教立国，随着高丽朝的衰落，佛教失去了意识形态领域中的统治地位，丽末鲜初，程朱理学被引入朝鲜用以对抗佛教，重整社会、民心。朝鲜建国后，朱子学迅速上升为国家主流意识形态，成为官方哲学，出现了以李滉、李珥等为代表的朝鲜朱子学家，并构筑了朝鲜的性理学思想体系。十六世纪性理学在朝鲜达到了顶峰，万历朝鲜战争时期，朝鲜廷臣多为李滉等性理学大师的弟子，名臣柳成龙有云：“于朱子之论，一向笃信，不敢有疑云。”柳成龙：《西厓先生文集》卷十五《象山学与佛一样》，《记壬辰以后请兵事》，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第52册，首尔：景仁文化社，1995年，第294页。

平壤之战后，袁黄来定州，朝鲜官员崔兴源欲与之论学，袁黄欲借机推行阳明之学，言：“中国昔时皆宗朱元晦，近来渐不宗朱矣。”且拿出《阐明学术事》一书，自述程朱之说，称孔孟之道“不复明于天下……惜汝国僻在一隅，未得流布，乃亲传奥旨”成浑：《牛溪先生文集》年谱卷之一，二十一年癸巳正月，《答皇朝兵部主事袁黄书》，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第43册，首尔：景仁文化社，1989年，第272页。，将朱熹《四书集注》十余条，“逐节非毁之”申钦：《象村稿》卷之三十九，《天朝诏使将臣先后去来姓名记》自壬辰至庚子，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第72册，首尔：景仁文化社，1995年，第270页。。

对此，信奉程朱之学的朝鲜文臣反应是极为激烈的，认为“中朝之学如此，极为寒心，天下岂能久安耶”？行朝诸公欲力辩之，又担心激怒天朝官员，“有违于讨贼”。林宗七编：《屯坞集》卷之八《杂识》，《宣庙壬辰倭乱》，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续第117册，首尔：景仁文化社，2011年，第143页。

因而，朝鲜派出曾“手抄朱子语录为学之方”的知名性理学家成浑，号牛溪，应对袁黄的学说，表示：明朝曾颁赐《五经四书大全》，朝鲜将之“列于学官，班行天下……无不诵习而行”，其国人只诵行本就从天朝传来的朱子之说，除此外“无他道理也”。希望袁赞画怜其国家垂亡之际，“讲学之事，请俟他日”。成浑：《牛溪先生文集》卷之六《杂著》，《答皇明兵部主事袁黄书》，《韩国历代文集丛书》第120册，第88—89页。成牛溪给袁黄的这篇回复中，态度谦卑却立场清晰，让袁黄碰了一个软钉子，后者“默然”无语。

在李朝此时期以朱子学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土壤里，随明军而来的文官宋应昌、袁黄却是阳明心学的信奉者，并试图传播扩大阳明学在朝鲜的影响，必然引起朝鲜文官的反弹。万历二十一年春，宋应昌亦在朝鲜定州邀朝鲜儒臣，试与之论学推广陆王之学，李廷龟、黄慎等人应选至宋应昌幕下辩论，“宋主陆学，而以大学讲义，公（李廷龟）推演朱子说，着数十篇”，结果也只能“各尊所闻”。李廷龟：《月沙先生文集》六，附录卷之四《墓志》，《韩国历代文集丛书》第240册，首尔：景仁文化社，2018年，第203页。

宋应昌、袁黄在朝鲜除履行文官的职责，两位阳明心学的名儒在军旅之外，又纷纷将讲学论学作为自觉，然而在崇尚朱子学的朝鲜士人看来是“左道”，因而无论是官方的《朝鲜王朝实录》抑或士人的私人著述，对明军的随军文官的不满，一方面缘由明朝文官挟制武将的制度性，宋袁等文官被认为对日主和，另一方面与宋袁在朝鲜试图推行阳明学与崇尚朱子学的朝鲜士人的分歧分不开。朝鲜的官私记录中多将袁黄的罢官归国附会为其学术邪僻，“左道惑众革职”申钦：《象村稿》，卷之三十九，《天朝诏使将臣先后去来姓名记》自壬辰至庚子，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第72册，第270页。。

四、袁黄与李如松的矛盾及其黯然归国

朝鲜君臣作为壬辰倭乱历史现场的亲历者，更能体会到明军内部文武官员之间的矛盾，李如松曾对朝鲜通译洪纯彦言：“武官受制于人，而不能自擅，故累请于经略。”《朝鲜宣祖实录》卷三六，宣祖二十六年三月己卯条，《朝鲜王朝实录》第21册，第672页。朝鲜廷臣亦转述了总兵杨元对文臣的不满，言：“中朝文官但为弄笔，如刘员外、袁主事、宋经略，不见一倭之面，而束缚武将太甚，使不得措手，甚为痛愤。”《朝鲜宣祖实录》卷八八，宣祖三十年五月乙巳条，《朝鲜王朝实录》第23冊，第223页。明朝文臣、武将彼此相制若犬牙，俯首听治的制度，使两者之间必然产生张力。经略宋应昌是朝鲜战场中明军的最高指挥官，但战前冲锋陷阵的却是提督李如松，两者的合作与相互掣肘，孙卫国在关于宋应昌的文章中有专门讨论，在此不赘言。孙卫国：《万历朝鲜战争初期明经略宋应昌之东征及其对东征历史的书写》，《史学月刊》2016年第2期。

袁黄作为宋应昌所挑选的军前赞画，在宋应昌渡江到朝鲜之前，一直作为宋应昌的代表与李如松和朝鲜方面沟通，他的立场和态度与宋应昌总体是保持一致的。与李如松的不睦，亦是显而易见。一则是平壤大捷后，袁黄核实李如松北兵之功绩，一则是袁黄手下冯仲缨等人杀倭人献首级之事，二人互讼。

平壤大捷后，关于南北兵的叙功是宋应昌、袁黄等文臣与李如松一派武将之间矛盾激发的一个焦点。宋应昌、袁黄，或者更远可牵涉到朝中的阁臣王锡爵，都是江南士人，而朝鲜战场的南兵主体亦为浙兵，宋应昌与南兵主将更推心置腹，而北兵则受命于李如松。平壤大捷，李如松处事不公，向朝廷报功将北兵居上，南兵居次，北兵将领张世爵被报首功。朝鲜方亦置疑因“张世爵与提督同乡人耶？谓有功则可矣，至录于首功，则未可也”《朝鲜宣祖实录》卷三五，宣祖二十六年二月甲辰条，《朝鲜王朝实录》第21册，第638页。。而后，又有传闻北兵中的蒙古兵斩朝鲜人冒充倭人首级领军功之事，袁黄曾对传闻之事问于李如松，致使李如松怒而出恶言曰：“可恶老和尚，何处得闻此语？”袁黄回答：“此是公论。”虽然事后双方和解，但李袁二人显然已撕破脸面，袁黄是在宋应昌的授意下核对军功，《经略复国要编》卷五《与刘袁二赞画书》十五日：十一日李提督差人口报，又有各将官续报，俱云初八日攻破平壤，砍杀倭奴甚众，不佞闻之深为社稷庆焉。夫诸将兵亲冒矢石，遽成奇功，事非细细具题，当在目下，劳门下速往平壤躬自勘验，或先登或力战或伤毙者，一一详视的确开示不佞，以俟录叙此一举也。激劝所在关系甚重，特托门下者盖他人不可滥预也。幸秉公心矢天日，日后无沙中偶语则幸矣。第385—386页。背后又牵扯到诸多势力，李如松亦是借袁黄发泄其对宋应昌一系文臣的不满。

碧蹄馆战败后，李如松大兵退守开城，而宋应昌此时驻定州，有谍报加藤清正在咸镜道扼守鸭绿江截明军退路，两方相持众人无措之际，袁黄幕客山阴人冯仲缨主动请缨，偕吴县人金相，利用加藤清正与小西行长内部的矛盾，以离间之计智劝加藤清正退兵。功成后，顾忌到作为袁黄所派之人立功，恐惹刘黄裳嫉妒发难，恐其加罪冯仲缨通倭，因而斩杀日本散兵九十余人，回来后刘黄裳果然发难，冯仲缨将斩获的首级“分遗其幕客”，方解决了袁黄与刘黄裳这场内部矛盾。钱谦益：《牧斋初学集》卷二十五《东征二士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806页。冯仲缨以“卖倭”获罪，袁黄亦被李如松上书弹劾，不久后因京察拾遗而罢官归国。方孔炤：《全边略记》卷九《海略》，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343页。

袁黄与李如松之间的矛盾，可看作宋应昌文官一派与武将之间的矛盾的集中体现，从前文袁黄和刘黄裳提前代表宋应昌来朝鲜的经历来看，宋应昌从平壤大捷到碧蹄馆战败，一直身在辽东，袁黄通过书信频繁与宋应昌沟通，并代替宋应昌与李如松和朝鲜方面沟通，实施宋应昌的意图。而在同为赞画的袁黄与刘黄裳二人之间，朝鲜史料对刘的评价是“黄裳夸诞”，相对而言更老实而勇于任事的袁黄成了宋应昌与李如松之间发生直接矛盾的一个缓冲，上要代表宋应昌与李如松交涉，下要为幕客冯仲缨的卖倭罪名负责，最终成为各种矛盾激化的一个弃卒而黯然离场，成为一种必然。

袁黄在朝鲜与李如松的互讼，抑或与宋应昌共同推广阳明心学，这些历史细节在朝鲜史料中着墨颇多，然而在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的明朝的大历史中却只是零星一带而过，因为此时天朝君臣正忙于争立国本以及癸巳京察官员间的牵扯争斗，对于朝鲜战场，着眼的是战事结果，而非历史现场中的人物活动与纠葛这种“小历史”。因而，袁黄在朝鲜的失意并不影响他在东征功劳簿上的功绩，最终结束他仕途的远非朝鲜君臣愿意相信并附会的邪说惑众，而是明廷官员中的派系党争。万历二十一年癸巳京察，阁部相争，“赵南星、虞淳熙、杨于庭、袁黄，俱禠职”两败俱伤，不论“虞淳熙素擅才名，杨于庭西功未叙，袁黄方赞东师”《明神宗实录》卷二五八，万历二十一年三月癸未条，第4799页。，统统以拾遗被罢官。王锡爵在与宋应昌的书信中言：“杨袁二公冤抑可怜，会上方怒，骤叙之委为无益”王锡爵：《王文肃公文集》卷二十四《宋桐冈经略》，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7册，第526页。，承认了袁黄被动冤抑可怜，无奈六月黯然从朝鲜归国。申钦：《象村稿》，卷之三十九，《天朝诏使将臣先后去来姓名记》自壬辰至庚子，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第72册，第270页。通过中朝史料的勘对，不仅形成了更全面的袁黄形象，亦可對明鲜关系、阳明学在东亚的传播，以及明朝的军事和官员考核等制度建设激发新的反思。

（责任编辑：冯 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