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育赛事直播节目作品独创性认定标准论析

2021-09-28夏迪旸米新丽

哈尔滨体育学院学报 2021年5期

夏迪旸米新丽

摘要：近年来，随着网络传播技术的普及应用，在体育赛事直播领域因不合理使用导致的侵权行为日益增多。体育赛事直播节目作品的独创性认定成为法学理论界和司法实践中的一个热点和难点问题。聚焦“认定标准是什么、其法理和法律依据是什么、体育产业各方主体的利益如何平衡”等一系列问题，采用文献资料等研究方法，以“央视国际公司诉聚力公司案”为例，就体育赛事直播节目独创性认定标准、认定需考量的相关因素进行系统探讨，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评价建议。

关键词：体育赛事直播节目;著作权;独创性;作品

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獻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808（2021）05-0056-06

Abstract：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populariz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network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infringement behaviors caused by unreasonable use in the field of live sports events are increasing day by day. The originality identification of live sports event program works has become a hot and difficult issue in the field of law theory and judicial practice. Focus on what is “standards， what is its legal theory and legal basis， how to balance the interests of the parties to the subject” sports industry and a series of problems， this paper use the research methods such as literature， to “CCTV international partners v cohesion”， for example， live sports events show originality identifying standard， need to take account of the system，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factors， On this basis， some evaluation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Key words：Live sports events; Copyright; The originality; Works

近年来，在网络传播技术应用于体育赛事直播节目的过程中，出现了盗链盗播等侵权行为，一定程度上损害了产业的健康发展。对于这类新型案件，司法实践中出现了“同案不同判”的分歧，争议的焦点就是体育赛事直播节目是否构成《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从而适用《著作权法》加以保护。而认定涉案体育赛事直播节目是否构成“作品”的关键在于独创性以及固定性的认定。具体而言，独创性的认定标准是什么？究竟是采用“较高独创性标准”还是“较低独创性标准”？“较高”“较低”的判断依据又是什么？关于这一系列问题的学理争议和实务探索始终在进行中。与以往采用“较高独创性标准”不同的是，近期上海市浦东新区法院在“央视国际公司诉聚力公司案”的审理中提出“应以‘是否符合最低独创性要求作为是否构成作品的判断依据，并认定涉案两场足球赛事节目构成类电影作品，对司法层面探索体育赛事节目保护路径、维护产业可持续发展等进行了积极探索”[1]，具有一定的实务参考意义和学理探究价值。本文将结合这一案例，对近年来关于体育赛事直播节目独创性认定标准的争议、独创性认定的因素考量等问题进行分析评述，进而提出制度化建议。

1 体育赛事直播节目“独创性标准”的内涵解析

体育赛事直播是随着广播和通信技术的进步而出现的新兴产业，在前互联网技术时代，对体育赛事直播节目主要依据著作权法规定的广播组织权进行保护，禁止未经许可对体育赛事直播节目的同步转播、再播与录制后的利用，不需要进行独创性的认定[2]。随着互联网技术应用于体育赛事直播，在促进产业蓬勃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因技术的不合理使用而造成的侵权行为，超出了广播组织权的保护范围。因此，产生了认定体育赛事直播节目独创性、将其纳入《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范畴加以保护的现实诉求。通常情况下，法院对涉案体育赛事直播节目一般采用“较高独创性标准”，从而否定了将其归入“作品”保护的可能性，致使那些花费巨资获得版权的转播机构的权益无法得到有效保护，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体育传播产业的健康有序发展，由此成为近年来法学理论界探讨的一个热点和难点问题。

“独创性”是著作权法对“作品”的基本要求，虽然在立法层面没有进一步明确何谓“独创性”，但从学理意义上来解读独创性，主要有两点要求：一是要独立创作;二是创作结果具有最低限度的创造性[3]。在以往的司法实践中，法院对涉案体育赛事直播节目一般采用“较高独创性标准”，即认为其独创性无法达到《著作权法》对电影作品以及类电影作品所要求的独创性高度，因而不构成《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具体理由是：其一，简单地以“独创性有无”为标准认定是否构成“作品”，从而区别著作权与邻接权的二分法并不可取。邻接权的客体并非没有独创性，邻接权的客体并不排除个性化选择情况的存在，例如在表演者权中，不同的歌手关于同一首歌曲的表演并不完全一致，观众对于这种差异能够明确感知到，只是因为这种差异并未对音乐作品的旋律产生实质影响，而只能作为表演进行保护。因此，应当只认定具有“较高独创性”的连续画面为《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其二，对舞台表演实况做简单录制和技术加工制作完成的MV、对影视剧画面和音乐进行简易合成的MV，以及只是简单录制大海、沙滩、丛林等自然风景画面的MV等等，属于录像制品，这些连续画面的制作也显示了制作者一定的个性化选择。而体育赛事直播节目与此相似，摄制者自由发挥的空间是有限的，其对于比赛直播的安排还要建立在比赛进程基础上。有的学者也持类似观点，认为判断某一节目能否构成《著作权法》规定的“作品”，不仅要判断独创性的有无，还要判断独创性的高低。编导实际拍摄时要受到镜头选择、比赛进程等因素的制约，独创性程度并不高。因此，应当通过完善广播组织者权的方式来保护体育赛事网络直播节目[4]。与以往类似案件不同，在“央视国际公司诉聚力公司”一案中，法院认为采取“较高独创性说”缺少法律依据，应当适用“独创性有无”这一标准。首先，我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二条仅将独创性的有无作为判断是否构成《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的条件，并未对独创性高低提出要求。据此法院提出“《著作权法》对于作品独创性的要求应该是最低限度的，而非一个抽象的、无法捉摸的“较高独创性标准”，只要是体现了创作者的个性就满足了最低限度独创性的要求，这也符合该法激励创作的基本立法宗旨[3]。立法者可能只是认为部分录像制品缺乏普通作品的独创性，而不是宣称电影作品比普通作品的独创性要高很多[5];其次，如果认为涉案体育赛事直播节目不构成电影和类电影作品，则需要通过邻接权中的广播组织者权或录音录像产品制作者权来维护其免受侵权。然而由于我国《著作权法》中信息网络传播权规制的对象是交互传播行为，观众可以在任意时间任意地点观看节目，而网络直播不具备此种特点，因此不属于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规制对象[6];广播组织仅包括无线广播组织以及有线广播组织，并未将网播组织纳入到广播组织的范畴[7]。

此外，关于“较高独创性标准”还存在以下几点问题需要探讨：其一，即便采取“独创性高低标准”，作品到底需要多高的独创性，并不是一个法官能够回答的问题。波斯纳认为法官不能胜任对作品“美学价值”进行判断的任务，即作品“独创性”的高低无法判断[8];其二，在我国加入的《保护文学和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中，没有关于作品类型的规定，也并未要求作品必须要有较高程度的独创性，这意味着公约的精神要求作品应保持多样性，各国若任意提高作品的認定标准无疑等于违背公约的精神;其三，实践中以“影视作品”作为参照物判断涉案体育赛事节目是否具有独创性并不公允。体育赛事节目的独创性高低应该与国际上通行的“视听作品”类别作对比，而非与美学领域的“影视作品”作对比[9]。判断作品的标准应当是独创性的有无，涉案节目具有最低程度的独创性即可成为《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而非根据独创性高低来判断。

2 体育赛事直播节目独创性认定的案例评析

在“央视国际公司诉聚力公司”一案中，法院详细分析了界定体育赛事节目是否具有独创性的基本方法，阐明了涉案足球赛事节具有独创性可适用《著作权法》加以保护的理由。

此案判决将涉案体育赛事与简单的录像制品做了区分，适用“独创性有无”这一标准认定涉案足球赛事节具有独创性：“涉案足球赛事节目通过机位的设置、镜头的捕捉、切换和衔接，慢动作的回放、故事的塑造等，充分体现了创作者在其意志支配下对连续画面的选择、编辑和处理，彰显了节目制作过程中的人格因素，属于文学艺术领域的具有‘独创性的表达，且符合固定性要求，可以作为著作权法规定的类电影作品加以保护”[10]。同时较为充分地阐明了认定理由：第一，涉案足球赛事每场含有46个机位，可以无死角地提供球场内各个角度的画面，为编导提供了大量可供选取的素材，与通过一两个摄像机制作而成的录像存在较大区别;第二，摄像师通过镜头的不断切换，通过远景、全景、近景、中景、特写等方式拍摄同一场景下的事物，让观众感受到了极强的冲击力;第三，在赛事直播节目中使用的慢镜头，往往体现了转播方独特的想法和精心的构思;第四，为烘托气氛，摄影师往往去捕捉场上、场下部分精彩镜头。因为精彩镜头可能转瞬即逝，这就要求摄影师具有灵敏的视觉和快速的反应能力，这也是足球赛事直播节目具有独创性的重要体现;第五，虽然足球本身是对抗性的体育运动，但在转播人员的创作下，部分足球赛事直播节目也体现出一定的故事性[11];第六，导播的控制对于现场直播中画面的衔接以及文本的创作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导播在画面的选择、气氛的营造上具有较大的选择权和主动性，而非按照比赛手册进行照本宣科。

有的观点认为，在素材选择上，转播人员只能固定地转播某场比赛，在拍摄手法及画面选择上，转播团队必须按照符合观众需求的手法进行拍摄，尽可能使得其对画面的选择和编排更符合比赛的进程。因此，不同的转播人员对于同一场比赛也需要使用大致相同的拍摄手法，其编排而成的连续画面与其他转播人员编排而成的并不存在较大的差异[12]。在过去，由于转播技术手段的单一，这种观点较为合适，但如今随着转播技术的不断发展，这种观点值得商榷：首先，现如今很多转播商都在采用虚拟现实技术（VR技术）来增强观众观看体育赛事的愉悦感。近年来在足球赛事转播中，转播机构往往会在比赛的开场通过VR技术公布双方球队的首发阵容名单，当运动员的虚拟形象出现在空旷的体育赛场上，屏幕前的观众往往可以获得更加真实的观赛体验，这种技术的运用无疑体现了转播机构的独具匠心。其次，转播机构呈现给观众的画面虽然是依靠赛事现场活动的进行，但并非只有较小的发挥空间。为了让观众获得更好的观赛体验，转播机构需要通过镜头的回放、特写以及不同角度的镜头选取来为观众提供观赛体验。尤其是在出现裁判争议的时候，不仅观众需要完备的转播技术弄清场上的状况，连裁判也需要转播技术的镜头回放进一步明确判罚[13]。部分转播技术的运用，不仅会为观众带来更好的观赛体验，甚至会为运动员技战术的进步带来帮助。例如英超采用的“飞猫”技术，这一技术主要被应用于场上发生定位球时，在球场上空呈现出较为广阔、完整的视野，是技术分析、实时转播的重要工具[14]。再次，影视化手法的运用也体现了转播人员的独创性。2010年南非世界杯决赛，西班牙队中场球员伊涅斯塔在加时赛打入致胜一球，帮助西班牙队击败了荷兰队，捧起了大力神杯。为了凸显竞技体育胜者与败者的对比，转播机构对荷兰队核心球员斯内德、罗本等人进行了多次镜头特写，镜头中的荷兰球员噙满泪水，陷入失败的情绪中不能自拔;又将失败的荷兰队员与狂喜的西班牙队员放在一个镜头中进行转播，向观众展示竞技体育胜利与失败之间的巨大落差（见图1）。这种戏剧性手法的运用使得转播的独创性凸显了出来，并非所有的转播机构都会采取同样的转播手法。最后，赛事转播的灵魂在于赛事解说。优秀解说员的解说词具有极高的艺术性和独创性，使得观众能够体验到竞技体育的独特魅力与胜败在一念之间的残酷，而拙劣的解说员只会让

观众心存不满，失去观看比赛的兴趣。在2013年6月15日中国男子足球队惨败于泰国队的比赛中，著名解说员贺炜的解说词让人难忘：“2013年6月15日，这是我解说生涯最沉痛的一天。我希望这个日子被大家所有人所记住，我希望以后会比今天更好。如果从业者希望会更好的话，要为这种希望去努力，这样你的人生会更有意义”。贺炜用自己的方式表达了希望中国足球能够努力摆脱尴尬现状的强烈愿望。这样的解说员所带来的比赛区别于普通的解说员，观众欣赏他们的比赛是一种精神享受和人生启迪，也体现出了体育赛事节目的独创性。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本案中法院认为涉案足球赛事直播节目具有独创性，但不意味着法院认为所有体育赛事都构成《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大型足球赛事直播节目通过机位设置、镜头的切换、“蒙太奇”手法的运用、慢动作回放、精彩镜头的捕捉、故事的塑造以及导播自身风格的融入，已具有了区别于普通录像制品的显著特征，但体育赛事直播节目类型多样，其能否构成《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还需要进行个案判断。

3 体育赛事直播节目独创性认定的技术因素考量

关于某场体育赛事直播节目独创性的认定，还需要综合考量某些具体因素。通过对“央视国际公司诉聚力公司”一案的判决以及如今体育赛事直播节目录制的分析，可以发现转播技术的运用、素材的选择与编排以及解说是否具有艺术性等都是需要考量的因素。

3.1 转播技术的运用

转播技术是素材选择以及镜头编排的基础，如果没有先进的转播技术，那么现场反馈给转播机构的素材可能仅仅是某一特定角度的拍摄，转播人员缺乏加工处理的空间，仅仅能将现场的素材传递给观众，那么这一节目自然不具备独创性。目前，考虑到诸如英超、西甲等体育赛事的关注度较高以及竞技水平较高，赛事组织者均引入了较为先进的转播技术，以维护比赛的公平性并进一步开发比赛的商业价值。除去上文所说的“VR”“飞猫”等转播技术外，值得一提的还有VAR（Video Assistant Referee），这一技术主要被用于帮助观众以及裁判确认还原一些复杂情况下的事实经过，诸如守方队员是否犯规、皮球是否整体越过门线等第一时间较难判断的难题，使得更容易辨明赛场的状况。简而言之，转播技术的不断革新，使得转播方有了更多的选择，更能体现出转播方的独创性。

3.2 镜头与素材的选择与编排

关于镜头的选择与编排也是不可忽视的。首先，不同联赛的主机位并不相同，给观众带来的印象也不相同。有的认为，英超镜头最近，角度偏高，镜头转角干脆利落，观感更为流畅;德甲距离合适，角度拿捏合理，但镜头转角较慢;西甲镜头偏远，镜头转角一般，中规中矩;意甲主机位距离过远，镜头转角求稳，给观众带来了比赛偏慢的感受。综上，可以发现英超的主机位设置更容易给观众带来激情。所以机位的设置无疑体现了转播机构的独创性;其次，在素材的选择上，正如上文所说，有的转播方会选择一些较为戏剧性的镜头来为观众呈现出运动竞技背后的激情与残酷，譬如在2006年世界杯决赛的赛场上，齐达内头顶马特拉齐被判红牌黯然离场，转播方便通过一张齐达内离场时与大力神杯擦肩而过的照片，表达出这位顶级球星因一念之差，而无缘世界杯冠军的遗憾与落寞，令人不胜唏嘘（见图2）。因此，镜头的选择与编排无疑也体现出了转播方的独创性。

3.3 赛事嘉宾的解说

嘉宾的解说也是体现体育赛事直播节目独创性的重要依据。适当的画面配合精彩的解说，才会为观众带来良好观赛体验。在2014年4月27日利物浦对切尔西这一场决定英超冠军的比赛中，杰拉德不慎滑倒导致本队丢球，解说员詹俊感慨到：“是的，杰拉德过往曾经摔倒过，曾经滑倒过，他曾经自摆乌龙，他曾经回传失误，你们可以嘲笑他，但他是一个忠诚的象征，那些失误都是他从云端跌落凡间的瞬间。大家看一看，看看杰拉德，想想自己，或许是这些跌落凡间的瞬间，让杰拉德拉近了和我们这些凡人之间的距离，让我们觉得他是那么地亲近。也许当你看看杰拉德，回想自己成长过程中所犯过的那些错误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份的释然呢？”詹俊的解说让观众对杰拉德的失误感同身受，令人切身地感受到懊悔与无奈，体会到几多人生况味。这样的解说具有相当高的艺术水准与独创性，也是体育赛事直播节目具有独创性的重要依据。

4 体育赛事直播节目独创性标准的评价建议

着眼于新时代全面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的现实需要，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时代进程中，我国有关著作权的立法工作不断加强，2021年1月1日起施行的《民法典》、2021年6月1日起施行的新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等对著作权做了系统性、原则性的制度安排，为著作权保护提供了更加切实的法律规范保障。在坚持立法宗旨和原则的前提下，有专家建议“在体育直播节目以及类似的其他新类型著作权法客体的作品性质判定这一类相对疑难复杂且涉及产业重大利益的法律问题上，应结合技术发展、政策要求、产业利益以及法律比较等相关因素进行综合评估和考量”[15]。

4.1 领会立法新理念，关照产业发展新需求

2020年11月16日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加强著作权和与著作权相关的权利保护的意见》指出：“高度重视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发展新需求，依据著作权法准确界定作品类型，把握好作品的认定标准，依法妥善审理体育赛事直播、网络游戏直播、数据侵权等新类型案件，促进新兴业态规范发展”。[16]这一规定提出要“依据著作权法准确界定作品类型，把握好作品的认定标准”的明确要求。如果要认定涉案体育赛事直播节目具有独创性，属于《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接下来就要明确其作品类型。而原来的“作品”类型规定无法将体育赛事节目、電子游戏等新型连续画面囊括其中，即将于2021年6月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修正案草案）》对之前立法上的作品类型做了修改，第三条将“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改为“视听作品”，提出了“视听作品”的概念，从而为体育赛事直播节目提供了受《著作权法》保护的法律依据，以此打击、制裁盗链盗播等侵权行为。上海浦东新区法院在“央视国际公司诉聚力公司案”的审理中，准确把握《著作权法》的立法宗旨、理念和相关规定，从推动体育产业健康发展的实际出发，不墨守成规，妥善适用著作权法有关著作权的概括性规定，提出“如果对独创性门槛要求过高，就会造成许多理应归于作品著作权保护范围的视听作品被迫纳入‘录像制品范畴，因而无法享有充分的版权保护。故本院认为，对于涉案足球赛事等视听节目是否符合作品的独创性的判断仍应坚持最低限度独创性的标准，以使诸等视听节目获得充分的法律保护”[17]，这就突破了争议较大的“较高独创性”限定，体现了法官的自由裁量，对涉案足球赛事直播节目给予了充分保护，具有积极的示范导向意义。

4.2 体育赛事传播产业权益保护与社会公共利益兼顾

体育赛事直播节目独创性认定关涉体育产业的健康发展、社会公共利益平衡和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满足，因此要综合考量各方利益诉求以维持一定的平衡，切忌“矫枉过正”。若是将独创性标准规定得较高，就会导致大量体育赛事直播节目无法被纳入到《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概念之下进行保护，而又缺少相应的邻接权进行保护，导致“盗链盗播”现象更加严重，损害体育产业的正当利益，影响其健康持续发展;而若将判断独创性的标准降至很低，又会限制体育赛事的传播，一些赛事的片段可能也会成为著作权保护的对象，限制了有利于社会公共利益的传播行为。

此外，在评价某一作品是否具有独创性时，除去考察作者的劳动是否有创造意义，还应当衡量作品对社会的经济价值与文化价值。“具有重要意义的并不是在一个作品中所体现的劳动或者创造，而是该作品所做出的贡献，法律不再评价在某一特定对象中所体现的劳动，而是开始集中于该对象的宏观经济价值;集中于它对于知识和进步，或者对于国民生产总值或者生产力的贡献”[18]。此外，我们还应当关注作品为社会带来的经济效益，如果一项作品能促进社会经济文化成果的共享，那么就应当关注到对其著作权的保护，避免因侵权行为带来的损害。

5 结语

在“央视国际公司诉聚力公司”一案中，法院对于涉案足球赛事直播节目是否具有独创性进行了大量论证，妥善适用著作权法有关著作权的概括性规定，在综合考量“机位设置、镜头切换、慢动作回放、精彩镜头捕捉、导播个性化选择”等因素认定涉案足球赛事直播节目具有独创性。同时明确了判断连续画面能否成为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应采纳独创性有无标准而非较高独创性标准。相较于之前的同类案件，本文案例的认定阐述更加详细、更具深度和说服力。判决既符合体育产业发展的现实要求，也符合我国如今出现的“将体育赛事直播节目、电子游戏直播画面作为一种新型的作品类型在《著作权法》中予以明确”的立法趋势，很好地发挥了著作权审判对文化建设的规范、引导、促进和保障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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