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伟彦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8)

粮食是影响国计民生的重要商品，有关粮食方面的探讨在民国史研究中取得丰硕成果，但战后粮食问题的探讨则相对不足。已有研究主要集中在全国市场，并强调生产下降、价格上涨等成因[1]。对于调控措施，学界比较关注国家粮政的实施效果，更多是批评政府的吏治腐败、“三征”苛重，以及缺乏“国民”平等意识[2]。马军的研究指出，粮政失败只是国民党内战总政治失败的一部分[3]。不过，市场供求关系也需要微观性的考察，而评析调控效果更要有多重视角，特别是以粮商为代表的市场主体。绍兴是浙东之大米市，战后的粮食供给并不能满足本地需求，粮食短缺暴露出市场调剂和国家管制共同失灵的问题。本文从粮食的生产与消费、区域流通入手，分析本地市场的供求失衡。通过探讨政府控价方法的更替、公会组织的管理能力，多视角理解国家调控的困境。在此基础上，拟对战后粮食问题的发生和治理进行评析。

一、粮食供需的不平衡

近代绍兴是浙江缺粮地区之一，战后米粮不足的问题更加严峻。1948年10月，绍兴县商会调查称：米全年需调入98万石，黄豆不敷4万石，麦粉8.4万包全部由外部供给(1)《绍兴县全年需要米面粉等十四类物品数量表》(1948年10月16日)，绍兴市柯桥区档案馆(绍档)，档号：140-4-428。。1949年编印的《绍兴概况调查》记载，每年净入粮食105-112万石，缺粮期长达三个月[4]。粮食市场到底存在怎样的问题？稻米是本地粮食生产和消费的主体，下文藉历年的大米生产、口粮消费、酿酒用耗，以及田赋征实，来观察战后市场供需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