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劲松

(南昌师范学院 书院研究中心，江西 南昌 330032)

作为明清时期的官办书院，白鹿洞除礼聘名儒外，多有以书院所在的南康府(治今江西庐山市)同知、推官、府学教授、训导、星子县学训导等为书院主洞的情况。地方官员主洞无一定之规，颇为杂乱，是以研究者对官员主洞并未给予太多关注，即或是书院历史的亲历者，如明代以推官身份主洞的李应昇、清代星子知县毛德琦等也无记录。在修纂的《白鹿洞志》“沿革”卷中，所记多为名儒、显宦的事功，而对地方官员主洞的事迹所记寥寥，但实际上，主洞官员中也不乏有为之士，他们于主洞任上颇有兴复之举，如李应昇于天启二年(1622)应知府袁懋贞之请以推官主洞事，“兴复白鹿洞书院，立馆舍招集人士，旬有小会，月有大会，会期亲诣洞宿，与诸生质疑问难，推明紫阳之教，一时从游者千里应之，其成名于世者指不胜屈”[4]卷十三。立馆讲学外，李应昇还重修白鹿洞志，立洞规并申请洞学科举等等，有功书院甚多[5]125。因此，主洞官员应为白鹿洞书院历史文化整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值得深入发掘，其中清顺治末年的主洞——浙江会稽人范礽与李应昇类似，亦是不应被忽略的一例。

一、范礽的家世

范礽(生卒年不详)，字祖生，号熊岩，明末清初浙江会稽人(今浙江绍兴)，史称“(范礽)公称亢宗，少时龙宝副墨流传四方”[6]卷七，少年时即聪慧异常。清顺治丙戌(1646)中举，顺治末年任南康府推官，以推官主白鹿洞书院。复升广信府同知，平九仙山寇，人多其功[7]卷二十三。范礽出身书香世家，祖父范可奇，字士颖，号云岑，为范仲淹十九世孙，万历甲戌(1574)进士，授刑曹，精法律，出守黄州，后升广西副使，积劳成疾，卒于任，祀名宦、乡贤祠。范礽之父绍裘为可奇次子，字次镰，号紫阆，万历戊午(1618)副榜，选授凤阳通判，“时逆珰窃政，媚奄者建祠于临淮，绍裘署篆，避之以行。及掣盐真州，绍裘无丝毫之羡，寻卒于官”，祀名宦、乡贤。范可奇季子绍序，字幼钦，万历丙辰(1616)进士，授保定推官，考选刑科给事中，告假归里，病愤时事，使家人至京上之，疏侵逆珰。有同年生遏之不听。未几卒，祀保定名宦[7]卷二十三。

范礽外祖父为张元忭(1538—1588)，元忭字子荩，别号阳和，浙江山阴人(今浙江绍兴)，嘉靖戊午(1558)举人，隆庆辛未(1571)登进士第一人，授翰林修撰。万历丁亥(1587)升左春坊左谕德，兼翰林侍读，明年三月卒于官，谥文恭。张元忭为浙中王门的代表之一，“先生之学，从龙溪得其绪论，故笃信阳明四有教法”[8]卷十五，有《不二斋文选》存世。张氏尤注意地方文献的整理与编纂，续修、主修了《山阴县志》《绍兴府志》《会稽县志》等。据朱赓所撰行状，张元忭子男二：汝霖、汝懋；女一，字范宪副可奇仲子绍裘，即范礽之母[9]卷之一。范礽的舅父张汝霖，字肃之，号雨若，万历乙未(1595)进士，知广昌县(今江西广昌)，升兵部郎中，副考山东，以诖误去；再入仕籍，升广西参议。瑶人出掠，协征蛮将军剿之，寻以病卒；著有《易经因旨》《四书荷珠录》《郊居杂记》等。汝霖弟汝懋，万历癸丑(1613)进士，知休宁(今安徽休宁)，有惠政，擢御史，官至大理寺丞[10]卷十四二。张汝霖孙男张岱(1597—？)，字宗子，又字石公，号陶庵、陶庵老人等，为明末清初著名文学家、思想家、史学家，著作等身，有《陶庵梦忆》《西湖梦寻》《夜航船》《张子文秕》《琅嬛文集》《石匮书后集》等多种流传于世。张汝霖为范礽的舅父、张岱的祖父，因此，范礽为张岱的父执辈。

二、主洞白鹿洞书院及其作为

范礽为白鹿洞书院主洞在史籍上有不同表述，毛德琦康熙《白鹿书院志》将范礽与其前任胡淑寅及继任朱雅淳、巫之峦、汪士奇等统一表述为“司理南康，兼督洞事”，并没有像李应昇那样明确地称之为“主洞”。在范礽补辑的《庐山纪事》卷七“白鹿洞书院”中，增补主洞7人，分别为章潢、舒曰敬、薛应旂、李应昇、李明睿、熊维典、 范礽[6]卷七。另据明末清初学者黎元宽(1608—1687)《白鹿书院志序》称“山阴名士祖生范君实来司李南康，续公之绪，又尝以漕务过淮，承公口授，归而从众推为洞主，肆力文章”，指范礽为众推为洞主[11]卷之九。黎氏在《审克编(序)》中亦称“祖生范公以理学名流司理于南康郡，山水之间足了公事矣。乃人文聿起，学徒景从，台司相与推择公为白鹿洞主，以贞教化”[11]卷之九，表明范礽兼主鹿洞并非像其他推官只是循例而已(1)康熙《南康府志》卷五“职官”载，清代南康府推官自顺治至康熙六年裁撤时前后共有8人，其中胡淑寅之后分别为范礽、朱雅淳(以上二人为顺治时任)、巫之峦、林檀、汪士奇(以上三人为康熙时任)，康熙《南康志》推官与毛德琦《白鹿书院志》卷五“主洞”推官基本一致，似表明推官兼督洞事乃是惯例。但也有不同，即康熙时推官林檀(兴化人，举人)未出现在书院志“主洞”之内，林檀任推官时连州人廖文英为南康知府(廖氏曾于明崇祯末年任南康府推官)，廖氏“知南康府，督洞学事，置田清租，增号舍，缮围墙垣，宿洞课士，兴废举坠”(1150)。或许因为有地方最高长官的亲自过问，故毋庸推官再兼督洞事，这表明并非所有的推官都理应兼书院主洞。。

(一)顺治十五至十七年间主洞

据毛德琦《白鹿书院志》卷三“沿革”，清顺治十四年(1657)丁酉江西巡抚聘建昌乡宦熊维典主洞事，以瑞昌何孝先为副讲[3]卷三。道光《建昌县志》卷九“人物”称：熊维典，字约生。……顺治间蔡中丞士英、李司宪长春延请主白鹿讲席二年[12]卷九。则熊维典为白鹿洞主洞在顺治十四、十五二年，十五年离任。清顺治十四年增补的明李应昇天启《白鹿书院志》志尾有题款，称“南康知府高民望，同知龚蕃锡，通判闵子奇，推官范礽，星子县知县黄秉坤仝校订，儒官余保定督刻”[13]，则顺治十四年范氏已为南康府推官，由于熊维典出任书院主洞，范礽并未以推官兼主洞。

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庐山纪事》称，是书“国朝顺治戊戌，巡按御史许世昌属南康推官会稽范礽重为补订”[6]，顺治戊戌为顺治十五年(1658)。范礽在《庐山纪事·序》中署款“顺治十六年(1659)孟春月会稽范礽祖生父题于冰玉涧之读书台”，刊刻时间亦为顺治十六年。该书“卷七”为“白鹿洞书院”，补辑中增加了主洞章潢、李应昇、薛应旂、熊维典、范礽等7人。由此可知，顺治十五年熊维典离任后，范礽接任洞主，并于顺治十六年完成对《庐山纪事》的补辑工作。

李应昇《白鹿洞志》于顺治十四年增补后，顺治末年第二次补修，此次补修题款与十四年不同，内容为“南康知府薛所习，同知龚蕃锡，通判闵子奇，主洞推官范礽，星子县知县黄秉坤，白鹿洞副讲余允光、张世经，儒官余保定同校”[2]1025，与顺治十四年相比，除修志人员有变动外，范礽明确为推官主洞。毛德琦康熙《白鹿洞志》卷五“主洞”有余允光和张世经的简介，“余允光，字叔夜，奉新人。任建昌教谕，顺治十七年书院副讲；张世经，府学训导，书院副讲”[3]卷五。另据康熙《南康府志》卷六“名宦”所载，薛所习，字淄林，孟县人，顺治十四年守南康，在任五年，十八年以建昌逋赋夺一级去，士民惜之[4]卷六。则薛氏任南康知府在顺治十四年至十八年，余允光于顺治十七年为书院副讲，薛所习迟至顺治十八年为南康知府，因此，可以确定范礽迟至顺治十七年仍为主洞推官，甚至十八年亦有可能在主洞任上(2)据康熙《南康府志》，继范礽之后的清顺治时期最后一任南康府推官为朱雅淳，这表明朱氏在顺治十八年已到任，因不知朱雅淳到任时间，也就无法知道范礽离任的具体时间。毛德琦《白鹿书院志》亦载朱雅淳为范礽之后“司理南康，兼督洞事”者。朱雅淳，号湛侯，浙江余姚人，举人。。

综上，顺治十四年范礽为南康府推官，十五年白鹿洞书院主洞熊维典离任后，自顺治十五至十七年范礽以南康府推官兼白鹿洞书院主洞，这是范礽为白鹿洞书院主洞的大概时间。

(二)兴复作为

1.补辑《庐山纪事》？白鹿洞书院史料

《庐山纪事》为明桑乔谪居九江时于嘉靖四十年(1561)所编。清顺治十五年，范礽以其书“湮没戎马之场，又数十年其闻见所积，未有领要”，遂有辑补之意，在得到巡抚江西御史许世昌(？—1666)的支持肯定后，“余是以广蒐轶事，凡原本所未收与后之不及载者，俱属辞而比之，使存于目，思于心，天下人油油然，于山峙静水窈而通矣”[6]庐山纪事序。比对桑乔原著，范礽补辑的《庐山纪事》内容多有扩增，其中卷七“五老峰东南至罗汉岭白鹿洞书院”所补内容甚多。如于书院礼圣殿补《李元鼎同司李范礽赋鹿洞圣殿重新诗》：“讲堂深锁石厓巅，老树虬蟠不记年。似有烟岚留太古，还因图画契先天。岗头月到传龙卧，洞口云间任鹿眠。愧我劳劳徒仰止，高峰瀑雪溅寒泉。”[6]卷七明伦堂补辑：“堂后有云章阁，蔡士英碑记，王养正建”；“主洞”补章潢等7人，“有功鹿洞”补辑明葛寅亮、清蔡士英、李长春、张朝璘、许世昌等5人；于“艺文”中补辑明代提学葛寅亮《重修书院记》、清代巡抚蔡士英《重兴书院志》、张朝璘《白鹿洞碑文》、明崇祯主洞李明睿《重修书院碑记》及南康府知府薛所习、同知龚蕃锡及范礽等人自撰的诗文多篇[6]卷七。如其中所补辑的“明张文恭元忭游鹿洞诗”和范礽“次韵诗并叙”，范礽在叙中称“外王父太史文恭张公尝著《朱陆异同辩》，伟哉！……余守官南康，上不以无似，俾得主讲席，徘徊仰止，稽昔贤之遗踪，得外王父斯咏”，并引申朱陆鹅湖有异而鹿洞无不同，“他时当阐绎斯旨，续辩以为之记”[6]卷七，有调和朱陆之意。范礽及部分地方官员在《庐山纪事》中增补的诗文有的并未出现在明清《白鹿书院志》和南康、星子等地方志中，从而为白鹿洞书院保存了一份难得的史料。

2.续补《白鹿书院志》

黎元宽《进贤堂稿》卷九有《白鹿书院志序》，序称：

余竟读《白鹿书院志》而慨然曰：嗟乎！岂不以人哉！兴替之际如毂转耳。始李宾客兄弟好奇开山，未必为道也，而白鹿肇迹，至于濂溪闻道矣。……山阴名士祖生范君实来司李南康，续公之绪，又尝以漕务过淮，承公口授，归而从众推为洞主，肆力文章。余窃服膺其课不专于洞，则师友之道广；志专于洞则《春秋》之义精，于徵文献，祖生其亦白鹿之长城，终不可墮……祖生作续就，余乐而序之，余亦藉祖生为奏，记蔡公道终不在瓦砾也。[11]卷九

3.恢复洞学科举

许世昌在《庐山纪事》中对补辑的章潢等七位主洞一一作了评赞，如称薛应旂“理学文章，卓然一代伟人，可谓麟徵凤翥矣”[6]卷七，称范礽为“初授南康司理，小大之狱必以情。著有《审克编》行世。设洞考，补弟子员，人士景从，比之欧阳”[6]卷七。由此可知范氏主洞时恢复了明末以来的洞学科举制度。明天启二年(1622)，李应昇以推官任白鹿书院主洞，申请洞学科举，“伏乞俯将鹿洞遗才，照白鹭书院事例，先期另考，额为十名”，得到时任学道的批允，“洞生科举八名，仍前遗才另考，永为定例”[3]1217。明末兵燹后，鹿洞“岁久荒芜，祠庙圮坏，不称具睹。又树木蔽亏，周遭压屋”[6]卷七，经蔡士英、张朝璘等江西巡抚的兴复，书院渐复旧规。在此背景下，范礽恢复明天启以来书院遗才另行科试的做法得到上宪的支持，从而使书院与士子的科举命运紧密结合起来，达到“人士景从”的效果。事实上，清代的洞学科举直至康熙五十年(1711)仍在执行，彼时除南康本府在洞童生另期考试，拔取四人入南康府学外，外郡曾入洞读书者也“急加录取，得游泮者倍于往日”[3]1264。

除上述作为外，范礽在白鹿洞还主持汇编《西江淳意》、构筑书院堂庑等。顺治补订的《白鹿书院志》有范礽所撰《徵刻西江淳意启》，称白鹿洞名并岳麓、睢阳而称胜迹，因晦翁、子静以增奇，“兹者幸逢总漕部院，佐寿考以作人；抚守按巡学台，弘薪槱而助化，一时在位率多燕国文章；……傥辱俯鉴饥渴，庶其不我鄙夷，各检鸿篇相逢，遥寄珠玑满把”[2]1025。据此，范礽在主洞时还主持征集蔡士英等各宪有关白鹿洞书院诗文，并汇编为《西江淳意》一书。

三、范礽作兴书院的评价

范礽于顺治十五年至十七年主洞任上的作为得到时人的充分肯定，如黎元宽称“祖生其亦白鹿之长城，终不可堕。夫其严蔡公也，一如紫阳之严濂溪，而其官主洞也，一如紫阳之自请备员而愿以守祠相易”[6]卷七。明末清初江西著名学者熊文举(1595—1668)称“维时奉檄惟谨，课士必勤，以襄大中丞之德意者，实惟南康司李祖生范君”[6]卷七等。范礽对自己在鹿洞的作为亦颇为自许，他曾和外祖父张元忭《游鹿洞诗》，在和诗叙中称自己的两个舅父曾因公路经庐山，鹿洞应为践更之地，“而外王父此诗，蒙翳于苔藓之中，且当时洞学未兴，游屐亦鲜，而两舅氏又以大吏不得久盘桓名胜，故诗亦若与书院有待而显也。两舅氏未及见，而礽也乃获见而和之，又自幸矣”[6]卷七，既有自幸更有不负书院的自豪。

如前所述，清代补辑的明天启《白鹿书院志》新增三通时任漕粮总督的蔡士英致范礽书函，蔡氏在第一书称“白鹿在望，此不佞三载来百计经营崩榛断壁之中，修缔而后有此”[2]1023，获悉范礽锐意斯道，“不佞获同心之助，喜极莫可言状”[2]1023，谓“小儿家报中屡道门下雄节迈伦，高气盖世，不佞心仪已久”[2]1023等，对范礽多有赞誉，引为同类，颇多期许。第二书再称范氏“星渚新政，美誉流闻，一水盈盈，蚤已洋溢于江淮河汉矣。……昔贤有言，斯文未坠，必有英杰领袖之者，则门下真其人矣”[2]1024。在第二书中蔡氏并促范礽启迷醒聩，知所向方，奉熊维典为山斗魁杓；第三书除美誉外更以“近闻圣殿修理未竟，庑舍仍旧倾颓，诸生托足无所，殊为愀然”[2]1024责托。因此，范礽集地方官员与儒家学者于一身，他主洞白鹿洞书院时的作为体现了其作为浙中文化世家传统继者及推官兼任主洞职责的统一，从而成为白鹿洞书院历史文化中较为典型的个案之一。

四、结语

在白鹿洞书院的发展史上，范礽是个不引人注目的人物，其知名度与影响很难与同为推官的“东林七君子”之一的李应昇等主洞比肩。在明末清初天翻地覆后政局初平的特殊历史时期，范礽通过自身的努力，不但将蔡士英、张朝璘等江西大宪振兴鹿洞的宏愿落实，更把主洞所肩负的教育与文化职责作了较好发挥，书院史料的整理与书院志的补订、刊刻，鹿洞科举的恢复等推动了兵燹之后白鹿洞书院较早步入正轨，大历史中的小人物以一己之力，在天下第一书院的复兴中作出了重要贡献。

透过范礽个案，还可进一步研究清初江西巡抚等高级官员推动白鹿洞书院等书院复兴的内在动机，从而深入探寻清初江西书院并未沉寂的真正原因。这又提醒我们，除不断发现新的史料外，对既有资料的认真解读，对包括范礽在内的书院历史人物的重新检视是必要的，因为范礽们的作为是构成白鹿洞书院整体史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