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泽齐 王洪玲

（广州赛宝认证中心服务有限公司，广东 广州 510610）

一、引言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消耗的资源也是越来越多，造成环境污染、资源短缺等一系列问题。面对这些压力，供应链的绿色化即绿色供应链越来越受到关注。

2016年，国家工信部发布了《工业绿色发展规划（2016-2020年）》，大力推行以资源节约、环境友好为导向的绿色供应链。2017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积极推进供应链创新与应用的指导意见》，积极倡导绿色制造，鼓励开展绿色供应链管理示范。2018年，国家生态环境部牵头搭建绿色供应链合作平台，推进“一带一路”的绿色发展。2019年，国务院印发了《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明确传统制造业在绿色改造、绿色产品、绿色供应链等方面的具体要求。2020年，全国绿色制造技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发布了《绿色制造 制造企业绿色供应链管理 评价规范》（GB/T 39257-2020）等一系列国家标准，为制造企业的绿色发展指明持续改进的方向。2021年，国务院《关于加快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的指导意见》明确指出：构建绿色供应链，探索绿色供应链的制度体系。

实际上，“良好的环境行为恰似经济发展的马达而不是障碍”。实施绿色供应链管理，正是将“绿色发展”与“经济发展”两者并重的可持续发展的一种有效途径。

二、绿色供应链

20世纪90年代，西方国家率先对绿色供应链进行相关探索和研究。绿色供应链早在1996年就被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制造研究协会提出来[1]，此后许多国外学者开始从环保的角度来研究供应链。Berman等人将环境因素考虑到传统供应链中，认为绿色供应链是实现社会、经济和环境的统一[2]；Jeremy等人基于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提出绿色供应链就是贯穿于产品全生命周期的过程与环境之间达到最佳状态的供应链[3]；Nagel等人则将绿色供应链管理解释为环保意识在传统供应链的延伸[4]。

相较欧美国家取得的成就，我国对绿色供应链的研究起步较晚。随着国家对“绿水青山”的重视，供应链的绿色问题一直受到极大的关注，相关理论和实践也在不断发展。

在概念界定方面，我国学者蒋洪伟等人通过分析供应链中各项活动给环境保护造成的影响，提出绿色供应链即是一种包含了环境意识的供应链[5]；杨光勇等人则把绿色供应链定义为在经济、社会和环境三方面处于最佳状态的可持续供应链[6]。在管理实践方面，王能民等人提出了基于绿色制造的供应链设计模型[7]；Wantao Yu研究了整合型绿色供应链管理实践[8]；Xiangmeng Huang探讨了我国中小型企业面对绿色供应链管理实践方面的压力因素[9]。

三、研究变量选择及设计

实施绿色供应链是为了使环境效益和经济效益共生[10]，对此本文将绿色供应链管理界定为以下两个方面：即内部绿色管理和外部绿色管理。通过查阅相关文献，同时考虑本次研究的目的和数据来源（全球制造业研究组，GMRG），分别对企业的内部绿色管理、外部绿管理，及实施绿色供应链实践所取得的环境效益进行量表设计。

1.内部绿色管理

企业对自身的作业过程及产品实施环保管理，开展绿色设计、绿色制造工艺、绿色管理等行为。内部绿色管理（EG）的测量题项包括：对产品或作业的环保影响进行监控（EG1）；实施系统化的措施，设置环保目标（EG2）；实施系统化的措施，实现环保目标（EG3）；实施系统化的措施，验证环保目标是否达成（EG4）。

2.外部绿色管理

一是对供应商绿色活动进行监督（SG）。测量题项包括：（1）以书面形式向供应商提出环保要求（SG1）；（2）对供应商进行问卷调查，监控其是否遵循环保承诺（SG2）；（3）要求供应商遵守废弃物减少目标（SG3）；（4）对供应商的内部运营进行环保审计（SG4）。二是与供应商和客户进行绿色合作（SCG）。测量题项有三类，分别是：（1）绿色供应商认证，包括贵司是否对供应商进行绿色认证，以证明供应商符合绿色要求（SCG1）；客户是否对贵司进行绿色认证，以证明贵司符合绿色要求（SCG2）。（2）直接投资，包括贵司对供应商的绿色活动进行直接投资（SCG3）；客户直接投资贵司的绿色活动（SCG4）。（3）绿色改进工作会议，包括贵司与供应商定期组织开展绿色改进工作会议（SCG5）；客户与贵司定期组织开展绿色改进工作会议（SCG6）。

3.环境效益

通过与供应商、客户的绿色合作以及企业内部各个部门的协作，实现产品全生命周期的绿色环保，推动企业及其所属供应链的绿色发展。环境效益（EB）的测量题项包括：设备设施上使用的能源（EB1）；设备设施上使用的水资源（EB2）；设备设施上的废弃物处理（EB3）；设备设施上的碳排放/碳足迹（EB4）。

四、数据来源及研究方法

本文数据来源于全球制造业研究组的第五次数据收集，涉及到绿色供应链的有效问卷245份，主要分布于美国（93份）、中国（72份）和越南（80份）三个国家。其中，美国处于后工业时代，中国处于工业发展中期，而越南处于工业发展初期；可以说，这三个国家是制造业的典型代表。

表1 绿色供应链样本统计结果

为了进一步确认调查问卷的可靠性和有效性，本文采用Cronbach´s α的一致性系数来分析信度，结果表明信度极佳。同时，采用探索性因子分析（EFA）来验证量表的结构效度，结果表明所设计的量表结构效度比较好。

五、绿色供应链管理比较分析

为了更加直观地分析不同国家的绿色供应链，本文根据企业分布将样本划分为美国、中国、越南三个小样本，分别求得内外部绿色管理各测量题项的平均分和方差，如表2所示。

表2 不同国家企业绿色供应链分析结果

在管理实践方面，上述研究结果表明：美中越三个国家企业“内部绿色管理”（EG）的平均分均高于“外部绿色管理”（SG、SCG）的平均分，“对供应商绿色活动进行监督”（SG）的平均分高于“与供应商和客户进行绿色合作”（SCG）的平均分。

由此可见，无论区域工业化程度如何，位于供应链上关键环节的核心企业，都是比较注重自身的绿色发展。而在外部绿色管理方面，这些核心企业关注的是对供应商绿色活动的监督；在与供应商和客户的绿色合作上，它们则看作是额外增加的成本，实施愿意相对比较低。也就是说，许多企业虽然制定并实施了严格的内部绿色管理标准或措施，但它们的供应商和客户并不一定会执行同样的标准或措施，导致所在供应链缺乏整体性、系统性的绿色管理，达不到真正的环保效果。

实施绿色供应链管理必将带来一些环境效益，本文分别求得美国、中国、越南环境效益各测量题项的平均分和方差，如表3所示。

表3 不同国家企业环境效益分析结果

在环境效益方面，上述研究结果表明：三个国家中美国平均分最高，中国平均分次之，越南平均分最低，这与各国工业化程度及环保意识的强弱息息有关。然而，我们必须看到我国制造企业在实施绿色供应链方面存在的不足与差距：

（1）与美国相比，我国制造企业在“设备设施上使用的能源”“设备设施上使用的水资源”“设备设施上的废弃物处理”和“设备实施设施的碳排放/碳足迹”等方面均存在一定的差距，需引起企业、重点行业和相关政府部门的关注。

（2）从我国制造企业环境效益来看，只有“设备设施上使用的能源”的得分在平均水平之上，其他三项（“设备设施上使用的水资源”“设备设施上的废弃物处理和设备设施的碳排放/碳足迹”）均处在平均水平之下；说明我国在推进能效提升、实现节约发展方面取得了明显的成果，但在清洁生产、资源综合利用和低碳转型等方面还需加强投入和引导，调整和优化工业布局。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绿色供应链管理方面，我国制造企业无论在内部还是外部绿色管理方面，统计结果普遍比美国高；但从环境效益来看，统计结果却远低于美国。说明我国在绿色供应链管理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投入了大量的资源，但取得的效果却不及美国。也就是说，我国绿色供应链管理的“投入/产出”转化效率不高，需要引起关注。

六、实践启示

本研究通过样本对比，挖掘我国绿色供应链管理与国外的差距及不足，以期为工业企业和政府部门实施绿色供应链提供参考和支撑。

1.从企业的角度

除了关注企业自身的绿色活动还远远不够，需要促进与上下游之间的环境合作，如通过提升产品的绿色度创造新的业务机会，通过采用新的节能技术或加大绿色资源投入降低成本，通过选择绿色材料和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强化品牌形象等，共同提高整条供应链的竞争力，实现采购、生产、营销、回收、物流等环节的可持续发展。

2.从政府的角度

首先，需要发挥大型骨干企业的示范带动作用，深入开展绿色供应链试点工作，探索适合我国发展的绿色供应链管理模式，以点带面推动所在产业的绿色化程度。如通过引导各行业龙头企业采购低污染低能耗的产品，倒逼供应链上其他企业主动开展绿色活动，实现整个产业的绿色发展。

其次，经过试点经验积累，在向全国推广绿色供应链的过程中，相关部门还需加紧出台绿色供应链管理的指导意见，对地方和企业开展绿色供应链管理给予大力支持和指导，在能效提升、清洁生产、资源综合利用和低碳转型等方面促进绿色资源投入的均衡化，提升我国绿色供应链的“投入/产出”效率。

最后，相关部门还需进一步强化标准的引领和约束作用，建立和完善绿色供应链的管理标准、评价机制及创新服务体系，通过开发相关行业标准和管理工具，开展绿色企业标杆活动及绿色企业文化建设，激励工业企业加速绿色转型升级，提升我国绿色产品、绿色技术、绿色标准、绿色服务的供给水平，加快形成国际竞争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