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瑞琪

内容摘要：《百川书志》是明代高儒所著的私家藏书书目，收录了大量的小说和戏曲。高儒是中国第一位在书目中收录通俗小说的藏书家，他的小说观念对探寻通俗小说观念的演变和小说地位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本文将从《百川书志》中小说著录情况去分析高儒的小说观念的特色，并从他的家世背景和社会因素两个方面探求其小说观念产生的原因。

关键词：《百川书志》 高儒 小说观念 通俗小说

作为明代优秀的私家藏书书目，《百川书志》在目录学和文献学方面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高儒在沿用传统“四部分类”法的基础上加以创新，形成了别具一格的分类方法，在收集经史子集之外收录了许多小说和戏曲，展现出独特的小说观念。本文试图从《百川书志》中小說著录情况去分析高儒的小说观念，并探求其产生原因。

一.高儒的“小说”观念

来新夏先生评价《百川书志》“其异于其他目录书的是在史部之下收录了小说、戏曲之类，反映了撰者已突破了陈旧的规范，为古典文学的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1]明清之际，私家藏书书目层出不穷，《百川书志》能在众多书目中开创收录通俗小说、戏曲等“下层文学”的先河，因此备受后世关注。

（一）接纳小说，重视通俗小说

《百川书志》的分类方法沿用了《隋书·经籍志》所创的“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并细分为九十三门小类。所收小说主要集中在《史志》的“传记”“野史”“外史”“小史”和《子部》的“小说家”类。高儒将“小说家”类单列为卷八子志二，这一现象不论在以往《崇文总目》等官修书目还是《直斋书目解题》等私家书目中都是未曾出现。此前，小说在目录类书籍中鲜有出现，高儒却打破传统，收录了大量小说，可见他对小说的接纳程度远超前代书目的编撰者。

小说在古代一直被认为是不入流的“小道”而被文人忽视。而高儒在《百川书志》“野史”一类中收录《三国志通俗演义》和《忠义水浒传》两部时兴的通俗小说，堪称收录通俗小说的第一人。这两部小说都是在真实历史的基础上增添一些民间传说并用文学化的表达方式敷演成文。高儒将其收入“野史”类的做法不仅符合“虑史氏或阙则补之意”的传统观念，也体现了高儒对通俗小说的肯定，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通俗小说的地位。他对《三国志通俗演义》和《忠义水浒传》分别注有题解：

三国志通俗演义二百四卷

晋平阳侯陈寿史传明罗本贯中编次。据正史、采小说、证文辞、通好尚，非俗非虚，易观易入。非史氏苍古之文，去瞽传诙谐之气。陈叙百年，该括万事。

忠义水浒传

钱塘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宋寇宋江三十六人之事，并从副百有八人，当世尚之。周草窗癸辛杂志中具百八人混名。[2]

高儒对《三国志通俗演义》给予其很高的评价，不仅肯定了它的史学价值，也充分肯定了文学价值，点明其虚实结合的特征，并指出它“易观易入”的特点。又将《三国志通俗演义》与《史记》相对比，突出其诙谐的特点。《忠义水浒传》的题解中，“当世尚之”说明其在当时的深受民众喜爱，对我们了解通俗小说的发展和接受情况提供了重要材料。

（二）重视小说的史学价值，区分古今小说

高儒将小说分别收录在史部和子部当中，可以看出他受刘知几的小说“能与正史参行”的观念影响很大，他的小说观念没有脱离“文史不分”的藩篱。在他看来，部分小说是史书的附庸，存在的主要目的是帮助人们认识历史。此看法将小说与史书对应，间接提升了小说地位，但仅仅关注到小说的史学价值，而忽视了小说本身的文学价值。

相较于以往的书目，《百川书志》对于传记类小说的史学价值更为重视。其中“史志”部下“传记”类共收书73种其中小说有39种，占比53%。对于书目的分类主要是依据写作目的不同，“小说”主要是侧重于故事的“文学性”和“情节性”，而“传记”则更强调的是故事的“历史性”和“真实性”。如唐传奇《柳毅传》讲述的是柳毅与龙女的故事，带有神话意味，虚构性较强，富有浓厚的故事性和情节性。这种虚构的传记故事中虽然拥有很多奇幻色彩，但往往将主人公置于详细真实的地理位置和历史时间之中，《柳毅传》中就将主人公柳毅设置为唐高宗时期湖南地区的一位书生。这些传记类小说中除了记录具体的事件和详细的地理地理位置之外，还描写了风土人情和社会状况。这些都是符合具体历史环境和相关事件背景的，对反映作者所处的历史具有一定价值。高儒将《柳毅传》《虬髯客传》等传奇小说与《唐忠臣传》这种真实的传记共同收录到“史志”下的“传记”类中，可见他十分重视传奇小说的史学价值。

高儒在《百川书志》的卷五“小史”类收录了大量的明代短篇小说，而在卷八“小说家”类主要收录了明以前的一些小说。高儒将“古”“今”小说分别收入“说部”和“史部”的做法体现了他对于古今小说区别的认知。笔者认为高儒意识到了小说反映社会现实的方面，“今”小说所反映的社会现实是高儒所正在经历的，而这一社会现实是后世史料的有力补充与证明，所以将其放入史部以佐“正史”。而小说家类收书大多都为《世说新语》等前代笔记体小说。这些笔记体小说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情况，但所反映的时代距高儒相去甚远，他无法去判断小说中所反映的是否为真，所以将其列入“子部”而非“史部”也是情有可原。而且这些小说在以往的书目中也多归入“小说家”类。高儒阅群书写就《百川书志》，前人的分法也会影响高儒。

二.高儒的小说观念产生的原因

在小说为“小道”的思想盛行的时代，高儒对小说抱着正面的态度是难能可贵的。探求高儒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小说观念，我们需要从主客观两方面来入手。

（一）出身和家学影响

高儒，字子醇，涿州（今河北涿县）人，大致生活在明嘉靖前后。历史上关于高儒的生平记载极少，有关他的情况主要来自《百川书志》的自序以及后世文献的少量记载。

高儒的伯父高得林因叔父高凤奏带获军功，得任锦衣卫百户，最高官至后军都督府都督同知，贵极一时。明代的锦衣卫制度是可以世袭，高得林死后由于无后，故由其弟也就是高儒的父亲高荣继承其锦衣卫指挥使一职。高荣墓志铭记载：“长即儒，本卫中所副千户，侧室张出……”[3]可见高儒为高荣长子并且在其去世之时就已是锦衣卫“中所副千户”。武将出身使高儒的思想不像正统的儒家文人受传统观念制约，且家族势力也为其藏书提供了便利。明代中后期，高氏一族与当时的一些名门望族交往密切。得益于交往过程中的相互馈赠，高氏得到了一些望族的著作，如《郭氏家传》等。除此之外，锦衣卫这一特殊职业也能让高儒接触到大量卫籍士兵和官员，能够收藏到一些其他文官和民间百姓不易得的卫籍作家书籍，如《花影集》等。

此外，高儒的父亲高荣著有《兰坡聚珍集》，他爱书、著书的特点深刻地影响了高儒，也促使他广泛地读书、藏书。高儒在自序中说：“追思先人昔训之言，曰读书三世，经籍难于大备，亦无大阙。尔勉承世业，勿自取面墙之叹。”[4]可见高荣在读书方面对高儒是有所要求的。而高儒博览群书，通晓诗词歌赋，继承了高荣的著书传统，“故六年考索，三易成編，损益古志，大分四部，细列九十三门，裁定二十卷”[5]，终成《百川书志》。可见，高儒的武将身份和家学渊源为他阅读和研究小说提供了条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小说观念的形成。

（二）社会发展和小说自身演变的影响

高儒生活的年代大抵为明代嘉靖年间，在经历了元末战乱的洗礼和明初的休养生息，明代社会进入发展繁荣的时期。社会生活各个方面产生的一系列变化也在客观上影响了高儒小说观念的形成。

明中叶社会风气较为开放，舆论环境较为宽松。随着商品经济的繁荣，市民阶层的壮大也给通俗小说提供了大量的读者群体。这导致俗文学创作开始从瓦市勾栏走向文人书房，许多文人开始重视以通俗小说为代表的俗文学，对小说“小道”的观念有所改观。明代章回小说兴起，前代的传奇、话本小说仍然十分兴盛。《中国通俗小说书目》中收录的明代通俗小说就高达两百余种，而明前小说仅有十余种。大量小说、戏曲的产生使得藏书家和目录学家不得不重视这一现象。明代新兴的通俗小说大多秉承着宋元讲史话本的传统，大多根据真实的历史和民间传说故事进行改编，对当时真实的民间社会和政治文化生活进行描绘，有着浓厚的“补史”意味，更容易为传统文人所接纳，同时也可能误导一些目录学家将这些小说收录在“史部”之中。

除此之外，明代的通俗小说大多带有劝惩教化的目的，如《水浒传》就具有众多说教内容。八十一回写道“有人提出火坑中，肝胆常存忠孝，常存忠孝！有朝须把大恩人报”[6]，便是在极力宣扬忠孝观念。可见，部分通俗小说中所宣扬的观念与儒家正统思想所宣扬的道德标准是统一的，这也会引起藏书家和目录学家的关注和重视。

高儒作为收录通俗小说第一人，在小说观念上影响了许多后世目录学家。对《百川书志》和高儒的研究既能让我们窥见明代藏书家、目录学家对于小说的收藏和著录情况，也能帮助我们去梳理目录学发展与小说发展之间的联系，同时能更好地从纵向去观察古代小说观念的流变，对于今后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注 释

[1]来新夏著.古典目录学浅说[M]. 北京：中华书局，1981.10.第136页。

[2]（明）高儒等著.百川书志.古今书刻[M].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06.第82页。

[3]高景春主编;中国文物研究所，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编. 新中国出土墓志 北京1.上.[M].北京：文物出版社， 2003.12.第220页。

[4]（明）高儒等著.百川书志.古今书刻[M].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06.第2页。

[5]（明）高儒等著.百川书志.古今书刻[M].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06.第2页。

[6]（明）施耐庵，（明）罗贯中著.水浒传[M].北京：华文出版社，2019.01.第970页。

（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