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学的殿堂里，“崇高”一向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例如中国古代士大夫关于“文以载道”的倡导——从曹丕“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推崇到梁启超“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的呐喊，都为人熟知。若问文学是否在历史上起到了凝聚民魂、启迪民智、改造风气的作用？想想《诗经》、《楚辞》、唐诗宋词、《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的经久流传，影响后世至深至远，答案不言自明。一直到当代，许多深受到西方文化影响的学者、作家仍然津津乐道中国古典文学对自己的深远影响，也可以看出古典文学的不朽。而那些中国古典文学名著在东亚、欧美也拥有许多读者，也昭示了文学跨越国界与人种的伟大影响力吧。那样的影响力，是语言无法形容的。

中国文化素重文学，相信文学具有非同一般的影响力：“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论语》），进而相信文学的熏陶与教育可以提升人的精神境界。事实上，多少读书人都是因为读了那些感动人、引导人的经典而立志为民请命、为国尽忠、建功立业、名垂青史的。因此，尽管在浩如烟海的文学典籍中，也有及时行乐、游戏人生的名篇（如《古诗十九首》、《金瓶梅》等），可终究为奋发有为者不齿。

而且，越是在民族危亡的时刻，越是有众多的英雄好汉写出呼风唤雨、砥砺民魂的作品。这样的“正气歌”成为一个民族奋然崛起的号角。从郭沫若的《凤凰涅槃》、茅盾的《虹》、巴金的《家》到周立波的《暴风骤雨》、孙犁的《荷花淀》、柳青《创业史》、知侠的《铁道游击队》、罗广斌、杨益言的《红岩》，都涌动着一个民族艰苦奋斗、争取解放和幸福的浪漫激情，是饱经苦难的人们奋起抗争的崇高气概的体现。经过几代人的拼搏，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终于扭转了乾坤。中华民族的自信心、自豪感因此得到了充分的彰显。因此，讴歌英雄就成为那个年代的主旋律，学习英雄就成为无数青少年的志向。虽然，一系列的政治运动也伤及了民族的元气，但1976年的“四五”运动仍然显示了许多平民敢于斗争、不怕牺牲的英雄气概。到了改革开放的年代，涌现出一批锐意进取的改革家。当代文学史上的“改革文学”（如蒋子龙的小说《开拓者》、《燕赵悲歌》，柯云路的小说《新星》，贾平凹的小说《浮躁》，还有陈祖芬的系列报告文学《挑战与机会》、祖慰的报告文学《刘道玉晶核》、周嘉俊的报告文学《南通虎》、《步鑫生现象反思》等等）的主旋律仍然是讴歌崇高的人格。这样的主旋律也同样体现在以姚雪垠的历史小说《李自成》、梁晓声的知青小说《今夜有暴风雪》、礼平的哲理小说《晚霞消失都时候》、李存葆的战争小说《高山下的花环》、张承志的理想主义小说《北方的河》……等等产生了“轰动效应”的作品中。由此可见，讴歌崇高，到了改革开放的1980年代初期，仍然是文学的主旋律。而那些作品之所以能够产生“轰动效应”，也足以表明：在那个思想解放、社会巨变、个性自由的年代里，崇高的理想与人格仍然是许多人的真诚追求。甚至，即便是随着感伤情绪和虚无主义情绪的渐渐流行，玩世不恭的冷漠、嘲讽之声通过“后朦胧诗”、王朔小说的不胫而走，汇成了“世纪末情绪”的寒雾，我们也仍然能从同时期“社会问题报告文学”的迅速崛起中感到当代作家为改革发出焦灼的呐喊、为正视许多社会问题（从“土皇帝”横行霸道到富起来的人们的心理变态、从对于提高教师地位的呼吁到对于“小皇帝”问题的忧思）奔走呼号的良知与热情。另一方面，以凌力的《少年天子》、二月河的《雍正王朝》、唐浩明的《曾国藩》、刘斯奋的《白门柳》等历史长篇小说带动的“文化热”的兴起，也足以表明：讴歌崇高、重新发现民族精神的主旋律，一直貫穿在从1980年代到1990年代的文学浪潮中。还有从朱苏进的小说《射天狼》、《炮群》到张正隆的纪实文学《雪白·血红》那样的军旅文学、革命史文学中，也激荡着崇高的旋律。

由此可见，崇高一直都跃动在当代文学中。

尽管如此，为什么还是有了“躲避崇高”的声音？而且，这声音也激起了持久的回声。

一方面，一批青年诗人的崛起，有意以愤世嫉俗的姿态挑战传统的崇高价值观。这样的挑战代表了“愤青”书写“小人物”世俗生活的诉求，而这诉求不也是文学的一脉悠久传统吗？从狄更斯的《雾都孤儿》、莫泊桑的《羊脂球》、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穷人》、契诃夫的《小公务员之死》，直至卡夫卡的《变形记》、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一直到鲁迅的《祝福》、老舍的《骆驼祥子》、巴金的《寒夜》，还有高晓声的《“漏斗户”主》、张贤亮的《土牢情话》、史铁生的《午餐半小时》、阿城的《棋王》、王安忆的《69届初中生》……也就是说，崇高绝非文学唯一的终极追求。与之互补的，还有对底层的同情、对弱者的理解。崇高与卑微，就这样共处于文学的殿堂里，对比鲜明却并不势同水火。

只是，崇高不可与虚伪沾边，就像许多冠冕堂皇的口号常常被残酷的事实戳穿一样。就如同王蒙在评论王朔的文章《躲避崇高》中指出的那样——

首先是生活亵渎了神圣，比如江青和林彪摆出了多么神圣的样子演出了多么拙劣和倒胃口的闹剧。我们的政治运动一次又一次地与多么神圣的东西——主义、忠诚、党籍、称号直到生命——开了玩笑……是他们先残酷地“玩”了起来的！其次才有王朔。

多几个王朔也许能少几个高喊着“捍卫江青同志”去杀人与被杀的红卫兵。王朔的玩世言论尤其是红卫兵精神与样板戏精神的反动。陈建功早已提出“不要装孙子”（其实是装爸爸）。王安忆也早已在创作中回避开价值判断的难题。然后王朔自然也是应运而生。他撕破了一些伪崇高的假面。（《读书》1993年第1期。）

这样的评论出于一位曾经的“布尔什维克”的笔下，耐人寻味。回首那一场接一场劳民伤财的运动，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真诚一再被玩弄、纯洁一再被践踏之后，许多人不能不变得世故起来。“逍遥派”一再躲过劫难（王蒙就在长篇小说《狂欢的季节》中记录了政治狂热之外的“逍遥派”的生活与心态），就是世故活法具有持久生命力的证明。

如此说来，“崇高”也不可一概而论。有《红岩》那样的崇高，壮烈也悲怆;有《北方的河》那样的崇高，浪漫也感伤;还有《金光大道》那样的崇高，狂热却也虚幻。

以这样的眼光来看莫言的小说，一个引人注目的问题是：莫言的小说与崇高有关联么？如果有，他是如何书写崇高的？

莫言的小说常常不避粗砺，有目共睹。

例如《红高粱》，写“野合”，写剥人皮，都惊心动魄。虽然小说的主题是“寻根”，是通过描写普通农民敢爱敢恨、敢做敢当的率性而活，渲染民魂的浪漫，进而发人深思“种的退化”，然而关于“野合”和剥人皮的描写还是给一些读者以惨不忍睹之感。长期受到“真善美”熏陶的人们希望莫言今后注意这一点：远离粗鄙。可是莫言显然拒绝了这一建言，继续在后来的作品中不断聚焦那些让人不舒服的场面：从《红蝗》中写大便到《丰乳肥臀》写母亲惊世骇俗的性放纵，一直到《檀香刑》对酷刑的刻画、《酒国》对吃婴儿的黑幕的暴露……可谓步步惊心。不可否认，莫言写那些惨不忍睹的场面，大家也并不陌生。在莫言之前，不是也有《红岩》对于酷刑的描写、《爸爸爸》对于吃人肉的聚焦、《废都》和《白鹿原》对于色情场面的渲染么？只是，莫言很可能是现代以来以令人惊悚的笔触直面令人毛骨悚然的人生，不避粗砺、污秽最多的一位作家。这样的描写如此之多，其实写出了社会上一直绵绵不绝的残酷现实。而这样的描写又与当代作家（不仅仅是中国作家）不避粗砺的风气汇成一气（如纳博科夫的《洛丽塔》、欧茨的《他们》、还有D.H.劳伦斯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不断刺激着社会与大众韧性十足的神经，触发人们思考人性的深不可测、现代社会紧张生活中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异的莫测人心。

另一方面，莫言对于残酷人生的直面又不同于那些不断渲染暴力与色情的作品。例如《红高粱》中的剥人皮，在暴露了日寇凶残的同时，不是也写出了罗汉大爷的宁死不屈吗？《丰乳肥臀》显然借鉴了美国文学经典《傻瓜吉姆佩尔》的情节，却写出了无情的夫权对女性的欺凌迫使女性反抗的后果;《檀香刑》中的酷刑描写背景，是百姓反抗德国殖民者（同时也是抵制现代化）的一呼百应：“高密东北乡人深藏的血性进发出来，人人义愤填膺，忘掉了身家性命，齐声发着喊，追随着孙丙，冲向集市。”还有，反抗失败后拳民领袖临刑时的悲怆体验：“热酒入肠，眼泪汪汪;江湖义气，慷慨激昂。望乡台上，携手并肩;化为彩虹，飞上九天。”此外，书中关于“为救爹爹出牢房，孙眉娘冒死闯大堂，哪怕是拿着鸡蛋把青石撞，留下个烈女美名天下揚”的描写，关于“乞丐的首领朱老八，也是个顶天立地、咬钢嚼铁的男子汉”的交代，以及知县钱丁最后也殉了大清朝的一笔，也都烘托出那场民变中激荡出的民气——“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视死如归”、“引刀成一快”、“脑袋掉了碗大个疤”、“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砍头只当风吹帽”！读《檀香刑》，是很容易使人想起那些农民起义的英雄、慷慨就义的烈士的。

如此看来，莫言笔下不避粗砺的残酷叙事常常与对于农民的浪漫活法、英勇抗争、崇高民魂的渲染水乳交融在了一起，而这样一来，他是不是就写出了崇高的新境界呢？

崇高，有时与圣洁的理想、完美的人格紧密相连，有时与悲壮的搏斗、英勇的牺牲密不可分，有时是名山大川、激流险滩激起的壮美体验，有时也可以是血与火、坎坷道路上艰苦前行的坚毅意志吧！在民间，许许多多的普通人平时默默无闻，在紧要关头却可以迸发出无所畏惧的英雄气概，从陈胜、吴广的揭竿而起到林默平时乐于助人、死后被尊为妈祖，还有武训的行乞兴学，都以感天动地的豪气诠释了何为民魂。而莫言笔下那些在底层的泥淖中挣扎，不知舒适为何、享乐为何的农民，一旦遭遇了强敌的欺凌、命运的不公，就会在瞬间爆发出抗争的狂热，并且从中体会到意气风发、快意恩仇都痛快，这不是平民的崇高又是什么？

还有另一种人生。曾经有过一个崇高、浪漫的年代，在很短时间里就鼓舞起亿万人民的狂热，去从事一项伟大的社会实验。没想到，到头来为什么又会被幻灭感淹没？这时，再审视为了达到崇高目的付出的代价就会令人产生出新的顿悟与感慨。在这一方面，莫言的《蛙》就有警世的意义。小说主人公万心“长在红旗下”，有理想，有工作热情，性子风风火火、泼辣强悍、胆大包天，具有革命年代常见的“铁姑娘”风格。然而她第一次接生，就与用愚昧方式接生的“老娘婆”田桂花发生了肢体冲突，显示出经过革命教育的“女汉子”无所畏惧、嫉恶如仇的锋芒，却也因此引起了乡邻的非议：“你一个年轻姑娘，打一个老人，不感到臊得慌吗？”这一笔，写出了狂热的责任感与民心的隔阂。然而，革命青年又岂能因此而变得“温柔敦厚”起来？在革命教育下成长起来的万心无意改弦更张。她在革命的道路上一往无前：能拼酒，能抽烟;与同事吵起架来也是不管不顾、泼辣可畏。到了改革开放年代，为了坚决贯彻计划生育政策，她不择手段伤害了不少抵触计划生育的乡亲。她在革命的环境中打拼，却“已经到达疯狂的程度”。她不可能想到“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时过境迁，她为了革命的崇高理想献出了全部的热情，同时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到后来落得孤孤单单，婚姻不幸。这样的“女汉子”身上，有《红高粱》、《丰乳肥臀》中泼辣女性的遗风，却不如那些泼辣女性充满生命的热情、抗争的率真。因为有了过于狂热的工作热情，而且最终也自己怀疑起自己曾经的狂热来。这样一时狂热的崇高感终于蜕变为幻灭感，是无数过来人有过的切肤之痛。作家写出了这一点，就写出了深刻的历史教训：凡事不可做绝。在兢兢业业完成工作任务的同时，能不能也常常反思一下自我？“待人宽，责己严”、“与人为善”、“水至清则无鱼，人太急则无智”、“人生只会量人短，何不回头把自量？”“一毫之善，与人方便”……这些民间口口相传的俗语虽然看似世故，却是无数处世经验教训的总结，值得回味。

有些看上去十分崇高的口号到头来只是昙花一现？有些崇高一经狂热的助推为什么导致的却是不堪回首的悲剧？当代“伤痕文学”、“反思文学”轰动一时，与经历过那场浩劫的人们刻骨铭心的体验密切相关。

看来，随着思想解放、改革开放高涨的世俗化浪潮，也是当代人远离政治狂热的必然。崇高的理想如何接地气？崇高的理想怎样建立在良知的基础之上？这是许多当代文学作品（从北岛的《回答》、禮平的《晚霞消失的时候》、张贤亮的《河的子孙》、贾平凹的《浮躁》、史铁生的《务虚笔记》……）共同烘托的主题。

在我看来，莫言既能写出不避粗砺的民间崇高，也能质疑看似崇高、却暗藏了深刻危机的青春狂热，显示出不一般的情怀与目光。

此外，还有没有日常生活中不为人知的崇高？

例如莫言的短篇小说《粮食》就记录了饥荒年代里绝望的女人们为了“不能活活饿死”，只好偷公家粮食的往事，而且以那么不可思议的方式——将生的豌豆吞进胃里，回到家后再呕吐在盆中，家人以清水洗净，就可以充饥了。小说读来仍然给人以难受感，却也有说不出来的感动。小说的最后一句话是：“这故事对我的启示是：母亲是伟大的，粮食是珍贵的。”看，崇高的意味是不是跃然纸上了？读此篇，我想到了雨果的《悲惨世界》中的冉阿让，他为了姐姐的孩子们没有面包充饥，铤而走险，结果锒铛入狱的故事为什么令人感动？我还想到了莫泊桑的小说《羊脂球》，那位妓女尽管被人看不起，却并不计较，而是以德报怨，忍辱负重，显示出她内心非比寻常的善良与崇高。类似的故事数不胜数，体现出作家为弱者鸣不平的正义感，也启迪读者去发现“劣迹”深处的善良、“污秽”里面的崇高。“小人物”，弱者，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们，常常被人轻视、无视的可怜人，他们为什么也能够在极其平凡的生活中做出令人感动的事情？是因为“人之初，性本善”？还是因为传统的美德潜移默化的影响？抑或是无奈的抉择？佛家有“佛魔一念间”之说，揭示了人心的深不可测。有的人不怕千辛万苦，皈依佛门后经过苦修，成为平民的精神导师和偶像;有的人其貌不扬，却有一颗爱美、善良的心（如雨果《巴黎圣母院》中的夸西莫多）;也有许多的普通人一生行善，不求回报……而《粮食》中那位可怜的母亲，只是为了自己的家人不挨饿，以那么痛苦的方式偷粮食，却在家人的心中显示了母爱的伟大。这样的母爱，不同于冯德英的《苦菜花》中支持儿女革命的母爱，也不同于张承志的《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中为知青无私奉献的蒙古族额吉，而是与不那么光明的“小动作”、甚至是与私心混合在一起的，却另有感人至深的力量。这种散发出底层朴野气息、混合着不为人知的私欲，同时也仍然与顾家、爱孩子的美德紧密相连的母爱，显示出作家对母爱的独到发现。而这样与痛苦记忆交织在一起的母爱叙事，也传达出耐人寻味的人生之思：还有这样的崇高，与不堪回首、催人泪下混融在了一起……

可见崇高绝不只是一种色调、一种内涵。崇高，与许多美德一样，在历史上放射出五光十色的光辉，在生活中呈现出一言难尽的意味。

樊星，著名学者。文学博士。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当代文学与文化思潮的研究。1997年—1998年美国俄勒冈州太平洋大学访问学者，2007年德国特利尔大学汉学系客座教授。2016年美国杜克大学访问学者。系中国新文学学会副会长、湖北省文艺理论家协会顾问、武汉市文联副主席。著作《当代文学与地域文化》曾于1998年获湖北文艺最高奖——屈原文艺奖。论文《全球化时代的文学选择》曾于2001年获中国文联2000年度优秀文艺论文一等奖、于2003年获湖北省第三届优秀社会科学成果二等奖。还曾于1999年获得“湖北省师德先进个人”称号、于2009年获“宝钢优秀教师奖”、武汉大学“十佳教师”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