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世造园：唐代扬州园林情势考论

2021-09-26刘恋

档案与建设 2021年8期

刘恋

摘要：扬州园林因兼具南北特点而名扬天下。唐代以其盛世特质推动了扬州的造园，形成宫苑园林、衙署园林、寺观园林、私家园林、名胜园林五大类。其中私家园林更在造园的时间、主体以及范围等方面充分体现出唐代扬州的时代性和城市个性。唐代扬州园林对后世的建园造林、景观塑造、城市经营，在城市化趋向、公众化属性、滨水化特征、精致化追求等方面具有启示。

关键词：扬州；园林；唐代；城市景观

“造园一名构园，重在构字，含义至深。深在思致，妙在情趣，非仅土木绿化之事。”[1]所谓造园，并非仅仅凿池筑园，更是一种生活美学。如逢盛世，则表现为与经济繁荣之势互为表里的园林兴建之风。盛世造园是国富民强、物阜民丰的标志。

扬州在中国的城市史上曾因优越的地理位置、独特的政策红利而负有盛名，其富庶繁华，典籍、诗文中俯拾皆是，其园林兼具南北特点而名扬天下。但唐代的扬州园林与当时并称两京的长安、洛阳的园林相比有所不及，与后来名甲天下的明清园林相比又遗踪难寻。后人只能藉由彼时及后世的诗文、史籍、笔记、方志的记载，略加辨明扬州在唐代造园的情与势。

一、“园林”释义与分类

“园林”一词源出古代“宫苑”“苑囿”，其早期代表则为汉代的上林苑。其词汇的出现和词义的确定约在西晋至北魏时期，从“驰骛翔园林，果下皆生摘”（左思《娇女诗》），到“暮春和气应，白日照园林”（张翰《杂诗》），再到“园林山池之美，诸王莫及”（杨玄之《洛阳伽蓝记》）。

中国园林历经先秦、秦汉和魏晋南北朝的孕育发展，在隋唐之际臻于兴盛。隋唐大兴宫苑的同时，衙署、私家园林也在士庶阶层的合力推动下，大有后起之势。北宋张舜民《画墁录》记载：“唐京省入伏，假三日一开印。公卿近郭皆有园池，以至樊杜数十里闾，泉石占胜，布满川陆，至今基地尚在。寺省皆有山池，曲江各置船舫，以拟岁时游赏。诸司家寺山池为最，船以户部为最。”[2]虽然仅就长安而言，但其示范影响和盛大规模不难想见。

中国园林按照各自风格特征和建造拥有者的不同，大致可以分为皇家园林、寺庙园林和私家园林，但结合扬州唐代园林的具体情况，笔者以为可再增加衙署园林和名胜园林两类。统而言之，即皇家修建的宫苑园林，两京诸司、各级州府修建的衙署园林，佛寺、道观修建的寺观园林，官绅、富商修建的私家园林，以及官方主导修建和基于古迹形成的名胜园林。

二、唐代扬州园林的构成

1. 宫苑园林。隋炀帝三下扬州，在此大兴行宫、离宫。《嘉庆重修扬州府志》记载了江都县之临江宫、显阳宫、北宫、显福宫、凝晖殿、元珠阁，甘泉县之隋炀帝宫、九宫、成象殿、水精殿、隋苑、长阜苑、萤苑、迷楼、凤凰楼、西阁、彭城阁、木兰亭、流珠堂等宫殿、楼阁、苑囿之名。可惜这些曾经灿若星辰的宫苑园林全都毁于隋末战乱，至唐时已然不存，成为文人吊古、士女游赏之地。笔者将其归入基于名胜形成的公众园林“名胜园林”类。

2. 衙署园林。唐代扬州的城市地位陡升，作为四大都督府之一的扬州大都督府和淮南节度使府的衙署，与两京大兴园林风气相呼应，其园林建筑雄伟而不失雅致。从刘长卿《同郭参谋咏崔仆射淮南节度使厅前竹》、杨凌《奉酬韦滁州寄示》、赵嘏《淮南丞相坐赠歌者虞姹》诸诗，均可想见“淮扬为郡暇，坐惜流芳歇。散怀累榭风，清暑澄潭月”（杨凌诗）的风采。

晚唐高骈坐镇扬州，崇道修仙，将扬州子城的衙署园林建设推向又一个高峰。据罗隐《广陵妖乱志》记载，中和元年，高骈被吕用之、张守一、诸葛殷之流欺以“神仙好楼居”[3]，遂于公廨北面，跨河造迎仙楼，斤斧之声，昼夜不绝，费数万缗，半岁方就。又起延和阁于府衙大厅之西，“凡七间，高八丈，皆饰以珠玉，绮窗绣户，殆非人工”[4]。而此前府衙已有会客宴请之碧筠亭。可惜都在毕师铎之乱中付之一炬。

扬州府衙建有与子城连成一片的“官舍”，即官方为来扬州为官仕宦者提供的居所。《太平广记》记载：“广陵有官舍，地步数百，制置宠丽……其后府公于此（郡城之北）峻城池、构城屋。”[5]更有诗歌描述其园林建筑之美，所谓“诗成公府晚，路入翠微寒。逢石自应坐，有花谁共看”（朱庆余《将之上京别淮南书记李侍御》），“艳艳花枝官舍晚，重重云影寺墙连”（许浑《送沈卓少府任江都》）。扬州府衙还建有“郡圃”与争春馆。《嘉庆重修扬州府志》引《云仙散录》：“扬州太守圃中，有杏花数十畷，每至烂开，张大宴，一株令一娼妓依其傍而歌，立馆曰争春。开元中，宴罢夜阑，或闻花叹有声。”[6]罗隐《淮南送节度卢端公将命之汴州，端公常为汴州相公从事》诗写“吹台高倚圃田东”。可知府衙“郡圃”中花木繁盛、楼馆鲜丽。

唐代扬州扼江控淮、中贯运河，水陆交通地位极其重要，因此官方于各处咽喉建有驿馆、津亭，兼备邮驿、寓居、游赏等多种用途。其中“水馆”在唐诗和扬州方志中都有记载，屡为学者所重。刘禹锡《扬州春夜》一诗并序有：“李端公益、張侍御登、段侍御平路、密县李少府畼、秘书张正字复元同会于水馆，对酒联句”，“寂寂独看金烬落，纷纷只见玉山颓。自羞不是高阳侣，一夜星星骑马回”。李绅作《宿扬州水馆》诗：“舟依浅岸参差合，桥映晴虹上下连。轻楫过时摇水月，远灯繁处隔秋烟。却思海峤还凄叹，近涉江涛更凛然。闲凭栏干指星汉，尚疑轩盖在楼船。”考察此二诗之意，“水馆”应在扬州罗城城南江边。其他驿馆、津亭遍布茱萸湾、扬子津、邵伯埭、陈公塘、瓜洲、白沙等处。从“柳堤惜别春潮落，花榭留欢夜漏分”（许浑《瓜洲留别李诩》）、“醉凭危槛波千顷，愁倚长亭柳万条”（罗隐《广陵春日忆池阳有寄》）、“河湾水浅翘秋鹭，柳岸风微噪暮蝉”（徐铉《邵伯埭下寄高邮陈郎中》）的描绘，可以明显看出其主体建筑、景观环境合而为一的园林特征和公众属性。

3. 寺庙园林。魏晋时“舍宅为寺”之风在扬州亦有呈现。《嘉庆重修扬州府志》引《舆地纪胜》记载：“谢安宅，在法云寺。谢安手植双桧，至唐犹存。”[7]刘禹锡作《谢寺双桧（扬州法云寺谢镇西宅，古桧存焉）》诗，但谢宅主人是谢安抑或是其从兄镇西将军谢奕，须另加详考。谢安及其子谢琰另有“舍宅为寺”之举，天宁禅寺在东晋时为谢安别墅，义熙十四年（418），有梵僧驮跋陀罗尊者译《华严经》于此[8]。

唐人题写扬州寺观园林的诗歌、辞赋不胜枚举。仅就寺庙名称而言，去其重复，则有刘长卿《禅智寺上方怀演和尚，寺即和尚所创》（禅智寺）、高适《登广陵栖灵寺塔》（栖灵寺）、顾况《酬扬州白塔寺永上人》（白塔寺）、权德舆《奉和许阁老酬淮南崔十七端公》（既济寺）、王播《题木兰院二首》（木兰院）、张祜《纵游淮南》（山光寺）、罗隐《广陵开元寺阁上作》（开元寺）、贯休《题淮南惠照寺律师院》（惠照寺）、李群玉《将游罗浮登广陵楞伽台别羽客》（楞迦台）、萧颖士《伐樱桃赋并序》（紫极宫）诸篇，对于寺庙园林或壮阔或幽寂的景致进行了描述。

唐代寺庙园林已显示出鲜明的公众属性。据《长安志》《寺塔记》等记载，仅长安城内就有195座寺庙，分别建置在77个坊里之内，寺庙及其园林可视作市民的公共活动空间。从唐代扬州罗城承袭两京里坊制度的规划布局和士民寓居、行旅的活动轨迹来看，扬州寺庙园林也同样具有公众游娱的属性。

4. 名胜园林。与唐代长安名胜曲江由皇家园林嬗变为公众园林相类似的是，唐代扬州令人怀想的前朝宫苑虽只留下原址故地，但后人纷纷慕名凭吊，逐渐由古迹名胜成为风景园林。唐代诗人诸如李绅、包融、张祜、杜牧、许浑、赵嘏、贾岛、罗隐、韦庄等乘兴到此，留下了一批抚今追昔、情景交融的咏史怀古佳作，诸如“秋风放萤苑，春草斗鸡台。金络擎雕去，鸾环拾翠来”（杜牧《扬州三首》其二）、“棹倚隋家旧院墙，柳金梅雪扑檐香”（赵嘏《广陵答崔琛》）、“残柳宫前空露叶，夕阳川上浩烟波”（刘沧《经炀帝行宫》），不胜枚举。

中唐之后，出任淮南节度使、坐镇扬州者，多有依托前朝名胜、兴建公众园林之举。元和年间，李夷简在玉钩斜（隋末葬死难宫人处）见新月如钩，起造玉钩亭。窦巩为此作《登玉钩亭奉献淮南李相公》：“西南城上高高处，望月分明似玉钩。朱槛入云看鸟灭，绿杨如荠绕江流。定知有客悬陈榻，从此无人上庾楼。今日卷帘天气好，不劳骑马看扬州。”玉钩亭遂成为市民登临、俯瞰满城风光的佳处。咸通年间，李蔚又在戏马亭西，连玉钩斜道，开辟池沼、葺构亭台，名“赏心亭”，为扬州士女再造胜游之地。

淮南节度使对蜀冈西麓数度开发和营建，此地逐渐成为公众游娱的名胜。朱长文《春眺扬州西上岗寄徐员外》有“芜城西眺极苍流，漠漠春烟间曙楼”，徐铉《送和州张员外为江都令》更直言“若向西冈寻胜赏，旧题名处为踌躇”。而此前，刘长卿《秋日登吴公台上寺远眺，寺即陈将吴明彻战场》中的“野寺人来少，云峰水隔深。夕阳依旧垒，寒罄满空林”句，已流露其作为名胜园林的规模与气象。统而言之，蜀冈西麓作为子城腹地，古迹众多、视野开阔，林木萧森、寺园幽寂，在唐人的开拓下，其风光景致福泽至今。

三、唐代扬州私家园林的繁兴

唐代扬州私家园林，由于年代久远，遗存阙如，只能藉由散布在史籍文集中的只言片语来寻觅它的踪迹。经笔者初步考证，唐代扬州私家园林约有34处。据《全唐诗》，有张十宅、常氏园、裴氏园、黄公园、郑氏园、张仓曹宅、窦常宅、萧庆中宅、贺若少府宅、王播别业、崔秘监别墅、郑明府宅、殷德川宅等13处。据《全唐文》，有崔行军水亭、颜氏宅两处。另有窦常宅，在《全唐诗》中已计入。据《太平广记》，有杜子春宅、冯俊宅、韦弇宅、赵旭宅、王慎辞别墅、李藩宅、李令宅、周师儒宅、吕用之宅、张司空宅、周济川别墅、万贞宅、王愬宅、康平宅、毕生宅、淳于棼宅、李禅宅等17处。《太平广记》作为宋初古代文言纪实小说总集，书中神怪故事所占比重颇大，多转引自《稽神录》《宣室志》《续玄怪录》等传奇作品，但其中唐代扬州私家园林的记述往往时间、人物、地点颇为详明，与当日扬州之情势也能吻合，故予采信。据《嘉庆重修扬州府志》，增计席氏园、张南史宅两处。该书另有郝氏园，出自方干《旅次扬州寓居郝氏林亭》，但《全唐诗》收录此诗作《旅次洋州寓居郝氏林亭》，考察诗意，应为今陕西洋县之洋州為是。《旧唐书·来济传》记载：“来济，扬州江都人，隋左翊卫大将军荣国公护子也。宇文化及之难，阖门遇害。济幼逢家难，流离艰险。”[9]可知因隋末江都之乱，家人遇难、家园难存。樱桃园的记载，事在《太平广记》，如上文所述，可忽略不计。

对这34处唐代扬州私家园林的考察，大致可以得出一些初步认知：

1. 园林营建时间多在中唐之后。根据诗文明确提及的时间和作者身处年代的时间推算。席氏园时间难考，《嘉庆重修扬州府志》的记载语焉不详；常氏园在盛唐，李白《之广陵，宿常二南郭幽居》作于开元、天宝年间纵游扬州时；杜子春宅、韦弇宅分别在初唐和盛唐，《太平广记》记载杜子春为“周隋间人”[10]，韦弇“开元中，举进士下第”[11]。其余30处园林均在中唐之后以迄唐末。扬州私家园林建设的热潮，虽较之长安、洛阳的园林兴盛稍晚，与大唐盛世时间不尽吻合，却与扬州城市鼎盛时期大体重合，符合盛世造园的时代取向和特征。

2. 园林主人身份更为多样。除席氏园之外的33处园林主人，身为官员或依附官员者（如“幻惑”淮南节度使高骈的吕用之）16人，身为处士及疑为士人者8人，身为富商及疑为富户者9人。虽然仍以文人群体为主流，但是商人群体已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这一点与唐代特别是盛唐以来扬州经贸活动的繁盛、经济地位的提升以及重商风气的浸染有很大关系，正是“江都俗好商贾，不事农桑”。[12]不难想见，商人群体的全力参与，必将以其雄厚财力将扬州园林推向富丽、精致，这也可以视作唐代扬州园林独具的个性魅力和明清盐商大兴园宅的历史先声。

3. 园林分布城中为多兼及四郊。总体来说，除少数特例（如富户富商的黄公园在城东茱萸湾，康平宅在城郊新宁乡，处士的裴氏园在城中），官员、富商所筑园林多在城中，文献中很多已指明在“郭中”“城里”，乃至城中法云寺、证圣寺、庆云寺、地祗庙、宣平里等具体位置，因此唐代扬州园林也展示出城市山林的面貌。而处士所筑园林多在近郊，如常氏园、郑氏园在城南（南郭、江边），窦常宅、张南史宅在城西南（白沙），周济川别墅在城西。一方面是自身财力使然，另一方面也符合处士群体“幽栖”的本性。唐代扬州私家园林的主人不仅对于扬州园林兴建参与有力，而且对城市近郊的开拓和风貌的塑造赞助有功。

四、唐代扬州园林对后世的影响

唐代扬州园林的历史声名，虽不及明清园林显赫而未能获得足够重视，但是在扬州园林的传承和发展史上具有开风气、定格局、作范式的重要价值和作用，对后世建园造林、景观塑造、城市经营亦有积极启示。

1. 扬州园林的城市化取向。整体而言，唐代官方民间、士绅庶人在衙署园林、寺观园林、私家园林、名胜园林上的多方集中发力，直接推动了扬州园林的兴盛和园林风貌在城市营建中的植入和强化。在唐诗中，扬州园林常常以城市的整体观感和风貌被诗人们所关注和呈示，如“满郭是春光，街衢土亦香”（姚合《扬州春词三首》其二），“街垂千步柳，霞映两重城”（杜牧《扬州三首》其三），“红绕高台绿绕城，城边春草傍墙生”（赵嘏《广陵城》），等等。换言之，唐代扬州园林之盛，为后世扬州成为备受瞩目的园林城市，绘就了宏阔的时代画卷，积淀了厚重的历史基因，直至在清代激起了“杭州以湖山胜，苏州以市肆胜，扬州以园亭胜，三者鼎峙，不可轩轾”[13]的悠远回响。

2. 扬州园林的公众化属性。长期以来，提到扬州园林，人们予以更多关注的是具有私密、排他属性的私家园林，对于扬州历史上具有公共、开放属性的其他类型的园林认识和评价有所不足，但恰恰是这些规模更大、数量更多的园林才构筑了扬州作为园林城市的根基和本底。无论是寺观园林、名胜园林以及部分衙署园林，都具有向市民开放、供岁时游赏的公众属性。《开元天宝遗事》记载“长安春时，盛于游赏，园林树木无闲地”[14 ]，与之相同，扬州也有“广陵寒食天，无雾复无烟。暖日凝花柳，春风散管弦。园林多是宅，车马少于船。莫唤游人住，游人困不眠”（姚合《扬州春词三首》其一）的胜日寻芳；时至端午又有“月观遥临，旁分震泽；雷陂回瞰，近界邗沟……箫吟柳吹，疑传塞北之声；棹引莲歌，即唱江南之曲”（康庭芝《对竞渡赌钱判》），在园林掩映中于城河“竞渡”的士庶同欢。可以说，自唐代以来，公众属性就应视作扬州园林的重要基因，不能因为明清私家园林之盛而一叶障目。而公众属性，才是“园林”本质根性之一，而且既符合中国传统“民本”思想，也与现代的“人本”观一致。

3. 扬州园林的滨水化特征。扬州自古“州界多水，水扬波”[15]，因此城市因水而兴，园宅依水而建。南朝宋时已有徐湛之因扬州城北有陂泽，水物丰盛，遂起风亭、月观、吹台、琴室之举。唐代扬州临江、滨河的园林更比比皆是，无论是“清流夹宅千家住”（罗隐《广陵春日忆池阳有寄》）、“夹岸画楼难惜醉”（杜荀鹤《送蜀客游维扬》）的园林群像，还是“主人留客江边宿”（刘商《白沙宿窦常宅观妓》）、“千顷水流通故墅”（温庭筠《经故秘书崔监扬州南塘旧居》）的园宅特写，都生动呈示了扬州园林的滨水特色。可以想见，唐代扬州园林背倚蜀冈、面朝大江、襟抱长河，尽占山形水脉，较之后世的湖上园林更为壮阔，较之人工的引水凿池更显天然。

4. 扬州园林的精致化追求。园林的营建，无论是官方抑或是民间，都有赖于城市的富庶、生活的殷足。关于唐代扬州城市的繁荣，前人论述详尽，兹不赘述。广陵“官舍，地步数百，制置宠丽”[16]。高骈起迎仙楼，“费数万缗，半岁方就”，为立生祠，“差州人采碑材于宣城”[17]。关于唐代扬州士庶的富而造园，相关记述甚多。如：窦常擢第之后，丁忧归家，“流泉种竹、隐几著书者又十载”[18]，吕用之“回廊曲室，妆楼寝殿，百有余间。土木工师，尽江南之选”[19]，萧庆中“水庄”池亭风月、土石竹兰的营设愈见精致（卢仝《萧宅二三子赠答诗二十首》）。其间个人精力、家庭财力、匠师工力的巨大投入可见一斑，也为后世扬州延揽大师名匠进行凿池筑亭、叠石理水、莳花种竹的园艺追求导其先路。

*本文系2020年度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學研究一般项目“运河文化传承与城市历史景观再现——以汪曾祺运河城市（扬州）文学图谱为中心的研究”（项目编号：2020SJA2381）阶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