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沫江/中共浙江省委党史和文献研究室

1913年，原浙江官立两级师范学堂正式更名为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著名教育家经亨颐出任校长，并兼任浙江省教育会会长。经亨颐主持学校期间，大力推行“教育革新”，经过多年努力，作为中国近代建立最早的六大著名高等师范学校之一的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已成为浙江新文化运动中心，享有“北有京师学堂，南有浙江一师”的美誉。一师倡导的全新教学理念给一师师生带来了深刻影响，他们在离开一师后，以实际行动践行一师理念，在教育工作中包含了浓厚的一师印记。

衙前农村小学的创办与浙江一师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1921年春，沈玄庐腾出位于萧山衙前西曹的十多间私房作为校舍，筹办学校。虽然学校发起者沈玄庐不是一师教师，但一直与一师师生交往密切，特别是在“一师风潮”发生时，沈玄庐能够挺身而出，支持一师学生运动。一师学生曹聚仁回忆：“真正支持我们的并非一师的同学会，也非杭州的社会人士，而是民初省议会议长沈玄庐先生……，我们发动了留经运动，他和沈仲九先生都是有力的策士，而玄庐先生更是最勇敢的炮手……，他写信给我们，有着这样的计划：万一一师被解散了，他准备在他自己的家乡衙前设立中学，让一师的教师学生都到那里去复课。”[1]沈玄庐因此成为一师进步师生心中的偶像，也正源于此，他先后邀请一师教员如刘大白，学生如俞秀松、宣中华、徐白民、唐公宪、周欣伟、赵并欢、钱义璋、钟庆甫、孔雪雄、张春浩、楼廷藩、宋维祺、楼麟元、叶佩青、高政洽、钟伯庸、宋云彬、钱耕萃等，到衙前进行实地调研或直接从事教育工作。

1921年9月26日，以一师师生为教学骨干的衙前农村小学正式成立，面向社会发表《衙前农村小学宣言》，该文同步刊登在《新青年》杂志上。学校吸收贫苦农民子弟和青年农民入学，学费全免，学习用品由学校供给，对路远的小学生，免费供应一份午餐。开学时有学生66人，不久增加到100余人[2]。虽然沈玄庐重视教育，也为学校提供了物质基础，但他没有直接从事过教育工作，对如何办学缺乏经验，在组织教学方面主要依靠刘大白、宣中华、徐白民、唐公宪、赵并欢等一师师生，特别依靠曾担任过一师国文主任教员的刘大白，他对学校的机构设置、教学方法等都十分了解。学校教师们在衙前农村小学的教学实践中，继承和发扬一师教学理念，注重宣传进步思想、推广社会化教学、采取民主治校模式等，这些改革创新的举措与经亨颐校长在一师所推动的“教育革新”有很多异曲同工之处，特别是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注重传授新知识新思想

经亨颐学识渊博、思想进步，是浙江教育界享有崇高威望的教育家。他倡导新文化运动，大胆改革教育，本着时代精神应该“迎”不该“拒”的观念，提出了“与时俱进”的教育改革方针，使教学与时代潮流相结合，积极向学生传授新知识新思想。他主持创办的《教育潮》，介绍世界各地新的教育思想，从教育的角度宣传新思想新文化，每期都以大量篇幅介绍《新青年》《每周评论》等进步刊物。他还先后聘请了陈望道、沈钧儒、李叔同、夏丏尊、李次九、刘大白等一批著名学者来校任教。刘大白等教师支持经亨颐校长在浙江一师的教育改革，提倡学新文学、写白话文；宣传新思想，反对封建专制主义，倡导自由平等。陈望道回忆：“‘五四’前后的新文化运动，从全国范围来讲，高等学校以北大最活跃，在中等学校，则要算湖南第一师范和浙江第一师范了。”

刘大白不仅是一师教师，还兼任浙江省教育会总干事，五四运动爆发时与教育会会长经亨颐指导一师学生联合各中学学生投入运动，并与学生一起上街参加游行示威，推动了杭州各界爱国运动的蓬勃开展。五四运动后，他在学校里积极推行经亨颐校长倡导的各项教育改革理念，向学生讲授新知识、传播新思想，支持一师进步学生组织社团开展活动，是一师新文化运动中的“四大金刚”之一。

在经亨颐等一师教育同仁的共同努力下，一师形成了独具一格的校风，宣中华、徐白民、唐公宪等一师学生成为教育改革的受益者，他们在这里学到了新知识、获得了新思想，多数学生成长为具有新知识新思想的有为青年。1919年10月，宣中华与俞秀松、查猛济等20多名进步学生，不仅努力学习新知识新思想，还积极成为新知识新思想的传播者。他们在陈望道、刘大白、夏丏尊、李次九等老师的指导和支持下，发起成立《双十》半月刊，后改名《浙江新潮》。

衙前农村小学成立之初，就致力于传播新知识新思想。学校不仅采用商务印书馆编写的《新体国语教科书》《新法国语教科书》等新教科书，还组织教师选择《新青年》等进步书刊中的文章自编教材。小学还成立了龙泉阅书报社，摆放《新青年》《星期评论》《劳动与妇女》等大批进步报刊，还陈列了许多书籍，有“马克思、恩格斯的，有克鲁泡特金的……”[3]。这些进步书刊免费供学生阅读，开阔了学生们的眼界。据曾任小学教师的潘垂统回忆，在衙前能读到《共产党宣言》，很多人看了好几遍，大家讨论最好的是社会问题、农民问题[4]。1922年夏，衙前农村小学组织了一次全省小学教师夏令营，集中浙江小学教师一二百人，宣传马克思主义。年底，又办了一个“小学教员教师研究会”，性质与前者类似[5]。衙前农村小学已成为扩大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宣传阵地。1922年11月27日，衙前农村小学教师创办《责任》周刊，主要撰稿人有刘大白、钱义璋、魏金枝、宣中华、王贯三等，徐白民任主编[6]。《责任》周刊作为宣传新知识新思想的重要平台，每周一出版，辟有政论、时论、文化教育、文学作品、专题调查等专栏，从反帝反封建的立场出发，评论国际国内重大事件，宣传团结斗争的革命思想，影响较大。1923年3月《责任》周刊被军阀政府查封，期间共出版15期，发表文章、诗歌114篇。

为更有效地传播新知识新思想，小学教师们还走出教室，先后到衙前、坎山、航坞山北、塘头等地进行演讲，介绍城市的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宣传减租减息和抗捐抗税的革命道理。听讲的人数不断增多，从起初的百十人增至数千人，最多的一次汇集了二三十个村的农民。小学教师们在学校、田间地头等宣传马克思主义，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在农村的影响。经过小学教师们的宣教，附近农民受到良好的革命思想的熏陶。当时的《民国日报》对于衙前农村小学传播新知识新思想特别是宣传革命思想的做法给予高度评价，并进一步指出：“‘教育即革命，革命即教育’，要实现社会革命运动，非从教育着手不可！”[7]

《责任》周刊

2 提倡社会教育

民国时期，大批民众由于贫困等原因不能进入学校接受教育，他们在缺少知识的情况下，过早地步入社会，或到工厂做工或成为店铺学徒等，在社会底层举步维艰。让更多校外贫苦子弟接受教育，进而有机会改变生存环境，已成为时势所需。在发展社会教育上，浙江一师和衙前农村小学是坚定的实践者。

一师校长经亨颐着眼于学校教育改革的同时，还特别注重发展社会教育。他对教育资源被少数有钱有势的人所霸占，而贫苦子弟不能接受教育的现象非常不满，他说：“天下不平之事，无不过于此。”[8]他认为贫苦子弟当中并非没有英才，要从德、智、体、美等多个方面去关怀社会上那些渴望读书的贫困青年。1918年，他为了对失学青年进行指导和教育，特别提请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倡议成立青年团，同时在省内联合社会各界积极进行青年团的筹备工作。经过各方努力，浙江青年团于1919年8月正式宣告成立，经亨颐担任团长。青年团规定凡在14至30岁之间的校外青年均可参加，以“辅导青年之德智体三育，期成健全之国民”为宗旨[9]，开展补习教育、宣传演讲，或组织旅行、文体活动等。以青年团为形式推动社会教育的做法取得了预期效果，也受到了关心和支持教育事业的各界人士的认可。此后，浙江社会教育事业获得了蓬勃发展，通俗教育讲演所、通俗图书馆、阅报所、补习学校等相继成立，一师师生也都响应经亨颐校长的号召，积极投身于浙江的社会教育事业中。

在推动社会化教学方面，衙前农村小学重点围绕被压迫的农民阶级展开教学，以提升农民知识水平。衙前农村小学开学通告中鲜明地指出：“沉沦在现实社会下层的第四阶级（被压迫阶级）血汗的代价，只是痛苦贫贱。痛苦贫贱把渠们受教育的途径拥塞住了。”“照这样下去，世界上穷的永远穷，富的永远富，人类最大多数陷于穷困愚笨的一境，这不是人类自杀么？”教师唐公宪认为：“大多数的民众，为什么都不能得到受教育的权利和机会是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我们急待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啊！”他进而提出“最根本、最彻底的办法，就是要废去那家庭的、狭隘的教育，建设广泛的、社会的教育；就是要用了正当的社会教育，教给社会上所有的各个人，救出在那个不健全的、黑暗的环境里面的各个人”[10]。对于广大贫苦农民而言，“与其给以许多金钱，不如授以相当的知识，养成其独立生活的技能——管理生产机关的技能”[11]，推动以农民为受课主体的社会教育，成为衙前农村小学的一项重要工作，旨在让农民从苦难的“非人的生活”[12]脱离出来，过上幸福的“人的生活”[13]。

教师们走出校门进行家访，实地调查农民“吃也精光，穿也精光，哪有东西交点王（王上加点是“主”字，“点王”是对田主财东的称呼）”的生活困境。通过调查走访，认识到团结农民革命力量的可能性和重要性，“农民不是呆子，不是没有脑子，如果有人向他们一招呼，一提醒，则枯草遇火，不论山上、地里、田里，都大大地延烧起来，近风施威将不可遏制。”[14]“农民外观如一盘散沙，没有黏性，如果能加以团结的训练，非但不是没有团结力，而且也很有坚固而不肯胡乱涣散的团结力。”“我们如果要谋人类的幸福，做社会事业，请别把大多数的乡村劳动者忘记！农民运动应该十二分注意，十二分努力，不能疏忽的呀。”[15]

衙前农民协会旧址衙前东岳庙

位于衙前凤凰山南麓的衙前农民运动纪念馆

衙前农村小学的教师们为有效对农民开展教学，他们根据农村的实际情况，科学安排教学计划。农村小学所在地的农民，从小就承受劳动的负担，即便入学后也不能安心读书，“他们虽晓得入学的重要，但总不如现实的礁柴、割稻、放牛来得实惠、紧迫”[16]，有些只能雨天来读书、晴天做农活，有些是农闲时读书、农忙时做工，整体上处于半工半读状态。鉴于此，刘大白提出“如果分段教授，使他们学得一段，就得一段的好处，而随时可以退学，自然也肯从百忙中抽出功夫来学这一俩段的功课了”[17]。学校采用灵活的教学方式，按学生年龄大小分班教学，或办复式班。以农事忙闲制订教学计划，利用晚上、雨雪天等农闲时间开课，做到忙时少读、闲时多读，保证教学计划的实施。学校不仅教授学生文化知识，学生在这里还可以兼学农事。学校置办农船、铁耙、扁担、粪桶等农具，让学生学习劳动技能，要求学生毕业后，做到“上船会摇，下船会挑”[18]。

小学教师们还创作了很多反映农民生活现状的诗歌、民歌、民谣等。如教师刘大白在1921年写了《挂挂红灯》《渴杀苦》《布谷》《割麦插禾》《脱却布裤》《驾梨》《各各作工》《泥滑滑》《割麦过荒》《著新脱故》等大量白话诗、谣，真实反映农民在“不脱布裤，汗流双股；脱却布裤，双股泥污”的辛勤劳作下，仍过着“磨面不满箩，烙饼不满锅”“不愁自家肚子饿，只愁田租还不过”的悲惨生活，呼吁农民“若要永久光明，除非不断创造”[19]。这些通俗易懂、能说易传的诗、谣讲出了农民的心声，深受农民的喜爱。

衙前农村小学实施的社会化教学“努力打开学校和社会的隔膜，促成学校的社会化和社会的学校化”[20]，这些举措激发了当地农民的学习热情，每次开课，前来学习的农民就有近百人，规模较大。有学员回忆道：“学校里办有成人班，在晚上开课，八个人一桌，有十来桌。”[21]周边村庄很多贫苦家庭的农民在这里学到了知识，掌握了技能，不少人因此改变命运。

3 实行民主治校

新文化运动兴起后，民主和科学思想在中国广泛传播。浙江一师作为浙江新文化运动的主阵地，对外积极宣传“德先生”“赛先生”，对内不断推行民主治校。一师民主治校模式提升了学校大政方针制定和实施的科学性、有效性，更大的成效在于把民主治校的理念深入一师师生内心，使得一师师生在日后的教学岗位上自觉推行这一理念，衙前农村小学就是采取科学民主方式管理学校的典范。

经亨颐在一师设立评议会作为全校最高议事机构，评议会专门审核各种制度、规程，决定各行政委员会名单，提出学校预决算费用，讨论校内重大事件等。评议会由校长担任议长，评议员按一定比例从教职员和学生中民主选举产生，每年改选三分之二，连选得连任，以两次为限。与此同时，一师推行职员专任制，当时的教师往往同时兼任几个学校的课，这样他们多是对其所教这门课负责，对整个学校的运转不负责任。经亨颐认为这不利于教学工作的开展，他主张学校的事应由全体教职员共同负责，教员不仅是施教者，也要成为管理者，力求做到集思广益。为此，1919年秋他聘请了16位专任教师，每星期开1次例会，共同商议学校大事。

经亨颐在学生中也推行民主管理精神，培养学生自治能力，支持学生自治。他把学校事务分为学校行政和学生自治两部分，规定学生自治制度由学生自行议定，学校不对其干涉。经过充分酝酿和筹备，1919年11月16日，一师学生自治会正式宣告成立，在全省教育界开风气之先。之后各地学校相继仿效，纷纷成立了学生自治组织。宣中华、徐白民等都积极加入学生自治会，特别是宣中华作为学生会理事长，在“一师风潮”“驱齐逐夏”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师民主治校的理念，对教育事业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衙前农村小学的教师们也继承了民主和科学思想，不断革新教学管理制度，使学校的民主氛围日益浓厚。衙前农村小学摒弃墨守成规的教育制度，在学校全面推行民主治校模式。学校不设校长，而以会议形式管理学校，民主处理校务及日常事务。办校初期，学校设教务股、庶务股、会计股，每股推选主任1人，并由主任组成“校务会议”，定期开会，商量处理学校重大事务。学校这种“集思广益办学”、以会议管理学校的模式，在教学实践中效果初显，充分调动了教师工作的积极性，也有力保障了学校决策的科学性。衙前农村小学也根据情况，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学校的组织系统。学校共设立8个会议，其中教育和研究会类似于现在的教务处、政教处，总务和事务会议主要是履行后勤职责，这充分体现了一师教员参与学校事务的研究和讨论的管理理念。与此同时，衙前农村小学在民主治校方面又取得了新突破，学校为加强学校和学生家长的联系，专设学生家属会议和学校家属联合会议等，促进了学校与社会的良性互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办学实效。

此外，衙前农村小学还继承了一师注重学生全面发展的教学理念。一师在培养学生方面倡导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经亨颐认为学校不仅要注重对学生的智力训练，也应注意情感陶冶和意志培养。他特别重视音乐、体育、美术、手工等科目，认为这些科目的开设有助于改变传统教育中死读书的问题。当时一师设置了三间美术教室、一间音乐教室，为营造氛围、陶冶情操，学校在教室四周都种植了花草树木，环境很好。为了保障音乐、美术等非主科的教学实施，一师规定了这些科目的自修和教授时间比例与国文、数学一样均为二比一，这则规定让学生认识到音乐、美术、手工等虽非主科，但平时还要经常练习，不能轻视。一师更不准学生无故缺席体育课，经亨颐曾在大会上明确宣布“体操（即体育）为本校所注重，尤为时世之要求，不可或忽”[22]。在经亨颐的大力倡导下，学校的文体活动开展得十分活跃，各类艺术团体先后成立，音乐会、体育比赛经常举行[23]。衙前农村小学也注重学生素质的培养，在教学内容上尽量力求全面。虽然衙前农村小学的师资力量和办学条件不可与一师同日而语，但教师们还是充分发挥特长，在学校开设了国语、算数、劳作、音乐、体育等课程，这在20世纪20年代初的农村教育中实属不易。

衙前农村小学在发展农村教育中实行新方法、新理念，成效显著，学生及附近农民在学校中收获知识、开发智慧，有些人走上了革命道路。衙前农村小学的教师们将较为先进的教学理念应用在乡村小学教育中，对当时的农村教育而言是一次较大的进步，为农村教育事业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衙前农村小学这种新型办学模式，很快在萧绍平原得到推广，教师徐白民回忆道：“不到半年，农会林立，较大村庄遍设学校。”

衙前农村小学的教师们经过农村教学和农民运动的实践洗礼，更多地选择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并走上了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革命道路。1923年，徐白民、唐公宪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是中共杭州小组成立后最早发展的一批党员。同年，衙前农村小学教师团员王贯三、钱义璋、张春浩等人组成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萧山支部，隶属团杭州地方执行委员会，成为萧山历史上第一个团组织。1924年，宣中华、杨之华加入中国共产党，宣中华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成为浙江杰出的革命活动家。总体上，在衙前农村小学前后担任过教师的一批人中，如宣中华、唐公宪、徐白民、杨之华、叶天底、王贯三、张春浩、钱义璋、赵并欢、祝庆祥、宋梦琦等，日后都成长为杭州乃至全省各地早期党团组织的负责人或骨干分子[24]。这些人中以一师学生为多数，正如曹聚仁所回忆的：“从现代中国社会革命发展史看，早期投入革命战线的，很多是一师的师友。”“在衙前创办衙前小学，那是东南地区革命干部的集中地。”[25]

综上所述，以浙江一师师生为主导的衙前农村小学在推动农村教育事业发展上的众多改革事项，都可以在经亨颐在一师倡导的“教育革新”中有脉络可循，确实存在着一脉相承的必然联系。可以说，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对衙前农村小学办学理念的形成起到了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