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 健/中共浙江省委党史和文献研究室

在中国现代著名作家沈雁冰（茅盾）的回忆录中，有一段记述：在上海，1933年12月中旬的一天傍晚，收到了鲁迅派女佣送来的一张便条，上写“有一熟人从那边来，欲见兄一面”。来人是中共鄂豫皖省委的领导人成仿吾，他带给沈雁冰一个不幸的消息，沈雁冰的胞弟沈泽民不久前在鄂豫皖苏区病故。沈雁冰和沈泽民都是在中国共产党建立前就参加了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以后，沈泽民曾去苏联留学，被选为中共六届中央委员，担任过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自从沈泽民于1931年5月被党组织派往鄂豫皖苏区后，兄弟俩就没有再见面。沈雁冰在回忆录中写道：从成仿吾和后来其他同志那里，了解到泽民后来担任了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委员兼鄂豫皖省委书记。泽民是在肺病复发，处于极端艰难困苦的环境中战斗到了最后一刻。当组织上准备安排他去武汉治病和劝他随主力到外线去，他都予以拒绝，并表示：“我是省委书记，不能离开苏区。”临终前，他还对战友们说：“同志们，要以万死的决心，实现党的斗争方针的转变，去争取革命的胜利。”（引自《茅盾回忆录（中）》，华文出版社2013年版第74—76页）

沈泽民在青少年时期受过良好的教育，在他短暂的革命斗争生涯中，有过在革命与文学之间地穿行，也有过对党内路线斗争的迷茫，更有过犯“左倾”幼稚错误的经历。但他对中国革命坚定信仰的初心，对党的赤胆忠心和在工作中勇于担当、光明磊落的品性却是始终如一的。

一、成为中共最早党员之一

1900年6月23日，沈泽民出生在浙江省桐乡县乌镇一个小商之家。6岁时，学医的父亲因病去世。出身于中医世家的母亲，通晓文理并富有远见。在沈泽民幼年时，母亲就让他铭记谭嗣同的名句“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1907年春，沈泽民进入由立志书院改办的国民初等男学读书，接受正规的启蒙教育，后又到本镇的植材小学继续学习。受家庭教育和学校几位志向高远教师的影响，他勤奋刻苦，各门功课的成绩一直名列前茅。1912年，他考入在湖州的省立第三中学。1916年夏，他依照父亲要他振兴实业的遗嘱，考入南京河海工程专门学校。去南京上大学前夕，母亲在上海买了《西洋通史》《西史纪要》《东洋史要》《清史讲义》送给他。

青年沈泽民

由近代著名实业家、教育家张謇创办的南京河海工程专门学校，奉行“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的宗旨，力主培养科技人才，治水导淮。学生大多是来自4省（学校创办初期出资共建的河北、山东、江苏、浙江四省）的公费生。这些学生一般都出身贫寒，生活朴实，勤奋好学。而该校的教师又多为青年知识分子，且怀有救国救民的崇高理想和爱国热忱。所以，这里浓烈的学习气氛和深切的爱国情感对沈泽民的思想产生了巨大影响。也就是在这里，他对文学的兴趣与日俱增，开始在各种报刊上发表作品；并且结识了同学张闻天，成为好友。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学校在收到北京学生的通电后，师生们群情激奋，沈泽民和张闻天等几位学生连夜成立了声援北京学生活动小组，率先向北京、上海各界通电声援，并积极组织开展宣传工作。5月9日上午，他们走上街头，发表演说，散发传单，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北洋政府”。接着，为表示抗议，“河海”在南京率先罢课，罢课期间，沈泽民和同学们赴北京“请愿”，有力支持了北京及全国其他地方的爱国运动。期间，沈泽民参加了由李大钊发起成立的中国当时最大的进步社团——少年中国学会。该学会以“纯洁、俭朴、实践、奋斗”为信条，提出“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为宗旨。在李大钊的鼓动下，沈泽民与杨贤江等同学于11月在南京成立了少年中国学会南京分会。学习之余，他还承担了该会《少年中国》和《少年世界》的编务工作。同时，还与张闻天一起担任《南京学生联合会日刊》的编辑科科员（撰稿人），著文抨击军阀统治，揭露社会黑暗，热情宣传革命民主主义思想，文章闪烁着时代的光芒。

1919年沈雁冰与沈泽民在桐乡乌镇

1924年沈泽民与张琴秋结婚照

广泛的社会实践，使沈泽民的思想有了进一步的变化，他逐渐认识到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军阀混战，是国家破败、人民贫困的根源，认识到实业救国之路在当时的中国实在是行不通。1920年春，他给哥哥写了一封信，信中倾诉了自己的苦闷和彷徨，说自己思想变动很大，渴欲研究政治，越觉桥梁建筑、公路工程等功课“枯燥乏味，听不进去了，想中途辍学”。5月，他退学回到上海，决定东渡日本半工半读，寻求革命真理。母亲得知后，没有责备和阻拦，而是把为儿子结婚准备的1000元钱拿出来资助他出国。倒是哥哥沈雁冰有些意外和不解，问他：“到日本去又为什么？”弟弟回答是，英文的社会主义书籍很难买到，而日文书籍却很多，到日本去是为了掌握日文以便研究社会主义。他还说，一个比自己低一班的同学张闻天也同时退学，相约同到日本。不久，他和张闻天为赴日本留学，利用暑假，住到了上海六里桥的浦东中学学生宿舍自学日语，并开始阅读日文版的马克思和列宁的著作。就这样，1920年7月14日，沈泽民和张闻天结伴而行，登上了东渡日本的航船。

抵日后，他们一起租住于东京小石川大冢洼町二十四番地松叶馆，通过在东京的中国留学生介绍进了一个私立的专教中国人学习日文的学校，同时自学哲学及其他社会科学书籍。在东京的半年时间，沈泽民时常给由哥哥沈雁冰担任主编的《小说月报》投稿，以贴补在东京的费用。这些稿子都是他在东京丸善书店西书部买了英文的文学书籍，进行翻译或编写的。在此前后，沈泽民还常以锐利的笔调和战斗的姿态在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和《妇女评论》《学生杂志》等刊物上发表了一系列有关社会革命和妇女解放的文章。他还结识了同是少年中国学会会员的田汉等人，一起研究俄国十月革命。

就在沈泽民去日本学习期间，1920年6月，陈独秀等人在上海发起成立了上海共产党组织。10月，由李达和李汉俊介绍，沈雁冰加入了上海共产党组织。1921年1月，沈泽民和张闻天一起从日本回到上海，同住在成都南路新乐里177号。沈泽民首先是参加了由哥哥作为发起人之一的文学研究会，该会是新文学运动中成立最早、影响和贡献最大的文学社团之一，其宗旨是“研究介绍世界文学，整理中国旧文学，创造新文学”。而此时，哥哥正在进行《小说月报》的革新，这一切都对沈泽民的思想产生了重要的影响。4月，经哥哥介绍，沈泽民参加了上海共产党组织，成为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前最早的50多位党员之一。

二、求无产阶级新文学之路

早在五四运动时期，沈泽民已开始从事文学创作活动。他用白话文揭示底层人民的悲惨生活，与其兄沈雁冰一起，翻译了大量外国社会科学论文和文学作品，译介了十月革命苏联的文艺状况，还翻译了一些弱小民族和国家的文艺作品，作为发展中国新文学的借鉴。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以及短暂的留日学习，扩大了沈泽民的视野，使他的思想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他渐渐对无产阶级的新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从日本回到上海后，沈泽民一面从事党的工作，一面从事文学创作活动。他在《青年与文艺运动》（原载1923年2月9日第9期《中国青年》）中写道：“要把新文艺运动属望于青年，非先使他们和生命接触不可，因为艺术底本质就是生命，要和艺术底生命接触先得青年自己有活泼的生命。”在当时的文坛，出现了一股反对新文学、提倡复古的逆流。这些人标榜“国粹”，攻击白话文和新文化运动。沈泽民则与新文化战士一起，向封建复古主义发起反击。他撰写了许多抨击复古势力的文章，以尖锐凌厉的文势、透彻明白的道理，予复古势力以沉重打击。他的一篇《文言白话之争底根本问题及其美丑》（原载1923年3月29日《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简明而深刻地阐明了以白话代替文言、言文合一的必要性和必然性。这股逆流，在新文学工作者的反击下，不久即告彻底垮台。

上海共产党组织建立后，极为重视青年工作，于1920年8月成立了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3月建立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临时中央委员会。沈泽民加入共产党以后，被党组织派去参与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筹建工作。1922年5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沈泽民被选为第一届团中央委员。1922年至1923年间，受党组织委派，沈泽民去安徽芜湖五中担任算学教员。他联合当地的革命青年，组织起“芜湖学社”，并创办《芜湖》半月刊，开展革命思想的宣传。他曾在《芜湖》发表过《谈谈中国国民性》，以及宣传妇女解放的译作《恋爱的自由权》（瑞典著名女性主义理论家爱伦·凯的作品）。返回上海，他又加入由李达兼任校长的平民女校的教师行列。平民女校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创办的第一所学校，以半工半读为号召，目的是培养一批妇女运动工作者。学校的教员都是尽义务的，陈独秀、陈望道、沈雁冰等早期党员都在学校讲过课，沈泽民则是兼任英文教师。次年，沈泽民受中共上海地方兼区委员会的委托，到南京建邺大学任教，目的是发展南京地区的党团组织。沈泽民不负重托，很快在南京协助建立了党小组和南京团的组织。在1923年10月21日召开的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团员大会上，沈泽民被选为青年团南京地方执行委员会委员。从南京回到上海后，1924年1月，沈泽民担任了中共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的执行委员。同时，由于国共合作的关系，他还在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担任了宣传部指导干事，担任该部出版的《评论之评论》周刊（上海《民国日报》“特种附刊”）的主编。1925年3月，孙中山于北京病逝后，沈泽民参加了由恽代英、沈雁冰等发起的孙中山主义研究会的筹备工作。

1924年，沈泽民同共产党人邓中夏、恽代英等人提出了革命文学的口号。他撰写了《我们需要怎样的文艺》（原载1924年4月28日《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和《文学与革命的文学》（原载1924年11月6日《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等具有深远影响的文章，大力宣传无产阶级的文学主张。他在《我们需要怎样的文艺》中发出呐喊：“怎样可以发挥我们民众几十年来所蕴藏的反抗的意识，……我们要一声大喊，喊出全中国四百兆人人人心中的痛苦和希望；再换句话说，我们需要革命的文学！”并强调：“我们需要变化，然后有进步。但是我们希望这中间有一支主力军出来，这一支是文坛上的革命军，要他领了中国的民众向实际生活的革命进行！”在《文学与革命的文学》中，他极力倡导：“真真的革命者，决不是空谈革命的：所以真真的革命文学家也决不是把一些革命的字眼放在纸上就算数。”他鼓励广大青年文学家：“未来的一代伟大文学的创作的使命就在你们肩背上了！”号召大家：“不要犯‘幼稚病’！不要望空徘徊，起来！为了民众的缘故，为了文艺的缘故，走到无产阶级里面去！”

在南京时期，沈泽民与同乡女青年张琴秋有了密切来往。张琴秋1904年生于桐乡石湾镇（今桐乡市石门镇）。五四运动时期，被选为石湾学生代表，出席县里的会议，并参加讲演。1920年秋开始，她先在浙江省立杭州女子师范学校（现杭州第十四中学）读书，后去上海爱国女校、南京美术专科学校读书。因与沈泽民的嫂子孔德沚曾在石门振华女校小学同学，过去在家中就已相识，所以当他在南京建邺大学教书时，与当时正在南京美专学习的张琴秋有了进一步的接触和了解。张琴秋1924年春在上海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11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员。也就在年底，沈泽民与张琴秋在上海举行了新式文明的婚礼。婚礼很简单，仪式仅是照了一张便装结婚照。

三、莫斯科中山大学的磨炼

1924召开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孙中山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标志着国民党“以俄为师”和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1925年，苏共领导集团作出决策，要创办一所学校，以孙中山的旗帜，录取一批中国先进青年，为中国革命培养大批布尔什维克干部。莫斯科中山大学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创建的，沈泽民和张琴秋夫妇幸运地成为了第一批赴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学生。

张琴秋是先期于1925年10月25日从上海出发赴莫斯科的，沈泽民则是稍晚几天，于10月28日从上海出发，乘船经海参崴、西伯利亚于11月23日到达莫斯科。沈泽民此次还要首先完成另一项任务，就是为参加共产国际执委第六次扩大会议（于1926年2月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国代表团担任翻译，代表团团长是中共上海区委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李立三。

当时的莫斯科中山大学还处于秘密状态，不对外公开。1926年2月，中山大学第一批学员被编成11个班。沈泽民被编在第8班，为翻译班，共39个人，张闻天也在该班。开设的主要课程有6门：语言、历史、经济学、哲学、列宁主义、军事学，还有实践教育等。莫斯科中山大学创办时是一所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学校，学生成分复杂，有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也有不少国民党员。1925年至1927年中国革命经历了从大革命胜利发展到遭致失败的重大反复，国内政治环境的狂风巨浪在这里也激起了层层波澜。而中山大学从1925年秋创办到1930年夏结束的5年间，也正是联共党内反对托洛茨基派的斗争从党内矛盾发展到公开斗争直至进行“清党”的过程。中国革命问题也正是斯大林与托洛茨基争论的焦点之一。这样，中山大学的学生，包括沈泽民等，不可避免地卷入了这场斗争。对于沈泽民来说，这是一次学习的经历，更是一场政治上的磨炼。

20世纪20年代初沈雁冰（左）、沈泽民（右）与张闻天

1927年四一二蒋介石叛变革命，疯狂屠杀共产党人，沈泽民投入了中山大学掀起的声讨蒋介石的行列之中。5月13日，斯大林到中山大学就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引起的时局变化发表演讲，答复关于中国革命的十个问题。斯大林从上午9点一直讲到下午2点多钟，沈泽民和张闻天、王稼祥等人轮流担任翻译。六七月间，中山大学内部又爆发了教务处与支部局之间的斗争，又各有一批支持者，逐渐形成了两派，称为“教务派”和“支部派”（或称“党务派”）。在中山大学学期总结会议上，两派就学校的教务工作和党政工作展开激烈争论，会议开了几天都没有结果。沈泽民和张闻天、王稼祥参加了这场辩论。他们是支持支部局的。会上，教务派方面曾有人提议开除李卓然、傅钟（二人是支部局委员）、沈泽民和张闻天的党籍，但在表决时没被通过。1927年9月，米夫接任中山大学校长，同时首期学生毕业，学生分别被派往列宁格勒军事政治学院和列宁学院继续学习，沈泽民和张闻天、王稼祥等被留在了本校。但中山大学内的派别斗争并未因将这些学生分开而停止，而是受联共党内反托派斗争的影响却日益尖锐起来。

从1925年秋中山大学创办起，党的支部局就依靠中国学生党员中的积极分子宣传斯大林为代表的联共中央的观点，反对托派的观点。由于托派关于中国革命的基本观点（如认为商业资本在中国已占统治地位、封建残余在中国只是微乎其微）和策略主张（反对国共党内合作、主张成立工农兵代表苏维埃开展社会主义革命等）是不符合中国实际的，在中国学生中没有多少人支持。而当1927年中国革命由于蒋介石、汪精卫叛变而失败，以斯大林为首的联共中央以及共产国际在指导中国大革命过程中放弃统一战线领导权、忽视革命武装重要性以及对国民党新老右派妥协退让等右倾错误就显著地暴露出来后，托洛茨基派便紧紧抓住这些错误发起进攻。在十月革命十周年红场庆祝游行中，托派分子突然打出“打倒斯大林”“拥护托洛茨基”等横幅标语，两派学生还发生了殴斗。“红场事件”加剧了联共党内的斗争。12月18日，联共第十五次代表大会通过《关于反对派》决议，批准将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开除出党。事后中山大学也进行了严格清查，凡参与其事的托派分子十多人，被立即开除学籍、党籍，遣送回国。沈泽民和张闻天都积极参加了这场尖锐的反对托派的斗争。他们坚决地批驳托洛茨基派的种种错误观点，在思想上分清是非，对学校反托派斗争起了很大的作用。为此，沈泽民和张闻天等人遭到一些同情托派观点的人和“教务派”的嫉恨。在一次全校党员大会上，这些人突然举出各种莫须有的“罪名”，如说他俩参加1927年夏天的派别斗争，诬蔑他俩怕死不愿回中国去等，提出要支部局处罚沈泽民和张闻天。在这批人的集中进攻面前，支部局作了让步，给了张闻天（原是旅莫支部小组长）一个“劝告”处分。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近郊召开。沈泽民等人作为“指定参加及旁听代表”参加了大会秘书处的工作。9月，沈泽民和张闻天、王稼祥、郭绍棠由共产国际东方部与联共中央选送，进入红色教授学院深造。这在旅莫中国学生中引起很大反响，大家戏称他们为“四大教授”。1929年7月，沈泽民和张闻天还被调去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次全会上担任中共代表团的翻译。

根据中共中央的要求，1930年10月，沈泽民结束了在苏联5年的学习生活，在共产国际东方部的安排下，带着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的信（即“十月来信”），绕道法国，乘邮船回到上海。张琴秋也同时乘火车经西伯利亚回国。他们4岁多的女儿玛娅被留在了苏联国际儿童院。回到上海后，经过艰苦曲折的经历，沈泽民终于找到了党组织，将“十月来信”送交党中央。中共中央即于11月18日至25日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最近国际来信的决议》。沈泽民开始了国内新的生活和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