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冠群 徐 妍 安 磊

一、引 言

产业活动在空间上集聚是经济学中一个古老而时新的话题。随着新经济地理学的快速崛起、产业空间集聚测度方法的完善以及产业空间布局结构发展趋势的变化，经济集聚的福利效应再度成为新经济地理学、新经济增长理论、空间经济学以及产业组织学等领域中的研究焦点，其中核心问题之一即是产业空间集聚与创新活动的关系。

知识溢出外部性(intellectual spillovers)是联结经济集聚和创新的关键所在。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实践来看，知识溢出外部性的主导形式既可能是“MAR 外部性”，即同一产业内部具有相似生产技术的企业之间由于低知识溢出壁垒而促成知识外溢和技术创新(Marshall，1966；Henderson 等，1995)；也可能是“Jacobs 外部性”，即不同产业中多样化企业之间由于跨产业知识互补和创新搜寻而促成知识外溢和技术创新(Jacobs，1969；Glaeser 等，1992)。按照MAR 外部性和Jacobs 外部性的经典理论，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结构是纯粹的市场化行为结果，因而在完全自主的区位选择下形成的产业空间集聚结构应当是最有利于发挥集聚外部性作用和最大化企业利润的空间结构。

与西方发达经济体不同，中国的产业空间分布特征除了受自然禀赋和知识溢出外部性影响之外，很大程度上还受到政策影响。一方面，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政策(或政府直接干预经济活动)能够促使产业在特定区域内集中。例如，金煜等(2006)认为，产业政策是导致中国工业集聚的重要因素之一；贺灿飞(2018)等发现，地方政府的产业政策、税收与金融政策等能够形成经济激励和政治激励而推动特定产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