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建利 龚凯林

一、引言及文献综述

改革开放40 余年来，中国经济呈现出举世瞩目的强劲增长态势，多项经济指标相继表现出跌宕起伏的波动特征。毋庸置疑，熨平经济波动始终是中国宏观调控的重要目标。因此厘清中国宏观经济波动的缘由及其传导机制，对于增强政策调控效力以及维持经济平稳运行具有深远意义。

早在20 世纪70 年代，由经济危机引致的西方国家普遍“滞胀”现象，不仅促使现代经济周期理论发展变革，更是催生出针对经济波动外生冲击缘由的研究热潮。自那时起，由Sims(1980)提出的向量自回归(VAR)模型以及由Kydland 和Prescott(1982)提出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模型，就一直被广泛应用于经济波动的研究中。鉴于VAR 模型无法摆脱缺乏微观经济基础的固有缺陷，兼具明确宏观经济政策含义以及坚实微观经济基础的DSGE 模型逐渐成为宏观经济领域的主流研究框架，国内外学者纷纷基于DSGE 模型从不同视角对经济波动展开大量实证研究，但现有相关研究的探讨大多局限于单一部门模型框架(Justiniano 等，2011；Gomes 等，2017；Ali 和Anwar，2018；庄子罐等，2018)。虽然已有学者将异质性部门纳入主流DSGE 模型中探讨宏观经济波动问题，但是这些研究也主要依托于实际经济周期(RBC)模型框架(Atalay，2017；Atalay 等，2018；Nguyen，2018；吕一清和邓翔，2018)。目前，鲜有学者运用多部门新凯恩斯动态随机一般均衡(NK-DSGE)模型深入挖掘宏观经济波动的微观层面冲击缘由。国外的少量相关研究侧重于刻画微观部门间的产出协同(Dey 和Tsai，2017；Cantelmo 和Melina，2018)，而国内仅有的少量相关研究则主要关注宏观总体冲击以及异质性实际冲击的影响机制(雷文妮等，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