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晓明/ZHU Xiaoming

0 引言

1966 年我国取消了高校招生考试，教育和文化秩序极度压抑，年轻人以及千万家庭看不到希望。1977 年高考恢复后，求知欲如决堤洪水，中国迎来了久违的教育黄金期。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家建委”）迅速组织编撰统编教材，调动了主要高校的骨干力量，短时间内取得了突破性的成果。它不是偶然的，高校不乏各自编写的讲义，教师厚积薄发，从长期的历史和实践问题中摸索教学要求。第一批统编教材（建筑类）从1977 年底开始酝酿，1980 年教材铺开，至1982 年基本完成。这段时期折射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迫切需求，很多教师著书立说的起点正是统编教材，留有较为丰富的口述，特别在《中国建筑史》 《外国建筑史》《中国城市发展史》领域，诸位先生多有公开出版的回忆1）。关联成果值得关注，王鲁民通过对《中国建筑史》等著述的比较分析，指出潘谷西先生的全域性建筑分类方法，即潘先生自称的编写体例“分类法”[1]是中国建筑研究的一项重大进展[2]；赖德霖给予《外国建筑史》高度评价[3]；李华结合《住宅设计原理》等3 本书剖析了空间组合在职业训练和建筑生产之间的知识桥梁作用[4]。管中窥豹，“文革”结束后的首批教材具有不可替代的历史价值，可引申出有关建筑教育、建筑理论进展等的讨论。

上述研究皆汇集在建筑历史教材和设计原理课教材，但建筑需要各专业工种配合完成，工程技术尤其反映了理论和实践中的基本功和创造力，由于技术类教材多为非建筑学专业的“圈外”专家编撰，相关成果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