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尧礼

摘 要：凌惕安是贵州近现代著名的历史学家、文献收藏家，著有《咸同贵州军事史》《清代贵州名贤像传》《郑子尹先生年谱》《黎莼斋先生年谱》。凌氏勤于写日记，然存世的只有辛酉至甲子四年，计二十四册。记录了民国十年至十三年间贵州军政、教育、商业、金融和社会生活诸方面的史事，是研究民国贵州尤其是省会贵阳的重要资料。

关键词：凌惕安 笋香室日记 民国 贵州 贵阳

凌惕安《笋香室日记》二十四册，今藏贵州省图书馆。包括辛酉日记、壬戌日记、癸亥日记、甲子日记四部分，辛酉日记六册为作者达德学校同事谭茂萱（字树北）工楷抄录，其他壬戌日记六册、癸亥日记六册、甲子日记八册皆是凌氏手稿本，行书。“笋香室”之名出自苏东坡诗《初到黄州》“好竹连山觉笋香”句。

凌惕安，名锺枢，字倜菴，后改惕安，又作惕菴，以字行。贵州贵阳人，生于清光绪十八年（1892），卒于1950年。凌氏本广东南海人，乾隆三十七年（1772）其六世祖凌浩以进士授贵州玉屏知县，历官至大定知府，署贵西兵备道，乾隆五十年（1790）卒于官，灵柩回粤。有孙名继宪者，奉母留黔，入籍贵州，遂为贵州人。继宪生必贵，必贵生峻美。峻美字尊五，惕安之祖父也。峻美生三子，炜、湘、云。炜字彤轩，号光廷，惕安父也。以上凌氏谱系，得自凌惕安撰《先考光廷府君行述》，或谓凌氏独山人，盖误。惕安十二岁就学于新创办的达德学堂1，与王若飞、聂守微等同学。毕业后留校任教，直至去世。其间他又兼事商业，创办安岳兴业社。1947年贵州文献征辑馆改组为贵州文献委员会，杨恩元（字覃生）任主任，凌惕安任副主任。身兼数事而不忘读书、著述，出版了《滇游草》《咸同贵州军事史》《清代贵州名贤像传》《郑子尹先生年谱》《黎莼斋先生年谱》。确如友人所评，凌惕安“回翔于学商两界，既为人，亦为己，不即不离，可进可退”。1950年，凌惕安突然横死，死亡具体日期、死因及经过至今不明。有子毓华，次年亦遭不测之祸;孙重民尚在，年近七旬矣。惕安死后，所藏图书字画、文稿、日记归于贵州省图书馆及稍后建立之贵州省博物馆。

《笋香室日记》以干支纪年，起于辛酉四月廿七日（1921年6月3日），终于甲子十二月廿九日（1924年1月23日），跨五个年头，实际三年又七月。其间偶有几日、十几日因故不记，但事后必说明不记情由，概述其间的经历，所以可说是大致完整。此数年是北洋军阀执政时期，军阀割据，征战不息，政局动荡;孙中山在广东组织革命政府，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改组国民党，筹办黄埔军校，大力培养人才，积极准备北伐;文化上正是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之时，各种新思想、新思潮涌入，与旧文化激烈交锋，风云激荡。此数年的贵州，也与全国一样，处在一个黑暗的时期，军阀混战、政局动荡、经济凋敝、天灾频仍、民不聊生，同时又是新旧思想、文化激烈交锋蜕变的时期，《笋香室日记》于此诸端俱有记载。

此四年经历了任可澄、卢焘、袁祖铭、刘显世、唐继虞、刘显潜几任省长（临时省长、代省长），而辛酉的前一年庚申（1920），发生了“民九事变”，兴义系军阀的创始人、统治贵州七年之督军兼省长刘显世（字如周）弃职出逃，《笋香室日记》开始前四个月的辛酉二月初七（1921年3月16日），“民九事变”的幕后指挥者、黔军总司令王文华（字电轮）在上海遇刺身亡。日记结束于乙丑（1925）年初，新省长彭汉章即将粉墨登场。

贵阳作为贵州省会，每一次省政的变动，皆带来社会动荡、人心不安，武人政权的兴替更是大难降临，《笋香室日记》于此记载最详。壬戌三月，袁祖铭（字鼎卿）率“定黔军”进入贵阳，夺取军民两政，日记三月初四日（1922年3月31日）载：“定黔军寄有通告来，浏览一晌。”初五记：“午正与人谈时事，真可谓焦心不了，小百姓准备牺牲而已。”十二日（4月8日）：“街上人心惶惶，空气为之一变。闻王天培之兵已到观音山，在省之兵移扎城外，将于下午开拔，深虑于换防之际有劫掠之事，终夜不安，不敢脱衣服睡。”癸亥正月，滇军以扶植刘显世还黔主政為辞，第二次侵黔。正月二十三日（1923年3月10日）记：“黔滇两军胜负在今午判决，人人望电报极切，办不成事。午后三时，人心惶骇，袁鼎卿、王植之先后退出省城，中国、贵州两银行均提有巨款以去。傍夕闻滇军已到石板哨一带，人心益惶恐，纷纷搬运。有乱民拥入贵州银行劫掠钞票。予家全体避入达德学校，终夜不睡。黔军溃散，兵卒踉跄在市，滇军尚未到。”二十七日（3月14日）记：“数日来军队有扎民房者，因而不惟铺子不开，住户亦不开门。校中时时有军队来扎，防御好不容易。”甲子年末，黔军袁祖铭部卷土重来，滇军撤回云南，骚动更大，既要勒索开拔费，又要抢粮食、拉伕役。腊月廿五日（1925年1月19日）记：“下半天街上行人稀少，商号纷纷关闭。父、叔两大人终日皇皇与地方人士商所以保全之道。二更各军四出拉伕，文人多有服苦役者。午饭永大，也困永大楼上，不敢出门一步，非化装不能回家，因化装作滇人饰，于三更回家。余家后邻军事善后督办署，彻夜人声不息，杀猪宰羊之声不绝于耳。”腊月廿八日（1925年1月22日）记：“过永大，知昨夜催收开拔费直以武力从事，然每人非至不得已不缴也。终日喧嚣，敲扑搅扰，至不堪言。街市之上，百物不贸，饮料尤甚缺乏。拉伕急切，多以妇孺任劳役。下半天更觉搅扰，不获安宁，中心惴惴恐。傍夕闻黔军已薄城下，滇军拉伕不得，巡警均被拉去，甚或入民居捉男子，颇有杜老石壕村景象。”

军阀政治的走马灯似变换，“你方唱罢我登场”，造成了社会的严重失序，突出地表现为匪患之猖獗，《笋香室日记》记载亦多，在二十次以上。如辛酉六月十九日（1921年7月23日）记：“胡鹏之由省还乡结婚，途次被匪枪毙。”八月二十八日（9月29日）记：“又闻青溪县于日前被劫，戕官掠民。水城县城亦有匪，二千人绕郭抢某寨，官力不能战，为之供食宿，始得保全。”十月十八日（11月17日）记：“傍夕闻大定县城陷于贼手，而黔西又来电告急，水城县消息日恶。”壬戌二月初八日（1922年3月6日）记：“王聘三仓皇来，盖黔西安底场于正月廿九被抢，聘三损失尤巨，匪并捉渠二子以去，索赎五千元。聘三坐省觅屋安顿老人，一面谋救其子，甚可怜也。”闰五月初六日（6月30日）：“午初蒋秀升来久谈。秀升新自南笼来，次次南笼匪祸，秀升目击身亲，述之可怕。”南笼即今安龙，此次之匪是广西匪，不仅将南笼县城洗劫一空，掳掠妇女四百馀人以去，定黔军总指挥袁祖铭的尊翁也被绑了票，索赎八万元。如此等等，不胜枚举。即使是省会贵阳，治安也堪忧，至滇唐第二次入黔的次年（甲子，1924），更是坏到极点。

滇军纪律极差，横行街头，强买强卖，侮辱妇女，入宅劫掠，兵与匪合而为一。甲子三月十二日（1924年4月15日）：“近数日来社会又复搅扰，时有军人深夜入民间劫掠财物之事。”三月十八日（4月21日）：“闻人言文树斋家被劫事极详。客又有述团井巷、颜家巷关羊事。社会险象环生，为之不快者久之。人民生命财产至于无所寄托，可怜实甚。”三月廿九日（5月2日）：“日来街上到处拦劫，任意奸淫，有蒋姓妇女年甫十二岁，昨被奸污，羞愤自杀。又周氏女，被红匪轮奸，不知下落。街上行人无论昼夜，皆有戒心。稍僻静之地，白天亦无人行。”八月十八日（9月16日）：“闻人言，昨夜鸭子塘有械斗杀人之事，又南门外某省驻黔代表亦惨死。又福德街兴亚工厂厂主雷动之被人抢出三四千元，又被创洞腹死，闻之心悸。会垣秩序旦夕可危，独怪地方人士无一人起以解倒悬，奈何奈何。”三月廿八日（5月1日）是贵阳《平民日报》创刊一周年纪念，该报发行增刊，有《贵州一年来之劫案统计》一条云：“一年之内所揭之劫案，共二百五十七次。其中城镇村寨被劫者一百二十八次，住户被劫者五十二次，盗匪总数约六万三千馀人，损失总数约五百万元。”而且这仅是《平民日报》所揭载劫案的统计，匪势之盛，可见一斑。

唐继虞所率滇军一万馀人，加上刘氏军队，总计二三万人，军需粮饷悉赖贵州供给。贵州向称贫瘠，每年财政收入不过二百二三十万元，维持各级政府的运转和文教开支，已感吃力，何况复养此数万连年混战之军。唐继虞采取的办法，发行“有利兑换券”与“附张黔币”。癸亥四月初七日（1923年5月22日）记：“近日政府发行‘有利兑换券一百万元，贵阳摊二十万。将近警察调查居民产业，照成分指购，拒绝者罚金，伪造者枪毙。”所谓“有利兑换券”，當是政府发行的公债券，就是政府向人民借钱，定期归还并付利息。未见此券，不知期限多长，然滇唐第二次踞黔不足两年，期限肯定未到，无异于强抢民财。关于“附张黔币”，癸亥十月初八日（1923年11月15日）记：“民国元、二年间，唐继尧长黔政，发行纸币八十万元，后经政府一再收回，现在流行民间者不过二三十万。顷闻政府令黔丰银行照原版再印八十万元，将原币换回，今日已见使用矣。”甲子九月初六日（1924年10月4日）：“午正过永大，街上人心皇皇，且多歇业者，由于官家将黔币加一附张，作生洋一元行使，商民吃亏不起。”廿三日（10月21日）：“政府所发出之有附张黔币，市面称之曰‘尾巴票。”冬月廿六日（12月22日）：“此币本民国元年唐继尧为贵州都督，呈奉袁大总统电准印造。年月处钤有‘贵州都督小方印，正面有‘贵州财政司及‘贵州银行小方章。乃去年唐继虞照式加印，仍用原版，并年月亦不改，然又换用‘贵州省长小方印，正面却又有‘黔丰银行之章。考之民元，不惟无黔丰银行，乃至无省长之官制，不伦不类，莫斯为甚。今年十月，以价值低落之故，又复花样翻新，加之附张。”强制附张黔币一元以大洋一元使用，引起民间强烈反对，实际无法推行，只能折价使用。此外还开征房捐，凌家摊二十元。十月廿六日，省长公署命商会筹集滇黔联军服装费十八万元;冬月十五日“内消捐百万之外，又须筹滇军开拔费三十万，全由贵阳人民担负”，凌家摊五百元。

贵州辛亥以后的乱象，实起于滇军的入黔。贵州光复后自治、宪政两党相争，宪政党勾引滇军“代平黔乱”，颠覆了贵州军政府，大肆捕杀自治党人，唐继尧出任贵州都督;唐氏回滇，扶植亲滇的兴义军阀刘显世主持黔政。军阀本是地方性、家族性的武装集团，自私贪婪是其本性，刘氏以地方团练起家，显得更加落后、保守、残忍，主政七八年，惟以搜刮民财、屠戮异己为能事，于本省建设毫无作为，以致内部少壮派都看不下去了，起而发动政变驱逐之。滇军之祸，黔人馀痛尚在，记忆犹新，而刘氏竟不知耻，借滇军势力复辟，人心尽失矣。从《笋香室日记》的记载，可知黔人对他的态度。癸亥四月初七日（1923年5月22日）：“傍夕忽闻炮声隆隆，人民惊愕，街上兵卒疾走，尤为骇人，继知明日为刘显世生日，炮声盖所谓礼炮也，兵卒疾走，盖武官将趋贺，赶放步哨也。”初八日：“是日省公署有客百馀桌，收受礼物约数千金，孰谓经费窘绌耶？”五月初六日（6月19日）：“日来滇军诸将领纷纷纳宠，刘显世昏髦无能，事事仰人鼻息，近亦凑人之趣，先事营簉，以资提倡。”十月唐继虞之母在云南逝世，唐氏在贵阳大举治丧，“刘显世令财司筹款万元治唐丧”，对公教人员的工薪却屡以“经费窘绌”搪塞。刘显世虽是省长，其实不过傀儡而已，完全没有实权。做了四个多月的傀儡省长，他终于知趣地以“足疾复发，惮于迈劳”与回籍营葬先人为由，辞去省长之职，并以滇黔联军副总司令的名义，委任唐继虞代理贵州省长。唐氏于七月廿六日（9月6日）就任代省长，但两个多月后唐氏以“丁内艰”为由辞职，将省长让给刘显世之堂兄刘显潜（字如渊）。刘如渊也只做了两个多月省长，一面滇唐催索开拔费、军粮，一面黔民已穷苦不堪，左右为难，以至泣下，遂于腊月二十日的半夜悄然离省回老家兴义。此时，袁祖铭的军队已从四川向贵州开进。

滇军祸黔，黔人恨之次骨。日记中对滇军行迹颇多记录与讽刺。如癸亥六月十二日（1923年7月25日）载：“滇军追悼阵亡将士，禁屠五日，军中竟有借名祭祀，大事宰割，垄断肉市者，亦异闻也。”十月日记其载唐继虞为其母举丧事甚详，初八日（11月15日）：“省长唐继虞丁艰，今日就督办署成服，父亲往观礼，唐哀毁至于昏跌在地。”冬月初一日（12月8日）：“是日唐省长家开吊，街上之往来者吊客不少，送礼物者亦络绎在道。漫天帐一自粮道巷起，一自独狮子起，散孝衣至千馀件，各校校长亦在该穿之列。用公函到各小学校令派学生去唱诗歌。纸扎费至二三千金。金童玉女服华丝葛1，鹿马狮象亦用丝或锦织物。乐生、礼生系早日募集者，服有定制。昨夜忽令伶工入内演剧，寿料工、京调昨夜亦接有知会。城中凡能作字者，均被宣入办事，能文者更忙个不了。绸缎庄之较大者，均由商会会长分别知会紥一彩亭，备送灵日用。各团体、各铺户均先事调查，送赴文来，故送礼者多贵阳县。更令乡人多名入内服役。刘如周副帅今日午正唐处令新到军乐队往迎入丧所。当过街时，看的人为多，礼炮轰轰然，不时入耳。数日之内，午炮当不足为凭矣。”初五日（12月12日）出丧，过街历两小时之久，而“当事者慎重，旁人看去直同儿戏”。其实唐母之死在三月，七个月后才大肆举丧，其目的可知矣。又三月后的甲子二月廿七日（1924年3月31日），“是日闻唐继虞督办有桃叶之迎”。三个月前尚“哀毁至于昏跌在地”，三个月后已公然纳宠矣，真是“直同儿戏”。唐继虞作为入黔滇军统帅，率先纳妾，部下纷纷效法，以致老家云南的原配们成群结队前来贵阳问罪，一营长公开杀妻于黔灵山。腊月廿五日：“二更后袁济良来告别，言之泣下，予殊无所动于中心也。平时无恶不作，一朝势蹇，则向人作妇人态，此所以不为丈夫也。”腊月廿七日，唐继虞撤离贵阳，“军容甚盛，此吾人之膏血也”。

因为恨滇军，黔人连引狼入室的刘氏兄弟也一并恨之。几年后，同为兴义系的李燊（字晓炎）勾结滇军第三次入黔夺取政权，只做了十八日省主席，就败退了。有民谚刺之云：“民国十八年，汉版十八圈。主席十八子，只做十八天。”可见其不得人心也。

作为个人日记，记载最多的自然是作者的职业与私人生活。凌惕安是私立达德学校的中学国文教师，并协助叔父、校长凌秋鹗做学校的管理。日记中对该校情况记载很多，如经费紧张，教职员生活清苦。辛酉五月初四日（1921年6月9日）记：“筹谋校款，在表兄处得五百元，在省长公署预领四百元。”九月十三日（10月13日）：“寄宿舍火食每日一商，由于校中无款可垫，米价忽涨忽跌，外县学生由于匪患，汇款不到。”十月廿日：“与克安商经费，罗掘几穷。职教员多有恃典质生活者，而与余最莫逆者尤深恨无术以济。”省政府原对私立学校也有补贴，但府库空空，“校中下季应得省署协款，由司事持副往领几次，均不能领得。据各方面传述，各机关已三月未领分文，库空如洗。（十一月初七日，12月5日）”本年他决定兼营商业，也是出于济贫之念。

达德学校是贵州近代教育的一个先进代表，在辛亥革命、护国运动都有突出表现。新文化运动在京沪兴起，也波及了万山丛中的贵阳，达德教员黄齐生率领一群学生，于民国六年（1917）东渡日本留学。民国八年（1919）五四运动爆发，黄先生率领弟子们回国，游历江北各省，未久又赴法国勤工俭学。日记开篇时，他们还在法国。白话文兴起，达德也是率先响应，使用白话文教材。

就凌惕安而言，他亦新亦舊。他接受过叔父与黄齐生的教育，又随黄齐生短期游学日本，云游南北，又阅读了《新青年》《时事新报》《文学旬刊》《小说月报》等京沪新文学报刊及梁启超、蔡元培、胡适、杨昌济等人的著作，以及留欧人士的通讯，接受了新思潮，提倡科学民主、自由平等，赞美自由恋爱。

甲子年七月，由于省内旱灾严重，有人借消灾发起“傩天大会”，到处募捐，以三万元为标准，他就非常愤怒。在七月十九日（1924年8月19日）的日记云：“列名其中者，非落伍军人即腐败绅士，又或著名狡狯。扰乱社会，莫此为甚。公家公然为之出示保护，逢其为恶，是诚何心，非局外人所知也。”列名中有同道好友窦觉苍，更是使他失望且忿恨，云：“尤可异者，窦觉苍为市政公所所长，亦公然有名，其不为吾党之英犹可说，当属介忱、梓侪致意，由觉苍自想办法，否则于公于私，予断难安函默也。”大有窦氏不改主意就绝交之势。“傩天大会”后来被贵阳县政府批驳，他“欣慰者久之”。《平民日报》也在凌氏授意下，刊文抨击之。他认为“此科学与迷信两不能容之一端也，在吾贵州为第一战矣。”（九月初二日，9月30日）显然他将自看作新文化阵营的人了。

陈氏之女新婚即寡，回家孀居，不久与云南郎中私奔，其父义愤填膺。或以为此事“至奇至怪”，惕安却谓：“其实不奇不怪，不过其父其兄过重世之所谓节操，不为之谋一长久相安之法，使其终老有托而迫其出此。吾人对于陈女惟有怜悯，对于社会立言有资，使所谓节操之谬说不再为祟为得矣……呜呼，‘节操两字，其杀人不见血之残毒数千年以来，不知其几千万人也。”他对同事刘方岳说：“人间世不应有‘寡妇一词。”方岳“更谓尚节堂应改为‘丧德堂”，于是相与大笑。（癸亥冬月二十四日，1923年12月31日）

以上两事表现他新的一面。他又有旧的一面，如他经常去看新剧（话剧），但又不以为然。辛酉八月十九日（1921年9月20日），“下半天与百纮、慎馀、寿轩、克安诸君谈，深以人心为风俗之败坏，新剧将不得辞其责”。甲子九月廿六日（1924年10月24日），“到校为诸生讲文一首，题为‘西窗外望，今之所谓新诗者也。吾实不知其是处，吾俭学也”。他受传统文化尤其是文学的薰染很深，认为古典文学至臻完美，新诞生的新诗未抵成熟，他虽不认可，但也未作批评，只是自认“俭学”而已。这可见出他对新文学的态度。又如其日记用文言，纪年用干支，叔父建议改白话、用新历，他并未接受。

在新旧交替的时代，需要作妥协、调和。其家父母每年都要几次请僧人来家诵经，他颇不谓然，且言来僧俗不可耐，但并不反对，只是在日记里表示无可奈何。又如学校采用白话文教材，引起社会非议。九月初四日（10月2日）记：“父亲谓校中教授白话文，于社会心理过于拂逆，宜加讲文言，否则明年学生定必减少，经费收入影响极大。”父亲的意见，他接受了，在以后的国文教学中，增加了古诗文。

从《笋香室日记》里看，贵阳虽是一个边远的山城，时代的新风仍然能够透过崇山峻岭吹进来，山城并不是一潭死水，新风所拂，仍能掀起波澜。

壬戌腊月二十三日（1923年2月8日），凌惕安与同事蓝克安、王慎馀、刘方岳合资创办了安岳兴业社，故日记中商业经营之事占了很大的分量。下分中华书局贵州分局、永大百货店，次年又并入经营绸缎、布匹的萃森昌商号，更名大森，惕安为负责人。一年后众议推举凌秋鹗为总经理，惕安为总务股主任兼绸布股主任，实际仍是惕安负责，凌秋鹗挂名而已。凌秋鹗之挂名，实因凌惕安之兼营商业，是经叔父允许或授意，借此以弥补学校骨干教职员薪水的不足，稳定教职员队伍。经营稍入正轨，凌惕安在日记中有以此终老的念头时，即遭叔父的严厉训斥，说他本末倒置、目光短浅。中华分局的设立，在闭塞的贵阳是很有意义的事，此前贵阳已有文通书局、上海商务印书馆贵州分馆，中华分局的设立，与前二者鼎足而三。中华分局经营中华版为主的图书、字画、碑帖、文具、教学仪器等，尤其字画、碑帖、铜墨盒为独有，每次到货都被抢购一空，老辈学者陈矩（字衡山）、杨恩元（字覃生）、乐嘉荃（字良丞）及青年诗人、词家、后以书法名世的陈恒安都是店中常客。

乱世里经商真不容易，匪祸横行，商路、邮路的中断是常事。癸亥三月十二日（1923年4月27日）：“邮局知会，上海发来第十六次书二百馀包，在路上被劫，请回三分之一左右。书籍本非财物可比，亦遭此劫，岂盗亦解勤学耶？”七月初八（8月19日）：“午后二时得重安电，知马松书船在洞脚地方被匪劫两次，损失多，不快者久之。”既担心货物，又忧虑押货人的安全，经常焦虑得不能入眠，有“乱世为商，直是死里求生，凶多吉少”之叹（六月十二日，7月25日）。

日记里还记录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贵阳一个中产家庭的生活状况、知识阶层的日常生活、社会的风俗习尚，是研究那个时期贵阳社会生活史的有用资料。

《笋香室日记》中有不少凌秋鹗的批语。凌秋鹗，名云，是凌惕安的叔父，又是达德学校的创办人之一，贵州民国间的著名教育家，是其师，后来又是同事，自幼年起，都一直关怀他的成长。到本日记开篇的民国十年，凌惕安已经二十九岁，叔父仍要求他将所写日记呈览。《辛酉日记》就是因为要上呈，才请人工楷抄录。凌秋鹗的批语，多是针对日记中所载具体事情发表意见，鼓励或批评，甚至是训斥，有时是向他推荐好书、好文章，有时指出其文字的错漏，有时声色俱厉，有时温情脉脉，偶尔也开点玩笑。如辛酉六月初三日（1921年7月7日）记自省有“八病”，“一常以辞色对人;一自视太高，常觉人不如己;一感慨太多，有老年人气象;一不愿发生有益于人之事件，不肯负责任;一不肯带几分浑气;一说话太尽，不含蓄;一银钱看得太轻;一严于责人，宽于责己。”眉批有云：“我现在拟个方儿在下面：一雍和，二谦冲，三奋斗，四佛菩萨心肠，五赤子之心，六精明内敛，七俭以养廉，八躬自厚而薄于责人。”又曰“读书，养气，为行”，嘱咐“右方日服一剂”。九月十三日（10月13日）日记有云：“除却努力做人之外，别无可以安慰亲心者矣。”叔父眉批：“‘努力做人一句话未免太抽象了，怎么呢？做高官吗？享厚禄吗？那就要奔走权门，媚谀当道。当富翁吗？做财主吗？那就要计较锱铢，盘剥乡愚。这样的努力做人，未免太下贱了。总之，人生观不确定，一言个‘人，就无从做起，又怎么努力呢？倜侄，这是一个重大的问题，我盼望你把‘人生哲学研究一下，‘努力做人就是自我实现，乃人生独一无二的责任，不是因为要安慰亲心才这样办，此等处须要认清楚。”甲子五月廿八日（1924年6月29日），闻刘峻夫言遵义郑、莫、黎三家的式微而叹息三家之后继无人，叔父批云：“三先生者，于吾黔文化甚为有功，其家之式微又恶足叹。予意凡有造于人类社会者，皆有后者也，狭量之家族观念应该打破。”六月初十（7月11日），闻人言商会办事欠妥，他“怒发冲冠”，“恨未能将当事人笞二三百板”，叔父批语：“俨然一汉督邮，我真为当事诸人捏一把汗。”凌秋鹗批语内容丰富，思想先进，襟怀开阔，语言活泼，是了解这位教育家以及达德学校教育思想不可多得的资料。

凌惕安有很强的文献意识，他认为有资料价值的东西，都会抄录或贴存于日记中。如辛酉五月十二日（1921年6月17日）整理文件，得梁任公（启超）于倒袁之役致贵州当轴书一通，遂钞存之。手边无梁氏全集可查，不知是否佚文。癸亥冬月廿六日（1924年1月2日）至中国银行贵州分行赴宴，晤行长李子节，闻其老母逝世，梁任公是否有挽联寄来，子节答当时北京亦设丧所，任公若有挽联，当寄此间。遂托李子节专函问询。“座客见予到银行而不谈金融，斤斤于此，未尝不诧异也。”甲子四月初三（1924年5月6日）借阅舒竹屏行述：“阅舒竹翁行述，于贵州数十年兵燹沿革事多所考见，正以如此，予因向曾韵渔借来一阅。”初六日，“饭后以舒翁行述将还韵渔，因节抄如后”。腊月廿一日（1925年1月15日）：“云甫以无名氏所作竹枝词十五首来观，尚系实际情形，令人抄之入夹缝中。”如此等等。又贴了颇多的剪报、照片、钱币、邮票等，以今观之，都是可贵的文献。其于郑子尹、莫郘亭、黎莼斋三先生的手迹收藏尤夥，郑先生部分已编为《柴翁书画集锦》，于民国二十五年（1936）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莫、黎两家手迹后归贵州省博物馆。

乐嘉荃先生日记中有对凌惕安的评价，谓其“至性过人”，综观日记，的确如此。他孝敬尊长，待人真诚，做事执着，在朋辈间很有声誉。如黄齐生、王若飞在欧洲生活困顿，他与同学诸人设法救助;经常在遵照叔父旨意，不时资助黄夫人与王若飞之母黄淑真、妹王若芬，后来将在达德任教所得薪水每月十九元，全部交给黄夫人，以报答黄先生对他的教育之恩。同时也很清高，不过染俗。如壬戌年（1922）省政府决定不设教育厅而设教育委员会，聘他为委员，他拒不填表;与刘敬吾为旧交，但刘成省长身边的红人后来访，他避而不见;陈功亮谋求教育会会长之职，来请他帮忙，他婉言拒绝;家中来客，他从窗外看见是前清一俗吏，就避而之他。终其一生，不脱书生本色。

凌惕安日记当不止此四年。据《辛酉日记》八月廿九日（1921年9月30日）载：“搜寻昔年所为日记，如乙巳、丙午、己酉，已不可得。”料是昨年大病几死，家人见病不可救，竟拉杂摧烧，以免触物生感。甲子（1924）以后二十五年间，以其勤奋与对文献的珍视，不可能不记，当是死后遗失。此外据日记，他还自撰了壬辰（光绪十八年，1892）至庚申（民国九年，1920）計二十九年间的年谱，题曰“谏往斋年历”，自辛酉（1921）九月初四动笔，至癸亥（1923）冬月廿七日竣事。另有一种《笋香室笔记》，在其所著《咸同贵州军事史》中征引过。查贵州省图书馆编《贵州省古籍联合目录》《贵州古旧文献提要目录》，俱不载。

凌先生一生为乡邦文献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故虽已物故七十年整，并未被遗忘，即使各种地方志不为立传，他的贡献亦无法抹杀，《笋香室日记》之影印出版即是明证。

责任编辑：李子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