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成勇

摘 要：清康熙二十九年，贵州巡抚田雯撰《黔书》，被誉为“治黔者法”之专书。文章详细地分析其书的内容和思想，尤其把田雯治黔思想放在明清长时段中去分析其历史价值，于今之治黔者有可借鉴之处。文章还对包括田雯在内的明清地方大员在治黔过程中所触及的贵州历史文化的区域性和复杂性，进行了思考和论述。

关键词：治黔之法 田雯 《黔书》

田雯任贵州巡抚期间所撰《黔书》，是关于贵州历史文化与民族风土人情的著述，同时倾注了作者治黔之大量心血和思考，被誉为“治黔者法”之专书。该书收入近年编纂的《贵州文库》，于2019年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影印出版。

一、田雯抚黔事迹

田雯（1635—1704），字子纶，一字纶霞，号漪亭，五十五岁自号蒙斋，山东德州1人。康熙三年（1664）进士，二十七年（1688）四月授贵州巡抚，八月入黔境受事，三十年（1691）七月，丁母忧离职，丧期满后升补刑部右侍郎，转左侍郎。三十八年（1699）十月转任户部左侍郎，四十年（1701）十二月以病乞休回籍，四十三年（1704）二月卒于家，享年七十岁。康熙四十五年（1706）入山东德州乡贤祠。田雯著作颇丰，除《黔书》外，还有《古欢堂集诗集》三十卷、《古欢堂文集》二十二卷、《长河志籍考》十卷、《历代诗选》十二卷、《历代文选》二十卷等。

田雯生平事迹，详见于其自撰《蒙斋年谱》《续年谱》及田需撰《行状》2，道光《贵阳府志》有专传。以下根据这些史料，详述其抚黔事迹。田雯任贵州巡抚三年有馀，政声卓著，尤以敦崇学校与文教为先。如：增设瓮安县学，增加县学教员;整修明贵州巡抚郭子章创修的贵阳学宫，留藏自己的大量书籍于其中，供人观览，并为文记其事;又重修阳明书院、甲秀楼和武乡侯祠，以鼓励文武诸生。其本人“暇时登楼课士，饮食教诲”，成效明显;恢复平溪、清浪卫学生入贵州乡试。3他还尊重土著民族习俗，反对湖北巡抚丁思孔“禁止民间蓄鸟枪”之论。反对轻易出兵征剿土著叛衅，宽容招抚，认为“地方之所以不靖者，亦非尽苗蛮之过也。有司官不肖者私征苛敛，民不聊生”。甚至是有司受贿，与“顽苗”互为奸宄，使法度废弛，剿而损威。经其招抚，土著酋长多有纳款，诚心归附。他同时也“遍阅《舆图》，于水车坝、董纪二处苗盗出没之处，拔置标兵驻防，立连炮之法，除窝家之害”，使地方安靖无虞，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清初以来对黔“轻于用兵”的被动局面。1又改革调剂兵米拨支办法，以有米无兵之开州、修文等地应交兵米折银解库，以解除输挽之艰，输运之耗，听有兵少米之地士兵领库银自购，使兵民两便。面对吴三桂叛乱平定不久的贵州，他“倡率捐俸积谷万斛……以佐荒政之不及”“招集流亡，清查难民……申饬土官，严拿汉奸，劝垦荒田，调停驿站”2。此外，还就教育和省界调整提出很多建议，如建议改湖广所辖之五开卫为县，隶属贵州黎平府，使事权统率归一。但格于楚议而未果，直至雍正时期才完成此项改革。又专门上《请建学疏》，提出在永宁、独山、麻哈三州和贵筑、普定、平越、都匀、镇远、安化、龙泉、铜仁、永从等未设学校的九个县增设学校，又请求在贵筑及由卫入县所归并之县学增加学额，建学宫等。3

治黔是田雯一生最主要政绩。因其有功于黔，黔之人士“相率肖公像，奉祀阳明书院中，久而弗替”。又“黔之人士，服教畏神，方与王阳明先生一体俎豆，文章政绩皆可传也”4 。

二、《黔书》内容与思想

据田雯自撰《蒙斋年谱》，《黔书》完成于康熙二十九年（1690）。徐嘉炎主贵州之乡试，本年九月为《黔书》作序，同时作《蒙斋说》，以宣达田雯治黔之志。此书据田氏自撰《年谱》之说为一卷，而田需所撰《行状》则记为二卷，门人周彝撰《神道碑铭》记为上下二卷。今贵州文库所收录之影印本《黔书》分上下卷，为嘉庆戊辰年（1808）重刻版，去著书之年已一百一十八年。重刻者为“黔藩使者李”，以藏于布政使司衙署内的刻本所重刻，始刻则不知何人何时。重镌者当为李长森，字木三，安徽太湖县人，乾隆四十九年（1784）进士。据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内阁大库档案（004340号），嘉庆十年至十三年（1806—1808）为贵州布政使，即其自称“黔藩使者”之谓。《贵阳府志》及《清史稿》皆无传。李长森重刻《黔书》，于贵州文教与政声皆有裨益，乃其政绩之一，可补史书之缺漏。

此版《黔书》上卷三十三条，下卷实五十五条，目录中少“竹王”一条，各有侧重，内容广涉贵州建置、治理、民俗、经济、军事、文教、人物名宦、世风道德、土司土民、物候山川与衣食、生养、民瘼、家族、僧道、庙宇、物产等。但田雯撰此书之意不在于述黔史之全貌，而專注于借史论事，借古鉴今，也自述其治黔之事迹、心法与慎思，对后来者确有提点警醒之效。在上卷之《创建》《改隶》《设科》《土官》《治苗》《积谷》《盐价》《禳火》《甲秀楼》各条和下卷之《人物名宦》《济火》《武乡侯祠》《奢香》《詹文广》《阳明书院》《瘴疠》《土饭》诸条有充分的表达，文字所及皆关乎黔之文治武功与民生日用，充满家国情怀与经略大义，反映其治黔之切与爱民之深。心心念念于文教与乡邦文献，承传先贤，励精图治，为黔事操劳可谓深且厚矣。如《创建》条意在以贵州之创建设置过程，讨论治理贵州之艰难而其处西南之要冲又不得不治之无奈境况。《积谷》条因黔民稀而久贫，不便行中原所通行的常平与社仓之法，乃捐俸积谷三千石有奇，以赈灾荒。“此举殆亦因地制宜，司封疆者黾勉其所有事耳矣”。可见其用心之苦虑。《禳火》条因俗利导，借贵阳民间禳火之习俗，与父老子弟共禳于南明河之水，告祝融神，并祷于南将军之庙，济民所困于冬火之灾。《甲秀楼》《人物名宦》《阳明书院》诸条殷殷切切，厚望于乡人文献之昌明，风气日挽，人才辈出，世风道德之兴烈。《阳明书院》条不在书院本身，在学阳明先生力行工夫，以致良知之学问与功业造就于黔。感叹道：“先生一谪官驿吏耳，何与地方事？而乃寓深心以弭祸乱，讲吾道以正人心，实大有造于黔也。凡膺封疆之重有斯民之责者，其亦当愧而知勉矣。”田氏对前贤王阳明先生和郭子章学问与功业之仰慕，师其道德学问与建功立业之法，由此可见。田雯对黔地之风物景观与草木山川也颇为重视，爱物与爱民兼备。

从书写体例上看，此书各条，皆因事因人因物而命篇，或述史实，或辩论，或附诗文。每条文字多少不限，长则上千字，短则十馀字，随性走笔，文字精妙而有灵性。题材灵活多样，行文不拘一格。其中除田雯之文外，其篇末往往附以丁炜之评论，也偶有徐嘉炎之辩论，如下卷之《神武祠碑》条。丁炜其人，据《药弩》条丁氏之论有“向从黔中来，读先生禁挟弓弩文告”一语，或田雯同辈之人，对黔也颇了解，论随其后，乃申辩田氏之意。1《奢香》条前述其人物事迹，再辩论其事之原委实质，其后又附吴国伦《奢香驿诗》，是史论结合之方法。这种体式有别于以往的纪传体和编年体，也与方志体例不同，而是采用了纲目体，撮取精要，依事依人依物各立言旨，包容性和灵活性都很强，又加上志书中常见的叙事与附录诗文这两种形式，兼有文学与史志之长，使得读者很快知悉其内容，阅读轻松，摘取便捷。这是明清时期很有代表性的书史论史体例。而辨析史事与阐明史意又是史家著述之法，这种方法以条目式标题，融书史论史于一体，不失为历史书写与呈现之一体，对书史辨史是一种很有意义的创新。这种方法清初已在顾炎武《日知录》、黄宗羲《明夷待访录》等著作中大放异彩，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后来的乾嘉史学之风气。

其实，《黔书》这种书写体式背后隐藏着田雯独特的史学和文学思想。据田雯的门生倪璠所言，其史学与文学思想，中年以后有很大的转变。中年以后，直踪汉魏而近，超越了早年对时艺的热衷和唐宋诸家的模仿，晚年更是“励丘坟，所以追于汉魏六朝之作”。田雯五十五岁著《黔书》，正当其思想成熟之时。具体到书史，他认为“晋宋以还，皆词富膏腴，事丰奇伟。纪事本末，例取唐后之书”。甚至提出迁史、班书，宜与六经共治。又告诫诸子弟：“《新唐书》、《五代》欧史，不可视也。自兹厥后，史法尽失。有明三百年无史。”因此，《黔书》有“董狐志良史之笔，子墨解翰林之嘲”的意图，旨在弘扬上古之文风史法。倪璠就直言“《黔书》之作，以迈彼《华阳》，超兹《蜀纪》，岂止龙场作驿，独宗故国之勋贤”2。《黔书》当是在这样的思想构拟中，自觉地结合其自身的治黔经历，以地方史志与治理实践相结合，既能够理性地总结治理得失与表彰前贤往迹，又满怀热情讴歌土产风物方俗与山川名胜。其体例、内容和文风皆较前人有所推进，较之清初顾、黄诸先生单纯的文献考据与风俗人情辩驳增添了很多意蕴与生气，而这恰恰是直接受惠于其所十分尊崇的明代贵州巡抚郭子章的《黔记》。郭子章在明万历时期抚黔近十年，其文治武功彪炳史册，还著作《黔记》，对贵州乡邦文献与明代治理得失进行系统的整理和总结，这深刻地影响了田雯。田雯为政之法深受郭子章影响，所撰《黔书》也颇受《黔记》影响。书中《人物名宦》以孙应鳌为乡贤之最，以郭子章为名宦之冠，“青螺为之冠，吾尝思之矣”。在《神武祠碑》条中又说：“予才不及青螺远甚，而事神唯谨，愿以私淑于郭公。”可见田雯对郭氏的崇敬，正所谓“独宗故国之勋贤”。可以说，没有明代郭子章及其《黔记》，就没有清代田雯及其《黔书》。

然《黔书》也存在不足，文字讲究铺陈延宕，尚文辞与挦撦典故，又重论述而有史实不足之弊。《创建》条附录与黔地无关之唐杜光庭《录异记》文;《阳明书院》条实际是一篇碑记，偏于阳明事迹及对其评论而几无述及书院之事，有轻重不当之嫌;《苗蛮种类部落》及《苗俗》条多抄录旧志，对新的情况缺乏实地调查记录;其他如异闻怪奇之事也杂入其中，严谨性不足。也难怪张广泗评《黔书》，“笔力颇称奇伟，而意在修饰文采，于事实亦未胪具”3。

总之，重刻此书乃后来为政者之自觉所为，正是受到《黔书》治黔之志意所影响。徐氏序指出“先生之书……即可永为治黔之法者也”“又不独以经济自负”，而有文思之才。“先生之于黔，不亦思深而意长乎？后之读是书者，既赖以治黔而又资其馀材，以考据史传，乞灵词赋”。这种评价并非虚妄拔高之语。

三、治黔方略：从郭子章《黔记》到田雯《黔书》

这里，我想结合徐嘉炎的序文，谈谈明清时期治黔方略这个问题。

徐嘉炎为《黔书》作序，同时作《蒙斋说》，以宣达田雯治黔之志。徐嘉炎（1631—1703），《清史稿》卷四八四《文苑》有传，字胜力，号华隐，浙江秀水（今嘉兴）人。康熙十八年（1679）国子监生，举博学鸿儒，授检讨，官至内阁学士。康熙二十九年（1690）贵州乡试主考，称得人。滇、黔平，群臣献颂，嘉炎独仿《铙歌鼓吹曲》，作诗二十四章。又衔充三朝国史及《会典》《一统志》副总裁。徐嘉炎对贵州乃至西南颇为关注，也曾入黔为乡试主考，在为田雯《黔书》所作序中，表达了其对贵州切身的了解和体会，特别是对治黔这个核心问题提出了深刻的认识。

田雯抚黔时，贵州剛刚经历了八年之久的吴三桂叛乱，社会还很不安定，土司和土著时有反叛，百姓离散，社会经济凋敝。1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主政贵州的田雯，实与明万历时期播州杨氏土司叛乱之时郭子章抚黔很相似。从这个意义上讲，从郭子章到田雯，从《黔记》到《黔书》，见证了贵州明清之际八十馀年政治更替的大转折与治黔经验的大总结。

郭子章，字相奎，号熙圃，又号青螺，江西泰和人。在万历时期抚黔近十年（二十七年三月至三十六年七月），在万历二十七年（1599）三月播州叛乱的情况下临危受命为贵州巡抚，于财困兵弱之际，周旋得宜，助战平播大捷，抚定播地，又稳定水西安氏土司上层，平定皮林东西两路“苗之乱”。战争平息后，旋即开启贵州的政治、军事、文化教育建设。如于播地新设遵义、平越二府，分置八县及真安、黄平二州，改设安化、贵定二县，疏浚偏桥河、黄平河，建重安江浮桥、乌撒干河桥、麻哈江浮桥、盘江浮桥、思州天堂桥等，设印江县学、黄平州学和新贵县学，修平越府城、黄平州城及余庆、湄潭、瓮安、龙泉诸县城。2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为贵州社会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郭子章在政务繁杂之余，还著述《黔记》六十卷，乃为政之实录，黔史之集大成，对贵州明代文献有发现与保存之功。书中总结了明代二百余年治黔之是非得失，也凝结了其对平播之后贵州的政治、经济和民族关系的全面思考和经验总结，为后来者提供了十分重要的借鉴。当时，黔人思郭公之恩，建生祠祀公者七处，水西安氏土司“独建祠大方，名曰怀德，与诸葛武侯、寿亭关侯鼎足而三”3。

郭子章极力兴建城堡以防御“苗贼”。认为“贵州一线路外即苗穴矣，即苗即贼，不窥吾路，即窥吾城。故图疆域之远近、道里之险易，令守路者知其去来之踪”。其改设县治，修筑城楼，添设哨堡关隘，增设道路，设兵布阵，疏浚河道，详述道路远近攻守之势等，皆在防御土著之叛乱，亲历其地考查，处处提点时人和后人，其用心之良苦斑斑可见。4同时，他主张大兴文教，办学校以化民导俗，且多有成效。但其治黔思想，仍谨守明初以来夷汉分治、军民分治的祖制，在艰难时局中多捉襟见肘，无奈之举实多，客观上阻隔夷汉之间正常的交往，这反映了郭子章的时代局限性。

贵州地理形势之重要，郭子章之前，多有论及。诸如整个贵州是“山经水纬，内藩楚蜀，外控蛮粤，为西南巨镇”“千里山川，险阻厄塞”。黔中一带则是“据荆楚之上游，为滇南之门户”5。思州府一带“东连沅靖，西抵涪渝，作湖广之唇齿，扼盘瓠之喉襟”。思南府一带乃“控夷咽喉之墟”1。“都匀地方千里，西扼桂象之喉，东引川播之腋，上接贵藩，下连湘楚，长山如林，环溪为带”“都匀卫界瓯、贵之间，僻壤以险，引一旅而制夷，据孤城以独守”2。而与此同时，贵州人力财力十分贫薄。明弘治六年（1493），贵州布政使司左布政使张孟介语其同僚曰：“吾藩财赋人民视中州诸藩，不及三之一，然而犄角形势，控制苗僚，以通西南朝贡道路，其地至要也。”3嘉靖时期张翀被贬戍贵州都匀卫长达九年（1558-1567），其对贵州形势的观察颇为真实，其在《鹤楼集》中说：

贵州，古荆梁境，去京师万有馀里。其间民隐疾痛，不获尽达于朝廷，视中州十之五焉。都、清去贵州又五百馀里，接交、广、黔、播之区，土酋日就骄悍，其间民隐疾痛，不获尽达于朝廷，视贵州十之五焉。往往莅是邦者夷其地，无甚置意于其间，或寻即迁秩去，坐是民益得不甚理也。4

邹元标二十六岁时也曾被贬都匀，长达六年之久（1577—1583），其对贵州也颇为关注。5他在为万历二十五年（1597）《贵州通志》作序时表达了对晚明时期黔事的忧虑，着重论述了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内地不靖游民与贵州土司勾结叛乱;二是地硗而瘠，宦情萧索，屯田荒芜，站军疲惫，土与民，上与下交病;三是前人建议调整湖北川东地界，划入贵州版图，以增加贵州的财赋，但对这个好的建议，朝廷囿锢于明初以来治黔“犬牙相制之说”而不得实行，提出治黔之大者在振甲兵、驭土苗、裕钱谷、靖盗贼、正风习。根据其在贵州六年的观察，特别提到入黔主政者往往不乏有“上常与下龃龉，不越两端：鄙夷者苟简塞责，喜事者轻举飏发”，并深刻地指出黔政之兴举，关键在得人选，即“能熟俗所宜，衡物之情，文武迭用，德威惟时”。邹氏的认识在当时是很准确而全面的，也具有相当的深度。

也正如万历三十一年（1603）新添卫人丘禾实在为郭子章的《黔记》作序时所言：

籍黔之入不足以当中土一大郡，又汉夷错居，而夷倍蓰焉。以此，宇内往往少黔，其官于黔者或不欲至，至则意旦夕代去，固无怪其然。乃士生其间，或亦谬自陋，通籍后往往籍其先世故里，视黔若将浼焉。6

一方面是地狭民贫，人口与财赋“实不及江南一大县”，被称为“天下最贫最苦之地”“天下第一贫瘠之处”7，使得官员来则思去，无甚置意于其间。明代官员中除了郭子章，很难得再有像贵州布政司参议蔡潮那样，其“在贵凡八九年，不鄙夷其地，所在多品题建置”。清平卫人为了感激蔡潮在捍御清平卫城所立的奇功，特建了一座生祠来纪念他。8另一方面则是地理形势十分重要，驿道繁忙，人民差役负担沉重，但民隐疾痛不达于上。这些在郭子章《黔记》中被反复提及，尤其是在该书的《止榷志》有集中的表达。在平播之后土司被改流，乌江以外原播州之地纳入贵州，上述状况虽然有所改变，但人财拮据的状况根本上没有得到改变，戎马兵食拮据，加之战乱频仍，甚至有加剧之势。

郭子章之后，到田雯主黔政，其间又经历了八十馀年，贵州兵荒马乱，很少有安宁之时。先后发生了天启奢安之乱，南明永历变乱，清顺治平贵州和云南，康熙初年吴三桂谋变与叛乱，其他局部地区战乱则更多。故从郭子章到田雯，虽然改朝换代了，但治黔却面临着同样的问题。贵州巡抚曹申吉在康熙十二年（1673）《贵州通志》9序中认为当时贵州“僻处西南……而疆宇四错，倚滇扼楚，负蜀襟粤，以致伏莽深山，岁烦牒问”。不过，曹申吉又认识到：“轸黔民之困，以阡陌责令长俾劝于农桑;念边土贫瘠而特罢鼓铸;知荒落之区罔习法度，不可以中原之律治也。而宽其禁令，所以怀柔远人。”1潘超先在此书的序中则表达得更为具体，认为黔省“皆苗彝之薮穴也。如贵阳为省会之区，而平越一带仅往来咽喉之路;安顺半壁则肘腋于南滇;都匀一隅则襟带于西粤;思南、石阡则接轸于蜀封;黎平、镇远、思州则插壤于楚境。再如新疆四府，曰平远、曰大定、曰黔西、曰威宁……虽经改土设流，因陋就简，亦不过有郡之名而无郡之实也”2。这些认知固然有战乱之后的抚绥之计，但也过于消极怠慢，不免如邹元标所说，有“鄙夷者苟简塞责”之实。即徐嘉炎在序中所言：贵州“土田物产，较他方之瘠薄者，尚不能及十之二。夫以黔之地之人之不可倚以守也如彼，其土田物产之无可利赖也如此，夫国家亦何事于黔哉？”3地瘠物匮，人贫而犷悍难治，但贵州地理位置又十分重要，不可不治，“鄙夷者苟简塞责，喜事者轻举飏发”，皆不可求得治黔之法，这正是明至清初期贵州为政者面临的普遍困境，几百年没有解决。

寻求新的治黔之法的时代使命注定落在了后来自觉者之身上。这些颇为消极的倾向，在其后的田雯《黔书》中几乎被清扫殆尽，这是值得深思的。面对这样的困境，相对于郭子章、邹元标而言，田雯对土著社会文化的认识更加清醒而自觉。如他在《黔书·人物名宦》中动情地指出：“士君子崎岖仕路，远入边陲，君亲万里，任巨而责重，苟非有因地制宜之用，鲜有不诟病而隳窳者。以视夫中原善地，捧檄拥传，润饰太平之所为，相去不倍蓰乎？”4他处处有着对土著民族历史文化的尊重和爱护。其中以反对“禁土著蓄鸟枪”一事极为典型，他认为深处深山僻地的人们，村寨隔远，保存鸟枪可以防御不测，驱狼捕兽，禁弛鸟枪会引起土著惊疑恐惧。5这是湘西、黔东地区清代“苗例”成功推行的一个先例。又如：当时黔省东南的苗民偶有“骚乱”，广东总督建议合兵会剿，田雯认为“制苗之法，犯则治之，否则防之而已，无庸动众劳民也”，故力阻之。田雯《黔书》不仅涉黔事甚广，而且对黔之社会历史文化特性已有一定的整体性认识。如在上卷之《創建》《改隶》《黔风》《苗俗》《治苗》诸篇中有总结性思考，这正是从历史的视角对贵州的整体理解。对此，徐氏序文中特别引述田雯之言：“无黔则粤蜀之臂可把，而滇楚之吭可扼。国家数十年来亦知荒落之壤无可供天府之藏，犹且日仰济于他省，岁糜金钱而不惜者，怀柔之道故如是也。然则黔治则有与之俱治者，黔乱则有与之俱乱者。”6这个问题在田雯之后的治黔者中不断被触及，我们能够体会到一代代有识之士对治黔的认识升华过程。这是贵州战乱平定后，改卫所并入州县，恢复社会经济秩序的新形势下的治黔经验总结。

在稍后的康熙三十一年（1692）《贵州通志》（即康熙后《贵州通志》）序中，云贵总督范承勋仍说贵州“计其财赋，不足以当中州一大郡”7。贵州布政使董安国在此书序更是说黔“大抵山丛蛮杂，地确民贫，加以寇乱相寻，凋攰尤甚”8，这确实是平定吴三桂叛乱之后贵州社会的现实状况。但范承勋又肯定了贵州“土风之淳朴，民俗之近古，犹有不足多者焉”9，而巡抚卫既齐在序中又特别提倡要表彰历代能震厉风裁、立功报国之贤豪者。董安国则大加赞扬贵州的新发展，谓“文教诞敷，黔人士濯磨砥砺，炳然可观……下及苗蛮妇女亦知节烈，卓卓可称道。于是叹人之不为地限，采风者不可以其荒陋而忽也。”10这些明显是继承了田雯的治黔思想，说明地方大员治黔的心态在艰难的治理实践中悄悄地发生转变。可见，至康熙中期，经过地方大员三十多年的探索，治黔的基本原则进一步明晰。

对此，徐氏在序文中有精彩的讨论，认为治黔关键在“审其地利，察其人情，始焉必无以启之，而继焉必有以制之”。所谓“无以启之”，即是使土著“相安于其习俗，相乐于其燕闲，群苗勿惊于扰索，土司勿困于诛求”。所谓“必有以制之”，即是“御苗”之方。在此基础上，徐氏提出关于治黔的三点认识：一是深刻理解黔在西南之地位;二是谙习治理“蛮徼”之法;三是须得朝廷选拔出有深沉之才识者治黔。徐氏这些认识实际上是对邹元标、郭子章治黔思想的改进与升华，且认为田雯于此三者皆兼而有之。1黔地界于蜀、粤、滇、楚，田氏曾明确指出“黔治则有与之俱治者，黔乱则有与之俱乱者”，对黔在西南之地位有深刻认识，又能够“既重于严兵守土，而尤重于羁縻抚绥”，得“御苗”宽严相济之法。相对于云南，黔虽非边疆之地，但黔省皆“苗夷之薮穴”“山丛蛮杂，地确民贫”“得其地不足耕，得其人不足使”，而黔又“宽广数千里，界连滇蜀楚粤”，治黔如治边，安西南之边必首善黔事。其中又以得治黔之人选为最难。正如爱必达《黔南识略》序中所谓“朝廷之择之守土，恒重难其选，而得之者顾以为鸡肋”2。相对而言，清朝在为黔事选人上多优于明朝，且不乏大有作为者。田雯之后，尚有鄂尔泰、张广泗、陈德荣、贺长龄等，学界多有论述。

四、《黔书》治黔思想的历史影响

田雯所著《黔书》，对后世颇有影响，乾隆十四年（1749）贵州巡抚爱必达在《黔南识略》序文中称赞道：“郭青螺著《黔记》，田山薑著《黔书》，并称一代文献。”并且继承发展了田雯的治黔思想，具体概括为固疆圉、善风俗、厚民生、布威信、广慈惠，追求声名文物之盛与中土埒。尤其对于土著，指出“向化以后，在厚其生”。这是经历多次战乱后，将大有为政者对贵州全面治理的施政纲领，是真正把贵州当作一个省来全面建设的标志。清代从田雯抚黔开其端，中经鄂尔泰、张广泗大刀阔斧改革再到爱必达，经过撤卫并县、疆界调整、赋税改革、交通改设、改土归流、开辟苗疆等重大的改革调整，贵州由乱转治，由边陲蛮荒之地较快地走上了与内地同步协调发展的轨道，基本上克服了明代对贵州“置之未善”的痼疾，完全打破了明代卫所郡县并治、军民分治、土司拥重、“夷汉”隔绝的格局，超越了明代一直固守“非惟制其不叛，重在使其无叛”3“仅仅以不治治”4的局限性和以贵州为通道专为云南而抚黔的治黔方略。又经过乾隆和嘉道时期的和平开发，经济全面发展，社会兴旺繁荣，文教异常兴盛，百馀年间是贵州历史上发展较为稳定而快速的时期，也是较为辉煌的时期。

嘉庆年间张澍之《续黔书》及李宗昉之《黔记》皆依《黔书》之体例，又力求补其遗漏。特别是年仅二十四岁的张澍在《续黔书》自序中就已经有了建设贵州的高度自觉，特别引用田禾叔之言：“边方之官，非有为不足戡乱;非有守不足服人;非久任不能谙土俗”5，认为这是治黔之宝鉴。道光二十七年（1847），贵州布政使罗绕典在《黔南职方纪略》序文中总结道：“为王者之仁计，黔不可不有也。”重科举、肆翦伐、置守令、宿重兵，可谓重且全也，直接否定了“有黔所以通滇”的愚见，说明贵州既是国家之一部分，必须尽力于黔事。必须坚持“开黔者，圣王无外之盛心，而非利其土地”，对于招徕五方之民，“度地居民之政，于黔为急务”。6这些思想的形成都与田雯的治黔实践和《黔书》的传布影响有很大关系。清代对贵州的治理经过百馀年的探索，已经十分周详。

当然，乾隆后期以来，随着大量外来汉移民的涌入，贵州社会经济得到大力开发的同时，也出现土著“耕种土地颇为汉奸朘削”，进而产生“民苗”之间的土地经济纷争。整个社会由于人口剧增，向山地区域开荒垦殖，林木被大量砍伐，对环境造成了很大的破坏，又因流民增多，在民间社会引起了治安混乱、风俗失序等方面的问题。至道光时期，这种形势越加严重，地方政府遂开始清查民苗各自田产和户口，严格管控汉人侵吞土著田产，使民苗各安其业。“饬禁汉奸私入苗寨”，力求对民苗“一视同仁，筹划两全”1。但把握管控出现偏颇，嘉庆初年安龙一带即已出现驱逐汉人的军事战争，至咸同时期又上升为更激烈更广泛的民族矛盾，史称“咸同各族人民大起义”。正反经验教训告诉我们：贵州既然是一个独立的省份，就要把它当成一个省来全面治理，不能仅仅以其土地及其人民为国家之利，更不能无谓地牺牲贵州的地利与人力，以满足于部分利益集团。经济、政治与文教必须兼顾，尤其是文教事业要优先发展。特别是要处理好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实现真正的共同进步与协调发展。《易·文言》曰：“君子体仁足以长人，嘉会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2

五、结语

田雯治黔是其一生最主要的政绩。其作为康熙时期贵州由乱转治的重要参与者和建设者，励精图治，形成了有利于地方社会发展的治理理念和执政风向，其中以重文教、急民事、尊民俗为最关键。其所撰《黔书》，集中地表达了他的治黔思想，在清代被譽为“治黔者法”之专书，至今仍有借鉴意义。因其有功于黔，得到了黔人的尊崇，也为此后的治黔者树立了榜样，其治黔思想和从政风格有着持续影响。在明代郭子章等人的基础上，包括田雯在内的清代地方大员在治黔过程中，积累了丰厚的经验，且不乏大有作为者。这也反映了清王朝在为黔事选人上多优于明朝，他们对贵州历史文化的区域性和复杂性问题的自觉认识，达到了很高的水平。这些经验至今仍然值得深入探究。

责任编辑：黄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