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亚

摘 要：流亡日本后的梁启超在明治阳明学的启发下，开始主张阳明学“支流超渡东海，遂成日本维新之治”，并以“尚武”和“至诚”为关键词诠释了这一观点。梁启超受到井上哲次郎为代表的明治阳明学和中国传统阳明学素养的双重影响，开始利用阳明学培养具有“尚武”精神的“至诚”爱国的“新民”。梁启超在借鉴近代日本阳明学的经验时，无论在对阳明学“成日本维新之治”的诠释方面，还是利用阳明学培养中国“新民”的思想路径方面都富有“主体性”。

关键词：梁启超 明治维新 日本 阳明学 新民

在近代中日思想史上，都曾掀起一股将阳明学宣扬为推动日本明治维新的核心原动力，并以此为依据，尝试利用阳明学培养新型国民的思潮。中日学界一致认为，明治阳明学助推了近代中国的阳明学热潮。在近代中日阳明学运动的交流史上，最为关键的“媒介人物”当属启蒙思想家梁启超。1900年代，流亡日本的梁启超将阳明学视为推动明治维新的核心原动力，并以此为重要依据，利用阳明学培养中国之“新民”。可以说，梁启超对日本阳明学的诠释和借鉴，对其从阳明学中汲取“新民”的思想资源产生了诸多启发，最终推动了阳明学在近代中国的复兴热潮。

关于梁启超对日本阳明学的诠释和借鉴，目前，中日学界一致认为，梁启超接受了明治阳明学所建构的“阳明学是明治维新的原动力”1的言论，代表学者有荻生茂博2和邓红3。此外，朱义禄根据《节本明儒学案》的眉批指出，在梁启超看来，幕末志士的维新精神来源于我国王阳明，尤其是泰州学派的“知行合一”。4不过，目前学界尚未深入梁启超思想的内部，阐明以下问题：梁启超如何诠释阳明学与维新精神的内在联系？如此诠释的思想来源是什么？这种诠释方式对其利用阳明学“新民”产生了哪些具体影响？有鉴于此，本文将结合史学和思想史学的方法，系统考察上述课题。

一、“支流超渡东海，遂成日本维新之治”

1902年5月，流亡日本后的梁启超在《新民说·论自由》一文中，首次肯定了阳明学之于明治维新的积极作用，称：“日本维新之役，其倡之成之者，非有得于王学，即有得于禅宗。”1同年10月，梁启超则断言，阳明学“支流超渡东海，遂成日本维新之治”2，开始将阳明学视为推动明治维新的核心原动力。梁启超还列举了大盐中斋、吉田松阴、西乡南洲、江藤新平等“维新史上震天撼地人物”，称“其心得及其行事，与泰州学派盖甚相近”3。

这种观点来源于以井上哲次郎为代表的明治阳明学。梁启超流亡日本期间，正值日本阳明学发展史上的“第四次阳明学运动期”4。三宅雪岭于1893年出版的《王阳明》，以及德富苏峰于同年出版的《吉田松阴》，成为明治阳明学的先驱之作。此后，内村鉴三、新渡户稻造、冈仓天心、井上哲次郎等不同立场的明治知识分子们纷纷加入宣扬阳明学的行列。此外，1896年至1919年期间，宣扬阳明学的民间团体及其机关杂志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在这场运动中，明治知识分子们纷纷主张，阳明学是推动明治维新的主要原动力。关于阳明学与明治维新的内在联系，大致出现了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主张阳明学的“良知”学说对幕末维新志士的精神乃至性格产生了重大影响，从而推动了明治维新，代表学者有三宅雪岭5和内村鉴三6。第二种观点认为，阳明学的“知行合一”学说是推动明治维新的主要诱因，代表学者为冈仓天心7。第三种观点强调“日本阳明学派成活泼之事迹，留赫奕之痕迹，远胜于支那阳明学”，即特殊意义下的“日本阳明学”才是推动明治维新的主要动力，代表学者为国家主义者井上哲次郎8及其弟子高濑武次郎9。

身处明治日本的梁启超，当时正试图借鉴日本建立近代国民国家的成功经验，自然会注意到上述言论。这种推测亦可在梁启超的文章中找到佐证。他在1905年编纂的《节本明儒学案》的眉批中摘译了井上的《日本阳明学派之哲学》的原文，共计三处。10具体如下：

日本井上哲次郎氏有言：“治王学者，其所信之主义，曰知行合一。故其人身教之功，比诸言教之功为尤大，欲观其精神，无宁于其行事求之。”（井上哲次郎氏著《日本阳明派之哲学》第六二十七叶）此知言也。11

井上哲次郎著一书曰《日本阳明派之哲学》，其结论云：“王学入日本，则成为一日本之王学，成活泼之事迹，留赫奕之痕迹，优于支那派远甚。”（原著第六二七叶）12

井上哲次郎又云，阳明派之人著书率少，其行状即代著书，且所以感化人者，比著书之效果更大。盖彼等以知行合一为主义，常实行其所知，故所行即所知之发现也。观其学术，当于此焉求之。13

由此可见，梁启超曾研读过该书。并且，井上在《日本阳明学派之哲学》一书中将幕末日本的大盐中斋、佐久间象山、吉田松阴、西乡南洲等“事功可观者”视为信奉阳明学之人。1梁启超在《德育鉴》中同样将大盐中斋、吉田松阴、西乡南洲奉为“以王学式后辈”的维新豪杰。2由此可见，在对信奉阳明学的幕末志士的人物把握上，梁启超也受到了井上的影响。

不过，作为国家主义者的井上强调了特殊意义下的“日本阳明学”是推动明治维新的主要动力，而梁启超则对此作出了批判。针对井上的“日本之王学，成活泼之事迹，留赫奕之痕迹，优于支那派远甚”的论调，梁启超驳斥道：“未见吾泰州之学风焉。”3他认为，泰州学派具有“以非常之自信力，而当下即行其所信”“真有关系于社会于国家”等特征，吉田松阴等信奉阳明学的幕末志士“心得及其行事，与泰州学派盖甚相近”。4因此，在他看来，普遍意义的“阳明学”是推动明治维新的原动力，蕴藏着推动近代中国变革的潜力。

事实上，日本阳明学，特别是幕末阳明学具有折衷朱陆、朱王的学术倾向。自日本阳明学开山鼻祖中江藤树及其弟子熊泽蕃山，直到幕末的佐藤一斋、大盐中斋，均直接或间接地表明了自己折衷朱王的学术立场。继大盐中斋之后，林良斋、吉川秋阳、山田方谷、春日潜庵、池田草庵等幕末阳明学者也均采取了这一立场。

除了大盐、林良斋和春日等幕末志士外，梁启超奉为信奉阳明学的幕末志士的典型代表——吉田松阴也并非是纯粹意义上的“阳明学者”。松阴的学问涉及朱子学、阳明学、古义学及古义辭学、水户学派、本居学派、兵学，甚至佛学、老庄学派等。晚年，松阴在野山狱中讲解《孟子》期间所编写的《讲孟馀话》中，采用最多的是程朱学派的学说。5即便是在倾心李卓吾的学说的晚年，松阴仍然表明自己并非专修阳明学，称：“吾非专修阳明学。但其学真，往往与吾真会耳。”6直至临刑前的1859年（安政六年），松阴在写给弟子入江杉藏的书信中，仍表明了自己实用主义的为学态度，称“纠学问之节目实为重要，拘泥于朱子学抑或阳明学之一端毫无益处，宜以尊王攘夷四字为眼目，取一切书目、一切学说之精华。”7

因此，客观而言，阳明学对推动明治维新确实发挥了重要的积极作用，但明治阳明学和梁启超将阳明学奉为推动明治维新的核心原动力，这种观点不免有夸大之嫌。不过，对于当时正处于政治方面内忧外患、文化方面青黄不接的社会转型期的中国社会而言，这种论调无疑提振了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们利用传统文化推动中国变革的信心。

二、幕末阳明学的特质之一：“尚武”

那么，梁启超如何诠释阳明学“支流超渡东海，遂成日本维新之治”这一命题呢？对此，他曾如此主张：“吾国之王学，唯心派也。苟学此而有得者，则其人必发强刚毅，而任事必加勇猛，观明末儒者之风节可见也。本朝二百馀年，斯学销沉，而其支流超渡东海，遂成日本维新之治，是心学之为用也。”8

这段话多少隐含着以阳明学使人“发强刚毅”“任事必加勇猛”为立论依据，说明“其支流超渡东海，遂成日本维新之治”的潜在逻辑。除了“发扬蹈厉”“勇猛”之外，梁启超还用“尚武任侠”形容阳明学信徒的精神特质，其在1904年撰写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主张“儒之有侠风也，孕而育之者姚江也”，甚至将顾亭林等“五先生”的“以尚武任侠为精神”，归因于“以王学为原动力”1。笔者认为，上述的“发强刚毅”和“勇猛”正是这里的“尚武”精神的外在表现。

尽管政治立场和表述不同，章太炎与孙中山也将幕末志士的“尚武”精神归功于我国的阳明学。1907年，章太炎的《答铁铮》称：“日本维新，亦由王学为其先导。王学岂有他长，亦曰自尊无畏而已。”2孙中山在1905年的一场演讲中称：“维新诸豪杰沉醉于中国哲学大家王阳明知行合一的学说，故皆具有独立尚武的精神，以成此拯救四千五百万人于水火中之大功。”3由此可见，阳明学培养了日本维新志士的“尚武”精神，从而成为推动明治维新的核心动力这一观点，在1900年代几乎成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们的一大共识。

梁启超之所以以“尚武”为媒介沟通阳明学和明治维新之间的内在联系，同样受到了明治阳明学中井上一派的启发。井上认为，日本阳明学人物中“维新前后以事功著称之辈，皆富有强大意志力及敢为强行、排除万难前进之气概”4。高濑也主张，幕末志士们“皆以阳明学练心胆、高气格、道理贯心肝、忠义填骨髓、谈笑生死之间，成就撼天动地之大业”。

尽管表述不一样，梁启超所称的“发强刚毅”“任事必加勇猛”与井上的“强大意志力及敢为强行、排除万难前进之气概”、高濑的“忠义填骨髓、谈笑生死之间”实质上都是“尚武”精神的外在表现。

当然，梁启超如此主张并非是照搬照抄井上等人的主张，其背后有着其自身阳明学素养的支撑。王阳明在南赣剿匪、平定宁王、广西戡乱三大战役中用兵如神、屡建奇功，树立了思想家和军事家的双重形象。不仅如此，阳明学的知行合一、致良知等学说，确实具有让人“发扬蹈厉”的张力。康有为也曾在万木草堂的教学活动中称：“言心学者必能任事，阳明辈是也。大儒能用兵者，一人而已”，并称赞阳明学让人“独立不惧”。5在这样的教育背景下，梁启超早在1899年发表的《支那宗教改革问题》一文就主张孔子六经“重强立而恶文弱”，但自晋唐以后“皆懦弱无气，大反孔子之旨”“惟明代阳明一派，稍复本真耳”。6

三、幕末阳明学的特质之二：“至诚”

根据梁启超的逻辑，阳明学之所以能培养幕末志士们的“尚武”精神，与其使人“至诚”的学问特质不无联系。事实上，梁启超所说的“尚武”和“至诚”犹如硬币的两面，互为表里。1901年，梁启超在《烟士披里纯（INSPIRATION）》一文中将“至诚”定义为“损弃百事而专注于一目的，忠纯专一，终身以事之也”，這种“至诚”便是获得鼓动千古豪杰成就丰功伟业的“烟士披里纯”的唯一途径。7

1902年的《论宗教家与哲学家之长短得失》进一步强调“至诚”之于维新事业的重要性，称“至诚于国、至诚于道而流血成仁……天地间可一不可再之事业，罔不出于至诚”，并以“苟既信矣，则必至诚”解释了志士们获得“至诚”的思想来源。由于“哲学贵疑，宗教贵信”，因此“历史上英雄豪杰，能成大业轰轰一世者，大率有宗教思想之人多，而有哲学思想之人少”。随后，梁启超笔锋一转，称“至诚不必尽出于迷信宗教”。那么，何种思想能教人“至诚”呢？该文给出了间接回答，即哲学中的唯心派哲学也属于宗教，甚至称得上“宗教最上乘”，因而“唯心派时亦能造出人物”，其立论依据之一便是我国阳明学属于“唯心派”哲学，“苟学此而有得者，则其人必发强刚毅，而任事必加勇猛……其支流超渡东海，遂成日本维新之治”。1根据该文逻辑，阳明学属于堪称“宗教最上乘”的唯心派哲学，“宗教贵信”，因此具有让人“至诚”的功能，而这种“至诚”正是志士们“流血成仁”，即“尚武”的精神支柱。

关于“尚武”与“至诚”的内在联系，从其次年发表的《论尚武》一文中亦能找到佐证。该文指出，要培养“尚武”精神必须具备“三力”：“心力”“胆力”“体力”。这里，梁启超用母亲目睹孩子陷于危难之境时“彼其目中心中，止见有子而已，不见有身，更安见有所谓艰险”的心境，解释了何谓“心力”。2这里的“目中心中，止见有子”与上文所述的“损弃百事而专注于一目的”都旨在强调心无旁骛地专注于某一目的，实为“至诚”内涵的不同表述而已。因此，换言之，与“心力”同义的“至诚”是“尚武”精神的第一驱动力。

当然，幕末志士奉行的“至诚”与中国传统阳明学语境中的“至诚”的内涵并不完全一致。前者的内涵是“吾心之纯粹无妄”，是“理”的根源，而不是发现“理”的手段，后者主张“诚意只是循天理”，“诚”的终极目的“循天理”，是发现“理”的手段。3前者的“至诚”具有心本主义色彩，而后者的“至诚”则具有理本主义色彩。梁启超以“至诚”为关键词解读“其支流超渡东海，遂成日本维新之治”这一命题时，将“至诚”解释为“损弃百事而专注于一目的”，故具有心本主义色彩。

梁启超以“至诚”来诠释“日本维新之治，是心学之为用也”，同样受到了明治阳明学和阳明学学问特质的双重启发。明治阳明学的滥觞之作——德富苏峰的《吉田松阴》便描绘了以“至诚”为个性的松阴形象。苏峰认为，“松阴之所以成为松阴，是由于其至诚、不自欺之故”4，松阴身上的忠孝、友爱、信义、爱国、殉道等精神皆源于这种“至诚”精神。从阳明学的视角看，王阳明非常重视《大学》的“诚意”说，称：“大学之要，诚意而已”“诚意只是循天理”，并强调“诚意”要求人践行“意”——“谓意欲温清，意欲奉养者，所谓‘意也，而未可谓之‘诚意。必实行其温清奉养之意，务求自慊而无自欺，然后谓之‘诚意”。5

四、“惟王学为今日学界独一无二之良药”

1902年2月，梁启超在日本横滨发行《新民丛报》，并以“中国之新民”为笔名陆续发表了在近代中国思想史上熠熠生辉的《新民说》系列文章。他主张：“今日欲抵当列强之民族帝国主义，以挽浩劫而拯生灵，惟有我行我民族主义之一策 ;而欲实行民族主义于中国，舍新民末由”。所谓“新”的手段，分为“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和“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6他还将“民德”分为“私德”7和“公德”8，后者目的在于“利群”。而我国的传统道德偏重“私德”、缺少“公德”。因此，梁启超在1903年访美前的“新民”思路是直接培养国民“公德”。1

然而，1903年在美国的政治活动，让他意识到“私德”的堕落才是导致我国维新事业举步不前的根本原因，这导致其“新民”路径发生重大转向。这一转变的标志正是1903年10月至次年2月发表的《新民说》第十八节《论私德》。该文主张“公德者私德之推”，故“欲铸国民，必以培养个人之私德为第一义”2，即由培养国民“私德”入手，再将其推至“公德”。

伴随着“新民”路径的重大转向，梁启超用以“新民”的思想资源由偏重“泰西之学说”转向“吾祖宗遗传固有之旧道德”。而在“旧道德”中，梁启超尤其推崇阳明学。继《论私德》之后，1905年，梁启超编写了《德育鉴》《节本明儒学案》，试图从阳明学中汲取“新民”的思想资源。

梁启超之所以从阳明学中汲取“新民”资源，即利用阳明学培养“国民道德”，与其阳明学“支流超渡东海，遂成日本维新之治”的观点密不可分。在上述利用阳明学“新民”的著述中，梁启超反复强调阳明学对明治维新的推动作用，比如“日本维新之治，是心学之为用也”3“而其维新以前所公认为造时势之豪杰……皆以王学式后辈”4等等，并以这种成功的日本经验为重要依据，将阳明学推崇为近代中国实现救亡图存伟业的不二法门。

除了“支流超渡东海，遂成日本维新之治”的认识，梁启超利用阳明学“新民”的思路也受到了井上为代表的明治阳明学的影响。井上在《日本阳明学派之哲学》的序言中表明，其编写该书主要出于两大动机：一是深感“日本哲学发展史研究的必要性，遂阐明德教之渊源，寻绎学派之关系”;二是针对维新以来的功利主义、利己主义等“破坏我国国民之道德心”的风潮，试图通过阐明陶冶日本国民心性的“阳明学”系谱，为培养“国民道德心”提供思想资源。5其中，井上对第二个动机的阐述，大致占了序言六分之五的篇幅。结合井上国家主义的政治立场来看，井上撰写本书的主要动机是从阳明学中汲取培养以“孝悌忠信”和“共同爱国”为核心内容的“国民道德”的思想资源。井上在为1890年颁布的《教育敕语》撰写的官方解说书《敕语衍义》中，就将这两大精神奉为敕语主旨。6

当然，我们也不能忽视梁启超早在流亡日本前，就已重视阳明学德育功能的思想背景。梁启超曾自称“自学于万木草堂，即受《明儒学案》，十年来以为常课”7，将陆王心学奉为个人修身的核心资源。另外，梁启超在1892年撰写的《读书分月课程》中编排的理学读书次第大致为，第一月和第二月读陆王心学的相关书目，第五月和第六月才读朱子学的相关书目。8由此可见，早在1893年，梁启超就已经将陆王心学置于德育资源的首要位置。据他自身回忆，他的这种德育思路来源于其师康有为。他在《三十自述》中如此回忆：1890年第一次受教于康有为时“请为学方针，先生乃教以陆王心学，而并及史学、西学之梗概”9。

因此，梁启超将阳明学推崇为“新民”的主要思想資源，并非是对日本阳明学的简单模仿，而是有着深厚的学问背景。换言之，阳明学在近代中国的复兴，并非全然是来自明治日本的影响，而是在中国本土已出现了复兴的萌芽。不过，日本阳明学进一步助推了复兴态势，并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们从阳明学中汲取救亡图存的资源提供了立论依据。

五、阳明学与“新民”：“尚武”和“真爱国”

梁启超以“尚武”和“至诚”为媒介，诠释了阳明学与明治维新的内在关系，启发了其利用阳明学培养“尚武”和“至诚”的“真爱国”者。在梁启超看来，这两种精神正是中国实现救亡图存之大业所不可或缺的国民道德，而借鉴日本经验，我国阳明学正是培养这些国民道德的绝好材料。

二十世纪初，中国有识之士们掀起了一股旨在强国强种、保家卫国的“尚武”思潮。在这场近代中国“尚武”思潮中，梁启超再次扮演了先驱者的角色。早在1899年年底，梁启超便发表了《祈战死》和《中国魂安在乎》，弘扬“尚武”精神，1902、1903年分别发表了《斯巴达小志》、《新民说》的第十七节《论尚武》等文章，大声疾呼培养国民“尚武”精神的必要性。特别在《论尚武》一文中，梁启超强调“尚武”是“国家所恃以成立，而文明所赖维持”，是让国家“自立于竞争剧烈之舞台”的“国民之元气”。

在该文中，梁启超认为，“尚武”精神必须具备“三力”：“心力”“胆力”“体力”。1关于这里的“心力”，杨国荣认为，梁启超的“心力说则更直接地与王阳明注重意志努力的思想相联系”，阳明学“因其突出意志作用而对强化心力、意欲的近代哲学家产生了尤为显著的影响”。2由此可见，梁启超所提倡的国民“尚武”精神三大来源之一的“心力”与突出意志作用的阳明学之间有着密切联系。

除了“尚武”精神，如何培养真正的爱国者，也成为当时中国社会所面临的重要课题。梁启超便利用阳明学培养“诚”的爱国者。《论私德》的首要条目“正本”中援引了王阳明的“拔本塞源论”，批判了功利主义的虚伪“爱国者”，提倡做“纯洁”的“爱国者”3。1905年出版的《德育鉴》和《节本明儒学案》也花费大量笔墨鼓励爱国志士们利用阳明学培养“诚”的爱国意识。由于《德育鉴》较为系统地利用阳明学阐发“真爱国”的要义，故在此以《德育鉴》为主要史料展开论述。

《德育鉴》的第一条目就是“辨术”，该条目强调今日之中国当务之急便是“爱国”，且只有“真爱国者”才能实现救亡图存的事业，“真爱国”和“伪爱国”的本质是“义”4和“利”5。但令人痛心的是，现实的中国社会中充斥着或提倡“自由平等破坏”，或“激昂慷慨”言“爱国”而不付诸行动的“伪爱国者”。针对这类“伪爱国者”，梁启超首先援引王阳明的“立志辨义利”“拔本塞源论”等学说，呼吁爱国志士们反省自身的功利之心，若有一毫不自信，则“吾之堕落”计日可待。

在梁启超看来，要做一名“真爱国者”并不难。因为“爱国”是一种“良知”，“爱父母妻子之良知，即爱国之良知，即爱众生之良知”。在阳明学的语境中，“良知”是一种人人皆有的先验的、内在的、普遍性的道德意识和道德情感。梁启超套用了这样的逻辑，赋予了“爱国之良知”上述性格。因此，成为一名“真爱国者”的唯一手段便是“不欺良知”，他称：“《记》曰：‘不诚无物。又曰：‘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然则今日有志之士，惟有奉阳明先生为严师，刻刻以不欺良知一语，自堪其心髓之微。”6

这里，梁启超将“真”视为“至诚”，还将“不欺良知”视为做一名“至诚”的真爱国者的手段。这种将“不欺良知”视为达到“诚”的思路，秉承了阳明学的“是故不欺则良知无所伪而诚，诚则明矣”7这一理论。

另外，在阳明学的语境中，“不欺良知”要求人实践良知，王阳明称：“尔那一点良知是尔自家底准则……尔只不要欺他，实实落落依着他做去。”1这里的“实实落落依着他做去”即是“致良知”，即是“知行合一”。在《德育鉴》中，梁启超便将阳明学的这些理论运用在“真爱国”这一国民公德的培养上。他抄录了大量阳明学及其后学关于“致良知”和“知行合一”的理论，在案语中借此勉励“真爱国”的志士们将“爱国之良知”付诸实践行动。他说：“吾今者一念发动爱国，遂谓吾已行爱国可乎？”“有良知而不肯从事于致之之功，是欺其良知也”。“爱国之良知”能激发人们“思量某种某种科学，是国家不可缺的，自不得不去研究之。又能思量某种某种事项，是国家必当行的，自不得不去调查之”，因此“讲王学与谈时务”并行不悖。2

如上所述，梁启超在1901至1902年期间并没有辨别中国传统儒学中“理本主义”的“至诚”和幕末志士的“心本主义”的“至诚”，甚至将“至诚于色”“至诚于货”一律视为“至诚”。但1904年之后，梁启超则称颂了属于“义”的“真爱国”，抨击了属于“利”的“伪爱国”，又回归了中国传统儒学语境中的“理本主义”的“至诚”。

并且，井上哲次郎将“日本阳明学”宣扬为“国民道德”的路径是将其简单宣扬为是一种“实践强调论”，以培养将《教育敕语》中的“忠君爱国”等德育条目付诸实践的“臣民”。3这恰恰与阳明学的“致良知”“知行合一”学说的主旨背道而驰。阳明学主张的“知行合一”中的“知”是“良知”，要求人们去践行发自自我内心的“良知”，而非盲从外来权威规定的道德条目，尊重道德主体在判断是非善恶时的主体性。与井上不同，梁启超主张道德本源“出于良心之自由”4，致力于利用阳明学中突出道德自律的“良知”学说，呼吁国民们基于“爱国之良知”去爱国，而非仅仅服从于外在权威或外在舆论去“爱国”，符合阳明学的精神。

六、结语

明治阳明学从外部助推了阳明学在近代中国的复兴运动。在明治阳明学的启示下，梁启超接受了他们所建构的类似于“阳明学是明治维新的原动力”的言论，且以“尚武”和“至诚”为关键词诠释这一观点，最终将阳明学奉为“新民”的重要资源。

不过，梁启超批判性地借鉴了日本阳明学的经验。其一，井上等人强调，特殊意义的“日本阳明学”才是推动明治维新的原动力。梁启超对这种论调提出反驳意见，自始至终主张普遍意义的“阳明学”推动了明治维新。其二，井上等人将“尚武”和“至诚”奉为“日本阳明学”的特殊气质，而梁启超则基于自身的阳明学素养，主张这些都是普遍意义的“阳明学”所具有的气质。其三，梁启超用以培养“新民”的主要资源正是普遍意义的传统“阳明学”，而非井上所鼓吹的具有特殊意义的“日本阳明学”。这就导致，井上利用日本陽明学培养基于外部权威服从“臣民”，具有最终走向军国主义的危险性。而梁启超则利用阳明学培养服从个人“良心之自由”去爱国，并践行爱国行动的“国民”，符合阳明学精神。

与此同时，梁启超也并非纯粹地回归传统儒家道德。他赋予了阳明学新的时代价值，实现了阳明学在近代的创造性转化。其一，阳明学的“诚”和“良知”以恻隐之心为根本，提倡将此推广扩充至整个天下，以实现天地万物一体之仁为终极目标，有着“天下主义”的人文精神。梁启超所提倡的“至诚”和“良知”则以爱国主义为基本内容，强调实现中国救亡图存事业，有着强烈的“国家主义”的倾向。其二，王阳明本人虽然擅长兵法并建立了辉煌的军事功业，但并未提倡“尚武”，而是以兵事为不得已的凶事，而梁启超利用“尚武”诠释阳明学与明治维新之间的内在联系，且利用阳明学的思想要素培养国民“尚武”精神。其三，阳明早年的“知行合一”说注重行动的原初发动力，有一定的意志主义色调，但晚年的“致良知”注重对意念的省察，更具有理智因素，梁启超所提倡的阳明学则有强烈的唯意志论色彩。上述梁启超对阳明学的创造性转化，与其所身处的中国社会面临世界列强蚕食瓜分的现实社会密切相关，其最终目的是将中国建设为独立自强的新型国民国家。可以说，这种与时俱进、开放创新、文化自信的姿态，为我们推进传统思想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责任编辑：王 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