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号互动视角下人物访谈栏目的话语互动与意义建构

2021-09-22刘新蕾

新媒体研究 2021年11期

刘新蕾

关键词符号互动论；人物访谈；《出圈》；话语互动；意义建构

中图分类号 G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0360（2021）11-0111-04

传播是将信息符号化和符号解读的过程，是信息互动主体利用符号体系来建构交流场域、传达符号意义的过程。换言之，人类传播在现象上表现为符号的交流，而实质上是精神内容的交流。采访是新闻生产的起点[1]，人物访谈栏目《出圈》在议程设置和话语生产中充分挖掘大众社会中的新鲜议题，通过记者与嘉宾的语言符号和非语言符号实现话语的可持续性生产，构建出由符号文本形成的共通的意义空间。

本文运用符号互动理论，选择《出圈》栏目进行个案分析，研究该栏目话语主体的符号互动模式，探究访谈类节目在人际传播与网络传播中如何实现意义的搭建。

1 人物访谈的本质是话语主体的信息互动行为

话语主体是言语交际的参与者，也是话语意义的建构者。言语交际是一种信息互动行为，谈及信息互动，不得不提到社会学中的符号互动理论。符号是信息意义的外在形式或物质载体，是信息表达和传播中不可缺少的一种基本要素，具有携带和传达意义的功能[2]。符号互动理论起源于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和行为主义心理学传统，由社会学大师乔治·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创立，后经布鲁默（Herbert Blumer）、戈夫曼（Erving Goffman）、库恩（manford Kuhn）赓续发展补充。在布鲁默等人的研究中，社会被视为相互作用的个体的集合体，而相互作用的中介物正是符号，互动者会运用群体和他人的视角考虑问题，并根据具体的情景调整符号的运用，从而成功地彼此调适，达到交流的和谐[3]。

信息生态系统的运行是以人为本的，人是社会信息系统的中心[4]。在一场完整的访谈活动中，记者站在公众的角度，在特定环境中利用语言符号和非语言符号与嘉宾进行言语交际行为，带着媒体与公众互动的最终目的和嘉宾进行信息传播与交换，得到嘉宾的回应，实现意义建构。基于此，我们有理由相信人物访谈本质是一种信息互动行为，利用符号互动理论研究人物访谈栏目的话语互动模式和意义建构能给予人们许多启发。

1.1 运用语言符号加强《出圈》栏目的互动反馈

在《出圈》中，记者利用语言符号的任意性和层次性特点，使嘉宾的访谈内容形成鲜明生动的语义指向和循序渐进的逻辑层次。在符号的任意性方面，能指（具体的符号形式）与所指（心理的符号内容）的联系体现了社会大众对某一文化现象约定俗成的认知。受到主流意识形态父权制文化长期潜移默化建构的影响，女性意识在大多创作者和观众的思维里是缺席的[5]。在《出圈》专访演员伊能静中，记者紧抓《乘风破浪的姐姐》节目对“30+”女性构建的年龄符号，引导嘉宾从个人认知角度阐释对“乘风破浪”的理解。在语言符号的层次性方面，《出圈》栏目采访伊能静过程中，记者对嘉宾的访谈逻辑从剖析年龄符号标签到社会审美标准，逐渐过渡到嘉宾形成自我认知评价，探讨女性社会角色。《出圈》栏目的议程逻辑从微观议题切入到宏大主题提升，拔高了人物访谈栏目的传播价值。

1.2 运用非语言符号搭建主體相洽的互动情境

非语言符号是人际传播的充要补充，它包括体态符号和仪式化符号，前者包括动作、手势、表情、姿势等体态语言，后者包括具有独立性和象征性的物化载体，如服装、道具、场景环境等。非语言符号能够在传播情境中形成自身不具有的新意义。《出圈》栏目在长期发展中形成个性分明的非语言符号体系，主要体现在生活化的体态符号和流动化的场景符号。

首先，在体态符号方面，记者的前台形象本身是一个强烈的符号展现。对于传统电视访谈栏目而言，镜头前的记者与嘉宾通常身着西装革履，展现出正襟危坐的体态形象，与受众形成空间距离感。在互联网传播场域中的人物访谈更多的面向年轻化受众群体，其栏目风格偏向轻平化、亲民化。《出圈》栏目记者许研敏在节目录制中保持身着深色系简约T恤或休闲化服饰，不使自身的外在形象喧宾夺主，将受众注意力保持在节目的访谈内容中。

其次，场景符号构建了互动双方的具体场域和信息情境。与侧重获取信息、解决未知的文字采访相比，视频采访在此基础上更加注重采访现场的符号环境。访谈嘉宾的其言行举止受行动环境的影响，流动化的空间符号有利于降低嘉宾谈话时的心理戒备，搭建互动双方互洽的传播情境，使嘉宾的真情实感得以自然流露，实现访谈效果最大化。不同于传统电视人物访谈节目在演播厅、会议室等录制现场，《出圈》栏目将符号空间选择权让渡于嘉宾，使场景符号集中在嘉宾生活、娱乐和工作的流动化情景中。例如《出圈》在专访脱口秀演员池子时，访谈地点选在了池子的Mandrill酒吧。访谈中，记者与嘉宾觥筹交错，酒杯、灯光、食物、桌椅等嵌入为互动情境中的场景物化符号，有助于话语主体在弱关系中实现强互动。

2 信息互动中话语主体的社会心理过程

2.1 话语主体的自我呈现

乔治·米德把自我分解为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两个方面：一方是作为意愿和行为主体的“主我”，它通过个人围绕对象事物从事的行为和反应具体体现出来；另一方是基于他人的社会评价和社会期待的“客我”，是自我意识的社会关系性体现。社会学家戈夫曼在符号互动论的基础上提出“自我呈现”理论，该理论认为自我呈现的本质是个体以自己的愿望为基准，不断展现自我形象，从而影响他人对自己的印象和评价。“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做出的每一个行动都是我们自我概念的表现。”[6]

“语言表达”是展示和传播形象的重要方式[7]。戈夫曼在“拟剧理论”中认为人际传播是人们利用符号体系来展现“自我”的过程，并且提出人们为了表演，会区分前台和后台场域。但社交媒体时代的媒介环境逐渐打破了前台和后台的壁垒，个人的自我呈现场域模糊化，使个体的自我形象不断满足自我意愿和社会期待。“在明星人设的建构和传播中进行的关联网络议程设置是为了实现启动效应，从而形成有利于明星营销的舆论。所谓启动效应（priming）就是使特定话题或属性更加具有显著性，并且更容易在形成意见的时候被采纳。”[8]演员董成鹏在电影荧幕前通常以幽默的、怪诞的、搞笑的语言符号展现出一种轻喜的人设形象。在《出圈》栏目的人物专访中，董成鹏作为话语表达主体围绕“乡愁”讲述电影《吉祥如意》背后的家庭故事，展现出不同于荧屏前的轻喜人设，而是以沉着冷静的形象示人，节目中关于家庭的私密性话题成为董成鹏后台形象前台化的符号表征。

2.2 话语主体的心灵过程

米德在《心灵、自我与社会》中论述心灵与反应及环境的关系，认为心理过程并不存在于语词之间，而是符号在发挥作用，心灵的领域从语言中突现，使得交流获得重要性[9]。当个体自我与社会期望发生矛盾冲突时，个体在心灵中通过自我意识和社会秩序的互动产生行为抉择，即心灵做出遵从社会或表现自我的判断。

《出圈》栏目专访过两位感染HIV的患者“松鼠哥”（网名）和小刚（化名），二人有相似的患病经历却有着截然不同的家庭环境和命运走向，反映出个体家庭和社会集体对HIV感染者的认知差异。在访谈中可以看到，“松鼠哥”在患病后得到了家人与好友的理解与安慰，保障了正常的生活；小刚则受制于农村社会的“面子”困境，面临家庭关系的决裂。

记者：那你们（小刚与家人）现在是什么状态呢？

小刚：用一句话概括就是有血缘关系的陌生人。

节目中，小刚在记者提问后经过短暂的思考表达出了情感强烈的话语，可以看出小刚的心灵经过了符号意义接收和转化的过程，他把抽象的家庭关系指向为有血缘关系的陌生人。这种心理过程既表现出小刚对农村社会“面子”问题的抗争心理，也刻画出小刚坚持选择表达自我，以反叛者的姿态对待家庭关系的心理判断。

2.3 边缘主体的自我社会化

米德认为，互动是在变动的社会结构（文化、社会等）中进行的[10]。社会在塑造人的自我和心灵的同时凭借自我和心灵得以建构和延续[11]。人物访谈栏目在与边缘群体进行互动时也发挥着社会整合功能，从社会意义上实现改善个体生存环境，推动社会发展进步。

人物访谈节目通过给予边缘群体话语权，将边缘群体的生存镜像嵌入到社会的进程中，当社会个体在自我表达与社会意见相矛盾而难以屈从社会时，边缘主体通过话语权的争夺来得到社会的关注、理解和认可，以使边缘主体收编到社会成员共同认可的制度规范中，并为边缘主体提供社会保障和服务。“草根群众要想通过视频传播获得集体认同并吸引大众目光，方式之一便是通过相关内容吸引大量网民围观，从而使消息成为热点。”[12]《出圈》对边缘主体的自我社会化的呈现，在2021年4月2日推出的《专访“尬舞皇帝”红毛》一期节目中尤为明显。该期节目以尬舞网络红人顾东林作为表现对象，将其身份符号形容为“尬舞皇帝”，一边通过镜头展现顾东林受人瞩目的尬舞狂欢景象，一边毫无保留地呈现他罹患癌症后的生存困境，形成强烈的情感反差。网红的符号化反映了受众对事件和行为相关者的价值认同，其情感黏合的功能愈发明显[13]。节目以中立而非审丑的态度引导社会公众关注泛娱乐化时代乡村网红群体的自我狂欢，关照草根民众的生存现状。

3 符号互动在人物访谈栏目中的双重功能

3.1 在人际传播中生成共通意义空间

符号是意义的载体和表现形式，共通的意义空间是意义交换的前提。共通的意义空间既包括对传播中所使用的语言、文字等符号含义的理解，也包括大体一致的生活经验和文化背景。人际传播是《出圈》栏目中记者与嘉宾的主要互动方式，即互动双方在面对面的交流场域或借助某种有形物质媒介实现信息交换。同时，在访谈前期，记者通过对嘉宾资料的整理收集，掌握嘉宾的文化背景，有助于在访谈过程中建构互动双方共通的意义空间，提高节目现场的访谈效率。

《出圈》栏目的符号互动是社会、媒体、受众多方互动反馈的过程。该栏目通过整合社会热点事件将其引入访谈议题，与访谈嘉宾发生言语交际行为，进而建构话语意义。此时的话语意义不是单纯的符号转换，而是在说话者与倾听者之间生成的一种创造性建构。学者认为“所谓‘建构就是‘选择，说话者从特定的交际意图出发选择话语形式，倾听者从说话者给定的话语形式中选择特定的交际意图，话语意义建构就是在说、听双方的选择中生成的认知加工过程。”[14]这一认知加工过程包含了说话者编码和倾听者解码的心理过程。以《出圈》栏目符号互动模式图为例（图1），编码是记者依据前期材料运用语言符号和非语言符号将特定的访谈议题化为某种话语形式标识（即表达），解码则是嘉宾从话语标识中找到特定的交际意图（即理解），进而形成话语双方共通的意义空间（即图中阴影部分），这个过程便体现了话语主体对意义的创造，强化了人物访谈的互动效果。

3.2 在网络传播中发挥社会整合功能

社会良性运行离不开传媒的深度介入，传媒对社会生活中组织、协调、监督等方面具有强大的社会整合功能。当某些社会触发性事件和集合行为发生时，非常态的传播机制异常活跃，“人们对事实的选择性相信更加速了非理性话语的传播，甚至造成了伪科学的流行。”[15]媒体若能构建恰当的新闻框架、生成合理的议程设置、有效地引导受众讨论，则能够有效地释放社会结构压力，维稳社会秩序。《出圈》栏目依托互联网宽松的媒介生态环境，在网络议程设置中不规避社会敏感话题。不论是《专访张文宏医生》中的公共卫生议题、《专访北师大教授刘文利》中的社会性教育议题、《专访伊能静》中的女性主义议题，该栏目从横向借助知名人物的身份符号加持，提高公众对敏感议题公共议题的注意力。同时，从《专访马金瑜》中的家庭暴力议题、《专访HIV感染者》《专访“尬舞皇帝”红毛》的边缘个体生存议题，《出圈》栏目纵向挖掘特定个体议题的深度，为边缘的、弱势的群体打造相对自由的言论表达和舆论参与平台，开通多方利益诉求通道[16]。《出圈》栏目对议题的横向与纵向整合，有助于引導公众监测社会环境、关注边缘个体。

4 结语

有学者认为，“制作成本低廉的谈话节目为受众提供了一个公共话语空间和人际交往平台，故而受到观众青睐。”[17]受众在对文本进行解码过程中，会带着所处时代的文化密码和情境信息。当前受众在整体上正呈现出重视情感和价值信念的倾向[18]。谈话节目想要获取成功，须要根据受众的文化感知能力进行调整[19]。早期的传统访谈节目以单向传播为主，网民意见的反馈网络热点话题对节目组而言并不具有重要意义。“随着融媒体的到来，访谈节目话题逐渐整合网络热点话题，为受众提供一种全新的视角去讨论网络热点话题。”[20]一档优质的人物访谈栏目应站在公众角度，带着公众对社会议题互动交流的最终目的，促进公众对现实环境的关注和思考，“培育积极的‘公共情感，能够让网民在‘公共情感中获得意义、价值和尊严，进而激发共创美好社会的热情和信仰”[21]，发挥传媒整合社会的正向功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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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丁柏铨.新闻采访与写作[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35.

[4]黄晨.乡村健康传播的问题及对策研究：基于信息生态系统平衡的视角[J].新闻知识，2019（5）：71-73.

[5]陈家悦.“她题材”影视作品中女性形象的塑造：以《三十而已》为例[J].艺海，2020（12）：69-71.

[6]D·P·约翰逊.社会学理论[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414.

[7]黄晨.基于大学生情感表达的文化现象研究[J].汉字文化，2020（4）：193-194.

[8]李曼婷.关联网络议程设置视角下明星人设的建构和传播[J].戏剧之家，2019（35）：71-73.

[9]乔治·H·米德.心灵、自我与社会[M].赵月瑟，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

[10]张瑜.符号互动论中的自我与传播研究[J].中国报业，2021（2）：126-128.

[11]李苓，冯剑侠.电视访谈节目中的符号互动：以《鲁豫有约：爱人同志》为分析案例[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8（5）：106-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