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对乡村差序格局传播结构的重塑及数字反哺

2021-09-22芦猛

新媒体研究 2021年11期

芦猛

关键词新媒体；乡村；差序格局；传播结构；数字反哺

中图分类号 G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0360（2021）11-0081-03

互联网以其强大的连接、交往和关系建构能力，为公共讨论和社会交往创造了前所未有的通路、平台和行动空间[1]。截至2020年12月，我国乡村网民规模3.09亿，占网民整体的31.3%，乡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为55.9%[2]。新媒体给乡村社会带来了深远的影响，新媒体的发展与应用深刻改变着乡村社会的传播结构。同时，新媒体的普及会推动乡村社会的文化反哺和数字反哺，引发家庭乃至社会话语权力的调整以及权威模式的重塑[3]。

1 中国乡村传统的差序格局传播结构

中国传统乡村的人口流动性较弱，人们对家乡、对宗族有着深深的依恋。费孝通先生把中国传统乡村社会概括为“差序格局”，形成了以“己”为中心，顺着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向外延伸的社会关系网，像石子投入水中激起的波纹一样，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愈推愈薄[4]。

1.1 熟人社会

费孝通先生看来，在中国传统乡村“熟人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存在着互相影响。不同于城市里人口流动速度较快的“陌生人社会”，在传统乡村较为封闭的地理空间里，人们形成了一套独特的熟人社会行动逻辑。由于人们的生产生活空间相对稳定，人与人处于一种“低头不见抬头见”的状态[5]。乡邻之间往来密切，熟悉程度高，甚至在社交上，他人的姓名不常上口，交往过程中不必通名报姓。

熟人社会中，人与人之间频繁的交流和互动导致了信息的相对对称，加之乡村生活的环境单一，新鲜事物的出现总会激起人们的热情，引发人们的高度关注。从而使得舆论从发生到传播十分迅速，且传播范围广泛，出现所谓“一传十，十传百”的现象。

1.2 传播圈层

乡土传统社会以村落为单位，村落之间较为孤立，人口的流动和接触较少，各自保持着相对独立的社会圈子。而在村落内部，人口交流频繁，传统乡村社会形成了独特的传播圈层。以血缘、亲缘和地缘为核心的社会圈子，是传统乡村社会中个人最主要的社会关系，具有紧密性和稳定性。诸如家庭、氏族、邻居等小圈子，是村民个人的初始社会关系和传播圈层。在差序格局的社会结构下，传统乡村社会形成了以村民个体为中心，以“面对面”的人际传播为基础，以“己群”初级社群为主干的多层次传播网络[6]。乡土社会中信息传播建立在初级群体之中，个体处于一种以个人为圆心向外扩展的社群中。受社会圈层的影响，信息由圈子中的核心向边缘逐级传递，信息的内容和质量随之递减，形成了存在亲疏远近关系的传播圈层。

1.3 前喻文化

美国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将人类文化划分为前喻文化、并喻文化和后喻文化三种类型。前喻文化是晚辈向长辈学习的文化[7]。中国传统乡村社会便是前喻文化的传递方式，是一种“前喻结构”的信息传播模式。传统乡村社会主要以家庭小农户生产为主，长辈以绝对的权威向晚辈传授劳动经验。长辈的口传心授是晚辈重要的知识来源，长辈的话语作为“教科书”，其背后蕴藏着对文化的认同和遵从[8]。在费孝通先生看来，长幼有序是中国亲属制度中最基本的原则，中国乡土社会文化稳定，每一个年长的人都握有强制年幼的人的教化权力。乡土社会中的族长、家长、德高望重的长者往往是信息的原始和直接信源。

2 新媒体语境下乡村传播的特点

2.1 信息传播方式超越时空局限

乡村传统的信息传播方式包括个人与个人之间的人际传播，家庭內部、街头巷尾、田间地头的群体传播。在大众传播媒介产生之后，乡村经历了报纸、广播和电视等传统媒体的渐进式叠加。新媒体的迅猛发展，呈现出明显的“去中心化”的特征，改变了传统媒体中心化、单向度、灌输式的传播模式，改变了乡村以往“口对口” “面对面”的传播方式，信息传播超越时间和空间的限制。

信息传播过程在一定程度上来说就是重新建构社会关系、重新描绘社会图景的过程[9]。媒介会影响社会话语的生产，给乡村传播结构带来改变，从而对社会结构的变迁具有重要的意义。乡村社会以往的信息传播具有明显的组织传播的特性，传统媒体的议程设置功能在乡村的作用尤为显著。传统媒体所传播的信息内容，往往会在乡村范围内引发新一轮的传播和讨论。新媒体的使用改变了村民传统的媒介使用行为和信息获取方式，新媒体海量化和碎片化的信息也在影响着村民们的信息获取内容。

2.2 信息获取内容呈现城乡趋同

村民以往的活动范围有限，生活方式简单，信息需求较为单一，信息传播内容涉及面较窄。裹挟着巨量信息的新媒体影响着村民的信息需求结构。村民的信息需求不再局限于乡村，村民主动获取新的信息内容，城乡的信息需求呈现出趋同的趋势。微信、快手等快速发展的社交媒体和短视频平台，以极大的优势吸引着乡村用户，为村民获取信息、了解世界、社交联络提供了便捷的途径和渠道。

由于新媒体的出现，村民们的信息获取内容更具可选择性，信息接收由被动转为主动。随着大数据和云计算等新兴技术的普及，以及5G技术的快速应用，算法推荐和精准化推送满足了乡村受众个性化的信息需求。信息传播的形式不仅局限于文字，短视频承载着更多的信息内容在乡村日益普及。自媒体、网络直播的繁荣，改变了村民以往的生活方式和娱乐方式。村民不再是单一的信息接收者，同时亦是信息的生产者。村民有了更多展现自我的平台和机会，有助于村民提升自我效能感，传播乡土文化，打造草根文化。

3 乡村传统差序格局传播结构的重塑

新媒体改变了乡村居民个人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更重要的是对乡村的社会形态产生了影响，重塑了乡村传统的差序格局传播结构。

3.1 思想观念和社交方式媒介化

中国传统乡村社会是一个礼俗的社会，人们在乡土社会遵循着传统的交往礼数。以社交媒体为代表的新媒体开拓了乡村信息传播渠道和空间，改变着传统乡村社会的社交方式，催生出新的交往方式，培养和重塑村民原有的社交观念，原有的“口对口”“面对面”传播方式逐渐被媒介化的交往方式所取代。

借助新媒体技术，村民社交方式发生了变化。即时的传播速度代替了以往的口耳相传，尤其是微信等社交媒体的广泛使用更是加速了这一改变过程。微信集人际传播、群体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为一体，深刻改变着乡村居民的日常生活、信息传播方式和交往方式，改变着村民们的思维观念和生活方式。村民们的思想观念更新，交往方式和社交方式也呈现出媒介化的倾向。

3.2 社会关系和传播圈层扩大化

在乡土的熟人社会中，村民依附于土地，土地的不流动禁锢了村民的社会关系。村民的社会关系简单，传播范围狭窄，一般社会关系的范围仅仅限定于村落和氏族内部。新媒体调整了乡村原有的媒介生态，从时间和空间等多个维度改变着村民的社交观念和行为，进而扩大了村民的社会关系范围，弥合了乡村和城市之间的传播隔阂，逐渐打破城乡二元的传播结构。

现代社会人口的流动冲淡了传统的“熟人社会”，“陌生人社会”逐渐形成。新媒体的出现重构着人际交往方式，改变着“陌生化”的交往模式，人与人之间重新回归到“新熟人社会”。新媒体打破了原有圈子的屏障，突破了“原有圈层”的束缚，村民可以通过新媒体与完全陌生的人产生联系。同时，新媒体也重新打通并维系着村民原有的社会关系，老同学、老朋友、远房亲戚……这些社会关系得以重新连接，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借助家族和家庭微信群的建立和运行，长期未联系的亲戚得以重新熟络。新媒体扩充了村民的传播圈层范围，打破了传统的地理空间限制和居住模式。在以血缘、亲缘和地缘为核心的“原住圈层”基础之上，延伸出了以学缘、业缘和趣缘为核心的“拓展圈层”[10]。

4 乡村代际互动转换与数字反哺

乡村差序格局传播结构的重塑，不仅包括横向村民社会关系和传播圈层的改变，还包括纵向家庭伦理和代际互动模式的转换。新媒体在重构传统乡村社会以村民个人为中心向外辐射的社会关系网络的同时，给家庭和社会也带来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乡村代际互动模式转换，数字反哺模式生成。

4.1 乡村代际互动转换

新媒体改变了乡村原有的代际互动模式，根据玛格丽特·米德的代沟理论，急速的社会变迁给社会带来了深远的影响，造成了“深深的、人工的沟壑”，即“代沟”的出现[11]。传统的前喻文化结构濒临瓦解，后喻文化逐渐形成。新媒体的快速普及给乡村带来了知识、观念、生活方式等方面的代沟，进而造成了乡村的代际鸿沟。媒介的发展本身也可以是划分不同代际的利器[12]。新媒体的快速涌入给乡村带来的数字化和信息化，与乡村人口老龄化、家庭空巢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乡村老年人成为了“数字弱势群体”。依托于新媒体，乡村成员之间的对话突破了时空的限制，“面对面”的社群转移到线上。新媒体使话语表达更为多元化，互动性增强。同时，新媒体也正在消弭传统乡村社会话语权和信息传播权的中心化状态。传统的父系权威格局有所弱化，新媒体为晚辈赋权，晚辈与长辈在线上可以实现平等对话。子代实现“反客为主”，森严的家庭伦理得以重塑，话语权发生代际转换[13]。

4.2 数字反哺模式生成

新媒体打破乡土社会原有代际壁垒的同时，也在拉大代际之间的数字鸿沟。新媒体语境下，乡村传统代际互动模式重构，前喻文化与数字反哺实现动态平衡。传统的前喻结构，父代教化子代，父代向子代传授知识，父代对子代有绝对的权威。而在新媒体时代，子代为父代传授新鲜事物。尤其是在手机等新媒体的使用方面，中老年人通常要“拜子女为师”。传统的“教”和“受”的身份和角色不再固化，双方的地位发生置换。对于子代来说，可以提升在家庭中的话语权，增强在家庭中的归属感。数字反哺得以重塑传统的家庭伦理关系，改变固有的家庭模式。后喻文化和数字反哺将成为社会的常态，不仅会催生传统家庭伦理的变化，更会重构社会场景和社会身份，重塑乡村社会传统的礼俗和文化。同时，数字反哺将极大提高乡村中老年人新媒体和互联网的使用技能，促进亲子互动和社交联络。年轻人对年长者的数字反哺，可以提升鄉村中老年人的媒介素养，缩小代际数字鸿沟，推动新媒体在乡村的普及。

5 总结和讨论

新媒体和互联网作为新事物，从横向和纵向两个方面对乡村传统的差序格局传播结构产生着瓦解和重塑。面对新媒体给乡村社会带来无限可能的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到新媒体在乡村转型过程中容易产生的问题。新媒体协同下，乡村传播环境呈现出“去中心化”的趋势，媒体格局和舆论生态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革。由于监督体系的缺失和漏洞，容易使虚假信息、有害信息在乡村泛滥。在“去中心化”的社会化网络媒体信息大量涌入的情况下，容易造成“信息茧房”，阻碍乡村范围内共识的达成和社会关系的黏合。同时，新媒体给乡村带来的数字鸿沟、代际鸿沟，社会关系和伦理问题也要引起足够的重视。

参考文献

[1]胡百精，李由君.互联网与对话伦理[J].当代传播，2015（5）：6-11.

[2]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4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EB/OL].[2021-02-03].http：//www.cac. gov.cn/2021-02/03/c_1613923423079314.htm.

[3]周裕琼，丁海琼.中国家庭三代数字反哺现状及影响因素研究[J].国际新闻界，2020，42（3）：6-31.

[4]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40-43.

[5]吴重庆.从熟人社会到“无主体熟人社会”[J].读书，2011（1）：19-25.

[6]陈洪友.从差序格局到新媒介框架：我国乡村传播结构转型的考察[J].编辑之友，2020（9）：43-48.

[7]玛格丽特·米德.文化与承诺：一项有关代沟问题的研究[M].周晓虹，周怡，译.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7-12.

[8]李凌凌，郭晨.后喻文化：信息时代的文化反哺[J].新闻爱好者，2016（1）：37-41.

[9]刘庆华，吕艳丹.疫情期间乡村媒介动员的双重结构：中部A村的田野考察[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0，42（7）：73-77.

[10]方楠.互联网时代的“新差序格局”：微信圈层场域中社会结构与关系格局的变迁与重组[J].社会科学论坛，2020（3）：84-92.

[11]玛格丽特·米德.代沟[M].曾胡，译.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