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祥辉 陈迎红

摘 要：博士生招生规模事关国家创新驱动战略与高层次拔尖创新人才储备。文章以2010年《教育规划纲要》颁布为时间节点，基于对近十年招生数据的统计分析，发现我国博士生招生的总体规模呈从“渐进”到“突进”的扩张趋向、学科结构呈应用性学科为主的局部扩张、学位类型呈以专业学位为主的跨越扩张、举办者呈从中央转向地方的延伸扩张。然而，虽然我国博士生规模扩张的幅度逐渐增大、结构逐渐优化，但立足于文献、事实与数据审视扩招后的相关争论，发现当前招生规模仍远未达到饱和状态，且存在“质量削弱”和“过度教育”的隐忧。因此，为保障未来我国博士生教育实现“有质量扩张”的内涵式发展，需优化招生结构，创造博士生规模的扩张空间;深化综合改革，保障博士生培养的质量内核;强化学术训练，支撑博士生就业的多元流动。

关键词：博士生教育;扩招;招生规模;培养质量;教育规划纲要

一、问题的提出

博士生教育是国民教育体系的“金字塔尖”，其培养规模既可表征一国人才资本储备的多寡与知识创新潜力的高低，又是衡量国家竞争力和创新力的重要指标。2015年博士生教育进展国际会议上发表的《牛津宣言》提出：“作为新知识、新观点及新方法的创造者，博士学位获得者卓有智慧、能力非凡且多才多艺，他们能够成功进入宽广的职业生涯，为技能型劳动力形成做出了重要贡献，这对21世纪的知识经济时代尤为关键，必须受到充分认识和广泛宣扬。”[1]这凸显出博士生教育之于知识经济蓬勃推进的重要性，由此便可理解“扩大博士生教育规模”何以成为各国政府的普遍政策诉求。

发达国家的博士生教育起步较早，支撑条件相对成熟，博士生招生规模在政策推进下得到较快增长。据统计，本世纪前十年，OECD国家中除德国和芬兰的博士生规模保持基本稳定外，其余国家的博士生规模均呈现出大幅增长或温和增长的趋势（如美英等博士生教育大国的规模翻了近一番）。[2]相比之下，我国博士生教育起步较晚，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又亟需大批高层次拔尖创新人才，此种强烈的工具价值取向致使我国博士生规模呈现出追赶式发展和补偿式扩张的特点。如上世纪末我国实施的“高校扩招政策”，便推动了博士生招生规模的快速扩张，从1999年的17724人激增至2010年的63762人，年均增长率达到了1351%[3]，但此阶段总体仍属于“以规模扩张为中心”的外延式发展。而自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简称《教育规划纲要》）颁布以来，博士生教育“适度扩招、质量为先”的政策取向逐步明晰，开始朝“以提高质量和效益为中心”的内涵式发展阶段转向。[4]这种政策精神在陆续出台的《关于深化研究生教育改革的意见》（2013年）、《关于加强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质量保证和监督体系建设的意见》（2014年）、《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十三五”规划》（2017年）中都有所体现。

那么时隔十年，我国博士生教育在规模和结构上是否满足了政策的预期目标？相关研究多基于长时段数据，进行博士生招生规模的国际比较[5-7]和趋势预测[8-10]，但尚无研究关涉到《教育规划纲要》颁布十年后博士生招生规模的变化情况，亦未对新一轮扩招后的相关问题做出深入剖析。基于此，本研究以《教育规划纲要》颁布后十年为时间节点，基于教育部统计数据及相关文献，呈现新一轮博士生教育规模扩张的数量及结构变化，理性审视有关博士生规模扩张的相关争论，进而提出我国博士生招生规模的未来进路。

二、我国博士生规模扩张的幅度及结构变化

一般而言，招生规模的大小、增幅的高低和结构的布局，代表着国家政策导向和发展战略方向。《教育规划纲要》设定了研究生扩招的具体指标，提出了学科专业、类型和层次结构的优化目标。基于2010-2019年的教育部统计数据①，本研究将从总体规模、学科结构、学位类型和不同举办者四个测度，直观呈现出我国博士生规模扩张幅度及结构变化。

（一）总体规模：从“渐进”到“突进”的扩张趋向

在“适度扩大博士研究生规模”的政策引导下，2010-2016年博士生招生数量整体呈平缓增长趋势（如图1），2010年博士生招生数为63762人，时至2016年也仅增加至77252人，平均年增幅为321%，远远低于本世纪前十年的年均增长率1351%，这说明“适度扩招”的政策在十年规划的前中期得到较好贯彻。但2017年开始，博士生招生规模的平均年增长率陡然增加至10.85%，時至2019年已达到10万人的招生规模，短短3年便已超过《教育规划纲要》实施前7年的增幅。其背后原因在于：一方面，2017年国家面对严峻的经济下行压力，包含博士生教育在内的研究生教育扩招便成为延缓就业矛盾的策略性行为;另一方面，国家于2017年正式推出《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施办法（暂行）》，全面吹响了“双一流”建设的政策号角。由于该方案实际是遵循科研导向的评价与激励政策设计，而博士生教育往往与“学术声誉”和“科研产出”等符号紧密相连，致使各高校围绕博士学位授权点审批和博士生招生名额扩张展开激烈争夺，进而驱动了博士生招生规模的快速扩张。博士生招生规模从“渐进”至“突进”的发展趋势表明：《教育规划纲要》虽对博士生扩招方向及体量做了宏观指导，但如若过程中出现重大或突发事件之时，博士生教育便将脱离规划的原有轨道，借助政府的“急就性政策”[11]，实现补偿性或超前性的扩张。

（二）学科结构：应用性学科为主的局部扩张

《教育规划纲要》提出“适应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建立动态调整机制，不断优化高等教育结构”[12]，这决定着博士生教育规模扩招的科类结构调整成为重要方向。如图2、3所示，除军事学（年均招生规模减少801%）外，其余所有学科门类②的招生规模都呈增幅态势，但不同学科招生规模的扩张却并非遵循均衡方式推进。对比不同学科博士生招生规模的平均增幅可发现，医学（906%）、教育学（820%）、工学（635%）、理学（562%）、农学（542%）、法学（501%）增幅最大，均达到了5%以上;而管理学（066%）、哲学（161%）、经济学（176%）、文学/艺术学（245%）、历史学（246%）则增幅较小，均未达到3%。此结果反映出国家战略需要与博士生招生规模科类结构演进的高耦合性：承担着国家科技发展与产业变革重要使命的理工科以及与国计民生密切关联的医教农法等学科得到国家招生指标稀缺资源的倾斜，因而无论是在招生占比及增幅上都呈现出快速上升的趋势;而近年来偏小众的人文学科（如文史哲），以及硕士毕业生即有较好就业前景的经管学科，则在招生占比与增幅上变化不大。

（三）学位类型：专业学位为主的跨越扩张

自1981年我国恢复博士生招生以来的40年间，博士生教育体系虽然日趋完善，但学位类型仍较为单一。《教育规划纲要》的重要目标之一是加快发展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优化博士学位结构。从招生规模看，虽然学术学位和专业学位两种类型的博士生规模均呈扩招趋势，但扩招速度存在较大差异。2010年我国专业学位博士生招生数仅为1506人，但发展至2019年便已达到10386人，招生数增长了59倍，年均增幅达到3471%;同期，学术学位博士生招生数在2010-2019年间仅增长了052倍，年均增幅不足5%（如图4）。这种增幅结果是，专业学位博士生招生占比从2010年的236%，快速增长至2019年的988%。而伴随着2020年9月《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发展方案（2020-2025）》所提出的“以国家重大战略、关键领域和社会重大需求为重点……大幅增加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招生数量” [13]规划，不同学位类型的博士生招生规模的协调发展进程将不断加快。这说明，为了确保博士生招生规模扩大不至于影响学术学位的高质量学术标准，以及不断满足外部劳动力市场对高层次应用人才的需求，国家将博士生招生计划指标向专业博士加大了倾斜力度。

（四）举办者：从中央转向地方的延伸扩张

长期以来，我国中央直属的研究型大学承担着博士生培养的主要责任，拥有绝对主导性的招生规模。如2002年共计招收博士生38342人，中央直属高校的招生规模即达到32913人，占比8584%。中央与地方博士生招生规模的8∶2比例一直维持至2010年。为此，《教育规划纲要》提出“优化区域布局结构”的政策精神，博士生教育布局结构也随之向地方延伸与扩散。如图5所示，2010-2019年地方部门所属高校的博士生招生规模的增长幅度呈持续上升趋势，由2010年的招生数12559人、增幅482%、占比197%，快速提升至2019年的招生數26138人、增幅175%、占比2485%;而同期中央部门直属高校的博士生招生年均增幅仅为48%，招生占比也从2010年的803%下降至2019年的7515%。而随着地方高校办学实力提升以及博士授权点的增多，未来博士生招生规模将进一步从中央向地方分层扩散，进而形成层次合理、结构科学的博士生招生布局结构。

三、我国博士生招生规模扩张的相关争论

虽然我国博士生招生规模扩张保持了一定“克制”，招生结构也得到相应优化，但学界关于我国博士生招生规模扩张仍存在不少争论，主要包含“招生规模是否合理”“扩招是否降低了培养质量”“扩招是否导致了过度教育”等三大议题，至今尚未达成共识。笔者立足于文献、事实与数据基础，通过理性审视我国博士生教育规模之争，试图为博士生教育未来发展进路奠定讨论前提。

（一）招生规模是否合理？

现有的博士生招生规模是过剩还是不足？综合当前分析博士生招生规模合理性的两种主流方法——国际比较法和供求预测法，揭示出我国博士生招生规模尚有较大提升空间。

第一，我国博士生数量在人口总数中所占比例较低。近五年，法美英等国每百万人口授予博士学位分别为1010人、1052人和2014人，而我国仅为197人，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14]第二，我国博士生数量在高等教育在校生总数中占比较低。发达国家博士生数量占比一般超过2%，其中德、法、英等国家早在2015年便分别达到709%、443%、388%[15]，而2019年我国博士生数量占比仅为106%[16]。过低的博士生占比，意味着难以为硕士毕业生提供充足的深造机会，同时亦难为高校庞大的人才培养规模提供相应的师资储备。第三，博士生数量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劳动力市场需求。一方面，学术劳动力市场是博士生的首要毕业去向，但2016年普通高校和科研机构中拥有博士学位的人才储备仅分别达到2286%和1756%[17]，而全美高校的平均水平则达到了60%[18];另一方面，根据发达国家经验，博士毕业生向非学术市场的外溢趋势已非常显著，诸如医疗保健、社会扶助、科技服务等行业的博士需求量愈发迫切。[19]

综合人口发展水平、学位授予相对比例和劳动力市场需求三个测度，无论是从国际比较还是供求预测来看，我国博士生招生规模都远未达到饱和状态，尚存在较大扩张空间，这与《教育规划纲要》的博士生扩招政策精神是一致的。

（二）招生规模扩张是否降低了培养质量？

博士生规模扩张是否会带来质量的下降？学者们普遍认为，规模与质量之间并不存在因果关系，博士生规模扩张并不必然导致培养质量的下降。[20]

事实上，《教育规划纲要》实施期间的博士生规模扩张中，培养质量还是得到一定保障的。一方面，博士生在科研创新中扮演着愈发重要的作用，据清华大学袁本涛教授团队统计，我国在校研究生对国内和国际学术论文发表的贡献率达到3231%[21]和3684%[22]，其中超半数的论文第一作者为博士生，且不乏发表至《科学》（Science）、《自然》（Nature）等顶级刊物;另一方面，博士生教育为社会输送了一批高层次人才，既有获取斯坦福大学、麻省理工学院、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一流大学教职的博士毕业生[23]，也有在国家重要领域和世界500强企业的创新型研发和突破性技术发展上扮演着重要角色的博士毕业生。[24]

虽然博士生招生规模扩张并未直接引致培养质量的显性削弱，但由于培养制度、导师数量等支撑条件尚不完善，也给质量内核的保障带来了隐忧。正如汪霞教授指出，我国博士生教育向高质量发展的进程中，还存在系列培养制度的漏洞。[25]此外，截至2019年，博士在校生达到424182人，博导数则达到115413人，平均每个导师指导的博士生数量为368人，生师比相对合理。[26]但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下放评审权的情况下，部分培养单位无限扩大博导遴选范围，放松了选聘、考核的尺度，导致部分博导指导精力投入不足、质量把关不严，从而对师生之间的学术交流与互动产生负面效应，甚至引发一系列关系异化问题。[28]

综上，虽未有实质性证据说明博士生招生规模的扩张带来了培养质量的显著滑坡，但培养制度和导师选聘制度的建设滞后，使博士生教育仍时刻面临“质量”的拷问。

（三）招生规模扩张是否导致了过度教育？

我国博士生招生规模扩张是否引发了“过度教育”问题，亦是社会关注的重要议题，诸如“博士生应不应该当中小学教师/政府官员/高校辅导员”等热点问题便属于此类范畴。不过一般而言，判断博士生教育是否陷入“过度教育”的核心标准是：其一，博士毕业生相比其他层次毕业生的收入是否无显著差距;其二，博士毕业生是否因社会需求不足而导致失业率增加。因此，博士毕业生与其他学历者的收入差距及博士生就业率高低，便可有效衡量是否出现“过度教育”。

据统计，我国2018届博士毕业生的整体就业率达到97%，诸如上海外国语大学、西南财经大学、中央美术学院等行业特色高校的就业率更是达到100%;[29]2019届博士毕业生的岗位月薪高达15355元，分别是本科毕业生和硕士毕业生的256倍和175倍。[30]从这两个指标来看，我国博士生教育并未显现出严重“过度教育”问题。不过，也有研究揭示出我国有三成博士毕业生流向了非学术职业[31]，他们工作期间并未有效充分融入在读期间的科研训练和学科规训。[32]究其根源，随着知识生产模式转型和国家产业结构调整，博士生教育的目标已不单纯是在培养学者，博士生就业多元化可谓大势所趋。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判定，博士毕业生不从事学术职业，即是对教育资源的浪费，毕竟没有充分证据显示出博士期间所习得的素质在后续职业生涯中是“无用”的。

基于以上论述，博士生招生规模的扩张并未引致明显的“过度教育”问题。但值得警惕的是，不少优秀博士生选择离开学术职业是不可小觑的损失，这与国家战略意图和博士生教育使命的确存在资源错配问题;此外，博士生就业多元化趋势不可逆转，因此提升博士生的岗位胜任力、探讨其与劳动力市场的匹配性问题，便成为一个重要议题。

四、我国博士生规模扩张的未来进路

《教育规划纲要》实施十年来，我国博士生教育的规模扩张和结构优化同向而行，取得了较大进展。基于國家战略导向和经济社会需求，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博士生教育规模仍会持续扩张，但扩招并非无限度的，需考虑博士生的扩招空间有多大、质量内核能否保障以及多元就业如何支撑等系列问题。为此，优化招生结构、深化综合改革、强化学术训练，成为促进博士生教育规模扩张后，结构、质量和效益协调发展的必要路径。

（一）优化招生结构，创造博士生规模的扩张空间

博士生招生规模的适度扩张符合国家战略方向，但为更好地与市场需求相匹配，需对招生结构进行优化。首先，适应社会需求变化，加快学科专业结构调整。在保障基础学科招生规模的基础上，将招生计划重点向应用学科和交叉学科倾斜，尤其是面向信息、生命、制造、能源、空间、海洋等学科领域，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积蓄高层次拔尖创新人才储备。其次，优化培养类型结构，大力发展专业学位博士生教育。博士培养类型走向学术学位与专业学位并重是21世纪全球博士教育改革的普遍趋势。[33]当前我国专业博士学位所占比重偏低，未来在稳步发展学术学位博士生教育的前提下，可将教育博士专业学位、工程类博士专业学位和临床医学博士专业学位作为重点，把招生增量主要用于专业学位发展。最后，优化布局结构，推进中央向地方的分层扩散。在支持京津经济带、长江经济带、粤港澳大湾区、雄安新区、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发展博士生教育的同时，可将博士生招生计划名额重点投入到地方高校尤其是中西部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稀缺的省份，为国家及区域创新驱动战略提供人才支持。当然，需要强调的是，优化学科专业、学位类型以及区域布局的结构，需经过严格的培养条件的评估。毕竟博士生教育带有天然的“高阶性”和“精英性”，仅靠强烈的“扩张”冲动将面临重大的质量风险，这显然是得不偿失的。

（二）深化综合改革，保障博士生培养的质量内核

博士生招生规模扩张进程中，最核心最紧迫的任务是保障质量内核不被削弱，因此需围绕质量保障体系建设开展综合改革行动。首先，需全面深化“申请-考核”制以把控生源质量。当前，根据世界一流大学经验，博士生招生“申请-考核”制是目前破除传统纸笔测验的理想方式，可以更全面地考察学生的性格禀赋、学术志趣、科研潜质和学术基础[34]，为此全面推进“申请-考核”制并建立相应的严格考核标准及程序，成为把控生源质量的重要基础。其次，推广博士生联合指导制度以规避师生互动不足问题。如前文所述，随着博士生招生规模和导师数量的同步扩张，仅靠导师个人的“良心”与“自律”，已愈发难保证博士生培养质量。目前国内外一些知名高校已在积极探索导师组或导师委员会的联合指导制度，未来各校通过与国外、产业界、科研机构等联合指导博士生，将成为未来博士生培养的重要途径。最后，建立健全博士生分流淘汰机制。培养质量的把控不仅源于选拔机制和指导机制，却不能完全依赖于当前各培养单位普遍实施的“博士生发表制度”[35]，且与全过程的分流淘汰机制有着密切关联。当前我国部分高校已在试点推进分流淘汰机制，但总体来看该机制的普遍性和严格性尚存在欠缺，为此必须在课程学习、中期考核、资格考试、论文开题与答辩等环节建立起严格的学业预警和分流退出机制，从全过程保障博士生教育的培养质量。

（三）强化学术训练，支撑博士生就业的多元流动

随着博士生招生规模在全球范围内的普遍扩张和知识生产模式的快速转型，博士生培养理念也从单一的学术精英向多元的各行业精英转变，博士生就业日益呈现“方向多元化”和“社会弥散性”，“走出象牙塔”就业已成为许多博士生的共同抉择。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的研究，美国、加拿大等发达国家获取高校教职的博士毕业生均不足40%，其中德国更是只有13%;[36]即便是中国，进入学术职业的博士毕业生也仅超半数（55%）。[37]不过需明确的是，博士毕业生并非不进入学术机构就不再需要科研能力，“学者不是仅限于职业的划分，而在于自己内心对知识学问的追求和尊崇……无论是哪个行业或职业，博士、学者的专业特性就是学习研究专门甚至是高深的知识” [38]。因此，无论是博士毕业生进入学术界、工业界、商界抑或政界，实际上都要从事某种类型的创造性研究活动，这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所规定的“博士学位获得者具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在科学或专门技术上做出创造性的成果”是一致的。我国当前支撑博士生多元就业的科研训练尚不完善，需多管齐下，为博士生提升岗位胜任力奠定坚实基础。一是打造优质课程，强化基本的学术规训;二是开辟学术沙龙、读书会等研讨空间，营造浓厚的科研氛围;三是设置相应的学术项目及课题，有意识培养博士生的独立研究能力和科研合作能力。通过种种举措，推动博士毕业生在各种岗位上“游刃有余”，做出应有贡献。

五、结语

博士生教育作为拔尖创新人才的主要培养渠道，其规模大小直接关乎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及高层次人力资本储备。《教育规划纲要》颁布十年来，我国博士生招生规模以年均551%的增幅，从2010年的6万余人上升至2019年的10万余人，同时学科专业、学位类型、区域布局等招生结构也得到相应优化。然而，基于对人口发展水平、学位授予相对比例和劳动力市场需求等三测度的国际比较和供求预测，本研究认为我国博士生招生规模仍远未达到饱和状态。不过，我国博士生教育确乎因制度不健全而面临着“质量内核削弱”的隐忧，同时博士生就业多元化倘无坚实学术训练的支撑，也极易陷入“过度教育”困境。为此，未来一方面要优化招生结构，创造博士生规模的扩张空间;另一方面也要深化综合改革和强化学术训练，保障博士生培养质量和多元就业，促使博士生教育朝着“有质量扩张”的内涵式发展阶段转向。

注释：

①2020年教育部统计数据尚未公布，本研究进行数据分析时未将该年度纳入。

②我国当前共计有14大学科（含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理学、工学、农学、医学、军事学、管理学、艺术学、交叉学科）。其中，艺术学门类于2011年《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2011年）》颁布后方正式设置，于2012年才单独统计，为方便统计对比的需要，将其与原属学科门类——文学予以合并统计;交叉学科于2020年7月29日全国研究生教育会议后正式设立，尚未开始招收博士生，故不纳入统计范围。

参考文献：

[1]UK Council for Graduate Education.The Oxford Statement[EB/OL].[2021-03-03].http：//www.ukcge.ac.uk/article/the-oxford-statement-222.aspx.

[2]苑健.21世纪初的世界博士生教育发展趋势特征——基于OECD调查数据分析[J].中国高教研究，2015（6）：63-67.

[3][16][26]教育部.教育统计数据[EB/OL].[2021-03-03].http：//www.moe.gov.cn/s78/A03/moe_560/jytjsj_2019/.

[4][12]教育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EB/OL].（2010-07-29）[2021-03-12].http：//www.moe.gov.cn/srcsite/A01/s7048/201007/t20100729_171904.html.

[5]王梅，徐密.博士生规模扩张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基于美国1980—2017年的数据[J].研究生教育研究，2021（2）：15-20.

[6][14]王战军，娄枝，蔺跟荣.世界主要国家博士生教育发展指数研究[J].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20（8）：1-7.

[7]赵世奎，沈文钦.中美博士教育规模扩张的比较分析——基于20世纪60年代以来博士教育发展的数据分析[J].教育研究，2014（1）：138-149.

[8]杜帆，李立国.中国博士生教育规模增长预测分析——基于1996—2018年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J].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20（6）：55-63.

[9]李莉方，李威.扩招与限度——博士人才培养规模的测度[J].研究生教育研究，2019（4）：8-14.

[10][15]徐志平，沈红.过剩还是不足？ 我国博士生培养规模适切性分析[J].研究生教育研究，2018（6）：1-6.

[11]任剑涛.急就政策模式与中国高等教育[J].探索与争鸣，2009（2）：49-52.

[13]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关于印发《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发展方案（2020-2025）》的通知[EB/OL].（2020-09-30）[2021-03-23].http：//www.moe.gov.cn/srcsite/A22/moe_826/202009/t2020 0930_492590.html.

[17]王传毅，杨佳乐.中国博士教育规模扩张：必要性、可行性及其路径选择[J].中国高教研究，2019（1）：79-85.

[18]王顶明.为什么需要适度扩大博士生培养规模[J].中国研究生，2019（6）：60-61.

[19]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Employment Projections：2010-2020[EB/OL].[2020-03-23].http：//bls.gov/news.release/ecopro.nr0.htm.

[20][23][24]王任模，屠中华，刘惠琴，姚强，杨斌.博士生培养质量与规模研究[J].研究生教育研究，2017（3）：8-12.

[21]袁本涛，王传毅，吴青.我国在校研究生的学术贡献有多大？[J].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15（1）：154-160.

[22]袁本涛，王传毅，胡轩，冯柳青.我国在校研究生对国际高水平学术论文发表的贡献有多大？——基于ESI热点论文的实证分析（2011～2012）[J].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14（2）：57-61.

[25]汪霞.高质量的博士生教育还需要完善哪些培养制度[J].中国高教研究，2020（6）：9-12.

[27]赵祥辉.研究生教育中师生关系异化的外在表征及其生成逻辑——基于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的视角[J].现代教育科学，2018（3）：74-79.

[28]李永刚.中国博士毕业生的就业选择与流动趋向研究[J].中国高教研究，2019（9）：87-93.

[29]梧桐果：2019届中国高校毕业生薪酬报告[EB/OL].（2019-08-10）[2021-03-26].http：//www.199it.com/archives/921421.html.

[30]李澄锋，陈洪捷，沈文钦.博士研究生学术职业选择的群体差异——基于中国博士毕业生调查数据[J].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19（8）：36-41.

[31]程诗婷，廖文武.多元化就业与博士生教育——基于C9高校数据的实证分析[J].研究生教育研究，2020（5）：24-30.

[32]王传毅，赵世奎.21世纪全球博士教育改革的八大趋势[J].教育研究，2017（2）：142-151.

[33]ALURIOL L.Labour Market Characteristics and International Mobility of Doctorate Holders：Results for Seven Countries.OECD[R].Science，Technology and Industry Working Papers，2007：1-37.

[34]赵祥辉，王洪国.什么影响了博士生的学术热情变化：读博动机、师生关系还是院系培养？——基于2019年Nature全球博士生调查的实证分析[J].当代教育论坛，2021（4）：33-42.

[35]赵祥辉.博士生发表制度的“内卷化”：表征、机理与矫治[J].高校教育管理，2021（3）：104-113.

[36]范巍，蔡学军，成龙.我国博士毕业生就业状况趋势分析[J].教育发展研究，2010（7）：79-81.

[37]黄海剛，金夷.通往Ph.D之路：中国博士生入学动机的实证研究——兼论学术动机对博士生培养质量的意义[J].复旦教育论坛，2016（5）：59-66.

[38]乔治·E·沃克，等.学者养成：重思 21 世纪博士生教育[M].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8：7.

（责任编辑 陈志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