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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合作对高等教育领域产出论文被引频次的影响

2021-09-22黄雪梅

高教探索 2021年8期

黄雪梅

摘 要:基于对2016-2018年14种CSSCI期刊5753篇论文的分析发现,高等教育领域独作论文占比逐年减少,合作论文在高等教育领域占据半壁江山(约5825%)。合作以师生型、师师型为主,师生合作多以导师为一作,呈现以2-3人的小规模合作特征。合作论文被引频次随作者人数增多而提高,地理邻近(校内/同省市)与社会邻近对合作论文被引频次有顯著正向影响。为提升高等教育领域合作质量,应控制一定人数进行中小规模的合作研究,利用校内、同省市的物理接近优势开展科研合作、创设教师群体首次合作的机会。

关键词:科研合作;被引频次;邻近理论

我们身处“大科学”时代,研究者虽以学科为阵地结成“学术部落”,分享属于本共同体的学术规范及价值准则,但“现代科学的领域是如此地广阔,以至于任何单一个人只能相应地理解其微小的一部分”[1]。为解决复杂问题、获得研究资金与设备、扩大学术网络等,多数教师倾向与他人开展学科或跨学科合作,这种行为不仅体现在理工科领域,越来越多的人文社科教师亦趋向合作,“虽然离得较远,规模也较小”[2]。

诸多研究表明合作能够提高科研产出论文的被引次数、扩大学术影响力,纵然教育学领域的合作不如自然学科那般频繁,但以合作发文看,国内教育学的合作论文占比已由2000年的20%上升至2013年的52%[3]。从对《中国高教研究》编辑部近6年关于高校高等教育论文发表的分析发现,2014-2018年高校高等教育科研论文独作率逐年走低,2014年独作论文的比例是5205%,2018年已下降到4297%;与之相反的是合作率的提升,自2014年的占比4795%上升至2018年的5703%(2019年稍有反弹),其中合作以2-3人居多。[4][5][6]专门针对高等教育领域教师科研合作的研究分析了该领域教师合作的增加趋势、合作类型、合作方式及合作单位等基本情况,但高等教育领域合作研究与产出论文被引次数有着怎样的关系呢?为此,本文尝试从量化分析的视角探究这样一个问题:高等教育领域合作论文的作者规模及作者的多维邻近性对产出论文被引频次产生怎样的影响?

一、 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高校教师的科研合作行为在近些年呈现不断上升的态势,诚然,合著发表仅是合作研究的“不完美代表”,但因其具备可验证、易操作等特质被广泛应用在合作研究领域。关于合作研究对产出论文的影响,多数研究以合作文章的被引数及期刊等级作为质量指标,影响论文质量的因素比较多元,如学科差异、合作类型、合作者能力、合作者的技术距离、制度相似性等,绝大多数研究得出合作可增加学术论文发表的数量、提升学术论文的被引、创新知识等正面积极的结论,但亦有研究指出合作对产出数量的影响并不明显,合作更多的价值是提高了合作论文的质量[7],并且合著成果的质量也存在着学科差异[8]。为回答本文的研究问题,本节首先从合作规模出发思考合作对论文被引频次的作用,随后回顾区域经济学领域广泛使用的邻近理论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地理邻近与社会邻近在本文的应用研究假设。

(一)合作规模

在研究愈发侧重集体工作的当下,团队研究产出的被引率相较于个人更高,论文被引随着合作者人数的增加而增加,但这并非意味着合作论文被引会随着合作人数无限增长,科学学领域的研究指出,被引频次与作者人数之间是“倒U”关系,也就是合作研究存在最佳规模[9]。高等教育学领域内的合作研究在近些年的攀升,也需要我们对作者规模与论文被引之间可能存在的关系进行探究,在此提出假设1:

H1:合作者规模与论文被引频次存在显著正向关系

(二)地理邻近

邻近性概念最初可追溯到上个世纪初期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研究集群经济时所提出[10],指“集群内部经济活动主体在位置上的协同,即地理邻近”[11]。法国邻近动力学派是丰富邻近理论的先驱,在地理邻近之外增加了诸如组织邻近等概念[12];博施玛(Boschma)在邻近与学习、创新关系的研究中将邻近分为地理邻近、认知邻近、组织邻近、社会邻近、制度邻近五个维度[13]。后来虽然不断地有其他研究者提出技术邻近、文化邻近、语言邻近等,但主要研究依据还是博施玛的观点。本文借鉴被普遍使用的博施玛的研究成果,且鉴于组织邻近与制度邻近的极大相似性、高等教育论文作者单位属性多是高等院校,故在制度邻近上不存在明显差异,同时考虑相关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使用该理论的地理邻近、社会邻近两个维度,以此分析合作对合作论文被引的影响。

地理邻近指行动者在空间地域上的接近度,其对合作的影响体现在增加了合作机会、提高了合作质量。莫里森(Morrison P S)等人对惠灵顿维多利亚大学科学系研究者的探究表明,合作不仅得益于智力接近,而且深受物理接近的影响,惠灵顿维多利亚大学科学家几乎一半的合作者是校内其他研究人员。[14]尽管信息技术的巨大进步极大地便利了人们的沟通交流,但空间距离依然影响着合作工作的开展,近距离的接触不仅催生合作的产生,而且因为便于进行面对面的交流从而正向影响教师的科研绩效。不过,地理邻近并非越近越好,地理位置过度接近会产生“空间锁定”(spatial lock-in)从而限制知识创新[15],已有研究也证明远距离的国际合作不仅产出较高被引的成果,参与国际合作的研究者也能积累个人科技人力资本[16],且当研究需要明确的合作分工时,科学家可能更关心的是寻找到最合适的合作伙伴而并不刻意在乎空间距离的远近[17]。于此,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设2:

H2:合作者的地理邻近对合作论文被引频次产生显著正向影响

(三)社会邻近

社会邻近,源于社会嵌入理论,是指“当个体微观层面的关系因基于友情、亲情和反复互动经历而产生信任时所形成的社会嵌入关系”[18]。社会关系的接近是合作产生的有利基础,有着共同经历的个人促进知识在学术群体中的扩散与传播,就我国高等教育领域而言,合作研究多发生于校内二级学院教师[19]以及同校内教师之间,这反映了地理邻近的优势,也表明社会关系接近是教师合作的基础。社会关系邻近的合作者基于信任基础开展及时有效的沟通,能够全心全意地投入到研究主题中,这种彼此信任与较少冲突的关系还能够减少合作中的“搭便车”行为及不确定性[20]。社会邻近是邻近理论的维度之一,多数研究聚集在只分析地理邻近这个单一维度,对其他邻近维度如社会邻近的分析也多是探究其增加了后续合作的可能[21],缺乏社会邻近是否影响了合作论文被引的研究。经过阅读文献发现,高等教育有关合作研究的分析较少考虑到合作者之前的社会联系是否提升了论文被引频次,本文基于该思考提出假设3:

H3:合作者的社会邻近对合作论文被引频次产生显著正向影响

二、 数据与变量

(一)数据来源

科学社会学著名学者科尔兄弟指出,在物理学科,文章发表(含当年)后5年内的引用占据所有引用的一半[22]。为避免发表时间早晚的影响,一般以5年或3年为引用时间窗,考虑到高等教育学研究的实际引用情况,本文选择发表至今最短有3年最长有5年(含发表当年)时间的论文,具体时间段是2016-2018年。在期刊选取上,挑选14种2016-2018年的CSSCI期刊(含扩展版,下同):《教育研究》、《北京大学教育评论》、《高等教育研究》、《中国高教研究》、《江苏高教》、《复旦教育论坛》、《高等工程教育研究》、《清华大学教育研究》、《学位与研究生教育》、《高教探索》、《大学教育科学》《现代大学教育》、《研究生教育研究》、《高校教育管理》,以上述期刊2016-2018年发表的学术论文为原始数据。

具体检索过程如下(以“教育研究”为例):在中国知网(CNKI)“期刊来源”栏输入“教育研究”,时间为“2016-1-1—2016-12-31”,下载当年所有文章,并在EXCEL表格中列出所需条目,如题目、作者、作者人数、性别、身份、有无基金、作者单位及所在城市、论文被引频次等,逐一地查看每篇文章并完善以上条目,缺失的条目显示空白;其余年份及期刊遵循相同操作程序。检索中,剔除了投稿须知、研究综述、会议综述、学者笔谈、博论摘要、学术通知、非高等教育类、作者信息不全等文章,检索时间为2020年12月19日-2021年1月2日。

数据清洗后形成2016-2018年14家CSSCI期刊载文数据库,分析发现2016-2018年间,《教育研究》等14家期刊的有效论文数是5753篇,其中独作论文2402篇,合作论文3351篇,论文的合著度约为186,合著率约为5825%,高等教育领域每篇论文有183位作者,合著论文比例过半。

(二)研究工具

研究工具如下:(1)2011-2018年14家CSSCI期刊与2016-2018年14家CSSCI期刊载文数据库,前者是确定社会邻近变量的数据源,后者是全文正式分析的数据库,包括整理过的独作与合作论文。(2)python37计算机编程语言与stata150统计软件。基于python37开发Excel宏脚本以自动识别2011-2018年14家CSSCI数据库中合作者在此次合作的前5年有无合作,根据结果判定社会邻近变量取值;stata150为数据分析软件,对数据进行描述性及回归分析。

(三)定义变量

1.自变量

合作者规模:合作者规模是影响产学研领域合作绩效的重要因素,一般根据合作发表的人数判断合作规模。研究根据作者人数定义变量,两位作者的标记2,三位作者的标记3,以此类推。为研究高等教育领域的科研合作是否存在最佳合作者规模,取作者规模的平方进行分析。

地理邻近:目前对合作者地理邻近的测量有两种方法,一是测量合作者或合作机构之间的球面距离(KM)[23],二是采取相对距离法判断是否在同一城市、同一国家等[24]。本文采用相对距离法,查看每篇合作论文的作者信息栏,按照作者单位所在城市间的相对空间距离将合作分为5类:属于同一个二级单位的合作定义为“同院系合作”,标记为1;跨二级单位但属于同一高校的合作是“同校合作”,记为2;3指来自相同省份或城市的“同省市合作”,4指合作者来自国内不同省市的“国内合作”,5指作者中有外国人员的“国际合作”。

社会邻近:测量合作者之间的社会关系多采取研究者在此之前是否有合作经历的方法[25]。在此借鉴前人研究,利用python37分析2011-2018年14家CSSCI期刊载文数据库,依次识别出2016年合作文章作者在2011-2015年、2017年合作文章作者在2012-2016年、2018年合作文章作者在2013-2017年有无合作(同时出现两位相同作者),定义若合作者在此次发表的前5年有合作发表标识为1,否则即为0。

2.因变量

评价论文的常用指标有论文被引频次、期刊影响因子、JCR分区、是否为高被引论文等,最常用的是前两者,但两者又有区别,期刊影响因子表征该期刊在学术圈内的整体学术水平,而反映论文本身影响力的一种更加直接的指标是论文被引频次[26]。所以,本文以高等教育领域14家CSSCI期刊在2016-2018年間发表论文的总被引次数作为因变量,即每篇合作论文在2016-2020年间的引用之和。

3.控制变量

为相对准确地反映合作者规模、地理邻近、社会邻近等对合作论文质量的影响,需将影响因变量但并不是本文研究重点的变量加以控制,如研究基金。相比较以往的在相对简陋条件下进行的个人创造,身处于“大科学”的学术研究对基金的依赖是有目共睹的,这不仅缘于对研究设备等物质条件的依赖,更是对具备自身所没有的相应知识与能力的研究者的依赖,金额越大的项目因有基金支持所以在合作研究选择上比较多样化和国际化[27],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论文被引频次显著较高[28]。本控制变量的定义是:若论文无基金资助,取值0;有基金资助的,省市及其他课题命为1,国家及部委课题命为2。

研究者的研究能力同样影响论文扩散速度,其直接体现是学术身份,结合研究实际将身份变量分为学生(一作是学生、博士后的统归为学生)、讲师、副高、正高四类。

学术论文的引用同样受到发表时间的影响。因而,在此将基金支持、一作作者的身份及发表年份作为控制变量。具体变量如表1所示。

三、研究结果

(一)教师合作论文概况

表2是根据2016-2018年14家CSSCI期刊载文数据库整理而来。由表2可知,2016-2018年共有3351篇合作论文,每年篇数与占比分别是1100 (3283%)、1131(3375%)、1120(3342%),且每年的合作论文占比均超过当年论文总数的一半以上。高等教育领域的合作类型以师生型(5231%)、师师型(4560%)为主体,前者的比例已超一半,生生型合作较少(209%),这也与已有研究得出的高等教育领域合作以师生型为最主要模式的结果相一致[29],合作论文的第一作者多是教授与副教授。

地理邻近方面,合作论文70%以上是与校内人员的合作,作者来自同一学院的合作最多,部分原因是院系合作50%以上是师生型,国际合作较少。社会邻近方面,该3年间共有808篇合作论文的作者之前有过合作研究,存在社会嵌入性关系,但所占比例不高。合作论文中,2人合作有2230篇,3人合作有802篇,4人合作有239篇,5人合作有57篇,6人及以上合作的篇数是23。研究基金是现代科学研究的必需条件,14家期刊超过70%的合作论文有基金支持。

(二)科研合作对教师合作论文被引频次影响的回归分析

被引频次属于非负整数,应使用计数型模型。由于本文的被引频次均值(1228)与方差(47350)明显不符合泊松回归所要求的“期望与方差一定相等”的“均等分散”[30]的分布要求,所以被引频次具有过度离散性,同时经检验,其不通过零膨胀负二项检验,进而使用标准负二项回归。解释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VIF)小于5,模型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可进行相关回归分析。

表3显示了相关变量对合作论文被引频次影响的回归结果。自变量方面,具体说来,作者规模对合作论文被引频次的影响具有正向显著性,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解释为随着合作者人数的增加,高等教育领域合作缘于师生关系、同事关系而论文被传播、扩散得更快,论文的被引频次也在扩大。[31]

地理邻近确实对论文被引频次产生作用。与同一院系教师合作相比较,校内合作、同省市合作的论文被引频次更高,国际合作论文被引数却显著低于院系内合作。以上结果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地理邻近对高等教育领域的合作研究具有正向积极作用,但空间邻近需存在于一定范围内,过近的空间距离(同一院系)并不如校内、同省市合作对论文被引频次的提升那样明显,而过远的空间距离(国际合作)因在沟通交流等方面存在相应成本使得论文被引频次低于院系合作成果。阿布拉莫(Abramo G)等人将意大利学者的合作分为校内、国内与国际三种类型,结果发现只有校内与国内合作对生产率(数量与质量)有更加积极的影响[32]。本文的结果与此观点有相似处。

社会邻近,本文强调的是合作者本次合著发表的前5年是否有过合作研究的经历,由表3发现,有过合作经历的研究者的合作论文被引频率更高,因为社会邻近的教师彼此之间已经建立相对深厚的信任关系,知识共享深度高[33],有利于提高整个研究工作的水平。综上,假设1与3验证通过,假设2得到部分验证。

控制变量方面,现代大科学时代的研究多依仗研究基金的支持,尤其是在自然学科类的硬学科领域,研究离开基金的资助更是寸步难行,虽已有研究表明具备资金支持的研究产出质量更高,但本文的结果显示有无资金支持对高等教育领域合作论文被引并不会产生显著影响。与一作身份是学生相比较,第一作者是教授以及副教授的论文质量更高,同时,讲师是第一作者的合作论文被引频次与学生相比无统计上的显著差别。当然,作为控制变量之一的年份显著影响着论文被引次数,发表于2017与2018年的合作论文在被引频次上低于发表在2016年的合作论文。

四、结论与讨论

科研合作成为越来越多高校教师的工作选择,近年来不仅是自然学科,人文社科领域的科研合作也在迅速增加。本研究对高等教育领域2016-2018年14种CSSCI期刊的合作论文进行分析,发现合作研究在近3年的比重逐年增加,以合著发表为指标的合作研究在高等教育领域蔚然成风。高等教育领域的合作研究以师生、教师为主要类型,师生型合作的第一作者多为硕博导师,教师型合作的一作教授所占比例最高。

合作论文的被引随着作者人数的增加在不断地提高,高等教育领域适合小规模的团队合作。合作研究逐步成为高校教师的工作方式,合作人数确实影响着合作论文影响力的扩散,合作论文的被引随着作者人数增加而显著增加,但相比较自然学科的大规模团体合作,高等教育领域的教师倾向于2-3人的小规模合作。

地理邻近影响合作论文的被引频次,可利用高校内部院系、邻近兄弟院校的地域接近优势开展合作。本文结果显示合作对物理距离的敏感性并没有降低,这在企业选择大学合作伙伴时考虑地理接近性也有体现[34]。空间位置接近的研究者“碰面”机会多,无形之间增加了合作的可能性,由于能够实现即时的面对面隐性知识分享,合作论文的影响力也较高。但是,地理邻近确实有“空间锁定”的特性,同院系的合作论文被引并不如同省市合作高,国际合作则可能因物理距离较远阻碍了面对面共享隐性知识,从而影响了论文被引(当然,也不能忽视本文国际合作比例不足对结果产生的影响)[35],这也从侧面反映了高等教育领域的合作具备跨学科性。因此,高等教育管理者应为教师开展校内合作、同省市的合作提供便利条件,如开展跨学科、跨院系的学术沙龙、学术讲座,多与邻省市兄弟院校开展交流合作项目,有效地将地理空间优势转化为学术发展优势。

社会邻近能够显著地提高论文质量,创设增加教师首次合作的机会。社会邻近反映了研究者之间的无形关系嵌入,其特点是研究者相互之间的信任度较高,能够抵消远距离带来的负面影响[36],这不仅可增加未来合作的机会同时能提高研究的质量。本文研究与前人结果一致:有过合作研究经历的教师的合作产出论文被引更高。社会关系是一种社会资本,基于学缘或工作关系而建立的社会嵌入性关系的群体具备高度的信任感,能够在空间距离较大的时候促进知识的流动[37],進而实现高效合作。正是以往的合作研究经历对未来的合作产生积极作用,那么在这重复多次合作中的首次合作就显得尤为重要,所以教育政策的重点应是为教师首次合作关系的建立创设机会,如举办大型学术会议吸引多学科教师的参与,教师能够在学术会议中面对面地交流进而发现合作研究的兴趣点,还有一个可供选择的建议是完善制度促进教师在高校之间的良性流动[38]。

当然,本文也存在以下两点不足:一是邻近理论包含着地理邻近、社会邻近、认知邻近、制度邻近、技术邻近等维度,出于网络数据囊括的信息所限,本文仅探究了较为常用的两个维度;二是本文采用了学术界最为常用的被引频次作为研究的因变量,需要注意的是被引频次虽象征着智力成果得到同行认可,但其是学术影响力的近似而非完全的指标。以上不足留待后续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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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编辑 陈志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