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凌

《马克思主义民间文艺学》是我国第一部完整系统的马克思主义民间文艺学理论著作。该书作者高有鹏教授是一位在民俗学、民间文艺研究领域孜孜以求的学术大咖。他曾出版“我国现代学术体系建立以来第一部中国民间文学史著”———多卷本《中国民间文学史》和《中国庙会文化》等论著，在学术界产生了极大影响。作者当年振臂高呼“保卫春节，守护民族传统文化”，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在巴黎国际广播电台，大声疾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他还是一位著名的长篇历史小说作家，在古典文献阅读与田野作业中获得宝贵的文学创作素材，先后出版百万字长篇历史小说《袁世凯》《清明上河》等文学作品，以社会风俗生活的描写形成独特的创作风格，被称为“我国第三代长篇历史小说作家代表”。

壹

该书以马克思主义理论视角阐释中国民间文艺学，系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民间文艺学领域的具体应用。旗帜鲜明地提出建设以人民为中心的民间文艺学。作者强调指出，今天的文化发展进入多元化，林林总总，绚丽多彩。他指出，时代进入一个新阶段，即文化发展以人民为中心。人民的意志、人民的情感、人民的审美，都成为文化发展的前提。这与马克思主义民间文艺学形成必然的联系，它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建立的思想文化基础，其实就是人民大众的需要，就是顺应社会发展，只有脚踏实地地面对民众，走近民众，满足人民大众的物质与精神的需要，才能使马克思主义获得日日新的生命力。尤其是我们迎来传承和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新时代，建设以人民为中心的文化，需要马克思主义民间文艺学的指导。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学说，马克思主义民间文艺学是在社会实践中逐步形成，不断丰富和完善的。在20世纪世界风云突变中，马克思主义民间文艺学与马克思主义一樣，在世界各国无产者追求独立自由和解放事业的进程中，不断发展壮大。尤其是文化人类学与民族学、历史学、艺术学等思想理论，被合理吸收进马克思主义民间文艺学，形成富有时代特色与民族特色的理论体系。中国有礼失求诸野和通过风俗观察民心的文化传统，历史上的有识之士总是强调人民的利益与国家社稷安危的密切联系，强调亲民、富民。中国共产党人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非常重视团结和教育广大民众，强调密切联系群众。中国现代民间文学思想理论成为马克思主义民间文艺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有对西方人类学等现代文化理论的吸收运用，又有李大钊、鲁迅、茅盾、瞿秋白、郑振铎、胡愈之等学者自觉不自觉地创造发展，马克思主义民间文艺学是在无产阶级政权建设的学说中建立起来。

除了对马克思主义的把握之外，作者着力于文学史发展的宏观世界鸟瞰文艺发展的规律与不同历史阶段的文化特征，坚持古代典籍考据、田野作业和现代学术相结合的研究方式，勾勒中国古代艺术文化发展轨迹，把中国民间文学不同历史阶段视作一个民族文化生活的整体，完整地勾勒出中国民间文学发展的历史脉络。他认为，从远古到现代，中国民间文学汇聚起各个历史阶段的民众思想情感、理想愿望、意志、信念和情操，以追求自由、平等、幸福和美好，形成中国文化的重要传统，是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的重要贡献。在历史上，民间文学口耳相传，是千百万民众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是他们传承民族文化、教育子孙后代、铸造民族精神的重要生活方式，在不同历史时期和阶段形成不同特色，为后世留下珍贵的民族文化遗产。作者勾勒中国古代民间文学的历史发展，主要依据我国历史文献记录中的民间口头文学，从神话传说与民间歌谣时代开始，到1840年鸦片战争为一个时间段，对于不同社会阶段历史时期的民间文艺进行论述性介绍。民间文艺历史阶段典型作品的选取，如秦汉之前的中国神话传说时代，秦汉时期民间歌谣与民间故事，魏晋南北朝时期民间文艺形态、乐府民歌，宋元笔记中的民间文艺明清笑话等，大致勾勒出我国古代民间文艺的发展历史。其中，既有具体民间文艺文本的介绍与论述，又有不同时期民间文艺理论问题的展示与述说，如汉代王充等人的唯理论、明代冯梦龙的民歌理论等，对民间文学与书面文学的联系等问题展开论述，揭示民间文学在我国文化史上的价值意义，是全方位的民间文学史。

贰

《马克思主义民间文艺学》打破传统文学史单纯依据历史文献的方法与模式，大胆求索民间文学历史发展的多种脉络与线索，一方面在字里行间钩沉、疏证、辨析，一方面采用各种考古、文物材料，同时结合所做的社会调查与理论研究，提出“语域”“神话群”等概念和新说，着力宣扬了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传统与民族精神，勾勒出了几千年来中国民间文学发展变化的轨迹。“语域”是指某一地区的民俗文化形成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征和族群特征，因此在《马克思主义民间文艺学》一书的书写中，作者十分注重少数民族民间文艺历史阶段典型作品的选取，他对不同历史时期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具体考证与论述比比皆是：对海南与北部湾地区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关注，对西藏地区、新疆地区和内蒙古地区以及黑龙江流域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关注等，形成了他笔下民间文学历史书写的完整性与系统性特色。总体而言，《马克思主义民间文艺学》的成就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凌纯声、芮逸夫等关于通古斯神话与苗族神话传说学术考察的总结；二是作者对大西南地区边疆建设运动中关于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研究的总结；三是作者对中原地区少数民族起义歌谣与少数民族宗教仪式中民间歌曲文献的保存。这一切都得益于他长期田园作业的实际经验和文化认知。在他看来，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不能厚此薄彼：

茅盾写出了《子夜》，巴金写出了《家》《春》《秋》，鲁迅有《狂人日记》，郭沫若有《女神》，这都不错，但是你能写出上百万行的《格萨尔》这样的英雄史诗吗 我国现有《格萨尔》《江格尔》《玛纳斯》三大英雄史诗，动辄数十万甚至上百万行，上千万字，哪一个人能写出来 这就是民众的创造啊。

所以，他在《马克思主义民间文艺学》中非常重视“民族志”即民族民间文学的文化价值，他明确指出：

我国现代民间文学理论研究一开始就与民学、考古学、历史学等学科密不可分……民族学意义上的历史文化修复在现代学术史上有很特殊的背景，主要是历史发展进程中的民族构成问题。

作者在《马克思主义民间文艺学》中深入研究地域文化性格的生成因素及其与文化艺术的复杂关系，揭示出中华各民族民间文化的奥秘与价值，探讨出以民俗文化为主要内容的中国文化遗产与当代文化之间的密切联系，努力发掘中华各民族民间文化的当代价值。如《马克思主义民间文艺学》中关于林惠祥对台湾高山族民间文学的民族学考察的描述，称林惠祥1929年受台湾“中央”研究院委托，化名林石仁，假托为商人，只身进入日本侵占下的我国台湾高山族聚居区山中，调查搜集高山族风俗习惯的标本。在调查中，林惠祥历尽艰辛，多次冒着生命危险，在日本人的监视与干扰下，呕心沥血，用极其翔实的实物材料、文献材料和口头材料完成了有史以来第一次记述台湾高山族民间文学等民族志材料为重要内容的《台湾番族之原始文化》。《台湾番族之原始文化》详细论述台湾高山族各族分述、生活状况、社会组织、风俗宗教、语言艺术等内容，其中，从文物与民间文学等方面具体证明“台湾新石器人类应是由大陆东南部迁去的”“台湾新石器文化属于祖国大陆东南一带系统”的事实。这一切有力证明了台湾高山族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这对于中华民族增强文化自信与理论自信，具有特殊的民族文化意义。

叁

在全书《自序》中，作者首先对“民间文学”给予重新定义。“民间文学”原非汉语术语，而是清末民初自西方引进的新词，20世纪初胡愈之先生创造这个词对译西学术语Folklore，Folklore一词有多重含义，既指民众口头创作，又指民众的各种生活习惯，作学科名称讲时，指“民俗学”。Folklore的多义性，使得“民间文学”也具有多义性。究竟什么是民间文学？一直众说纷纭。就拿现在较为通行的定义“民众集体创作的口头文学”而言，口头与书面、集体与个体之间的关系仍然令人迷惑。高有鹏尝试着构建一种动态的“大民间文学观”，即不再拘泥于口头与书面、集体与个体、不识字的底层民众与上层文人之间的对立或界限，而是从更加宏观的角度，将民间意识和民间精神视为民间文学的核心。

在高有鹏看来，“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之间是可以互相转化的。《诗经》本是民间文学，但汉以后被尊为“经”，成为统治者庙堂中的宠物。戏曲来自民间，但明代的传奇被雅化到令一般读者难以卒读的程度。而汉乐府，尤其是南朝乐府早就进入了文学史研究者的视野，但其中颇多属于民间文学。少数民族史诗属于民间文学，但与文人、官方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李白、杜甫、刘禹锡的诗属于文人文学，但与社会下层血肉相连，尤其是刘禹锡的《竹枝词》，其本身来自民歌，而且带有浓郁的民歌风格。可见，在文学史的建构中，无论是以往的过多强调“大传统”，还是不适当地夸大“小传统”，都失之偏颇。同时，民间文学不是孤立的，它与文人文学的关系，也并非对立的。没有新观念、新视野就没有新材料，没有新材料就没有新发现。正是基于对“民间文学”的准确定位，高有鹏指出，民间文学不仅仅在“口头”流传，研究民间文学应当重视向传世文献、出土文物、岩画、壁画、石刻、碑文、民间木刻、版画、装饰等载体中寻找材料。他在王国维、郭沫若、闻一多、常任侠、孙作云等老一辈学人的启发下，在他们的研究基础上，努力开掘和发现民间文学的新材料。《通史》所涉及的学术范围之广，对前人研究成果借鉴之全面，对新材料使用之多，均令人叹服。高有鹏仿佛是一位技艺高超的庖丁，穿梭在典籍文献的密林里，眼疾手快，游刃有余。例如，古代的谶纬之学，通常认为是古人运用阴阳五行天人感应思想预测社会政治走向的著作，多被排斥在文学之外。高有鹏将其纳入民间文学史的视野，发现纬书中包含政治神话，“史事谶”则包含大量的民间歌谣、隐语、谜语等文学形式，提升了纬书在民间文学的研究价值。此外，他还在神庙碑刻中发现民间文学材料，在《韩非子·外储说》中发现皮影戏的材料，指出民间戏曲是后世戏剧文学的重要源头等，均发前人所未发，新意迭现。

肆

大文化观是20世纪加拿大著名思想家、文学评论家诺思洛普·弗莱（1912-1991年）提出来的文化学的概念。弗莱在《创造与再创造》一文中对文化的定义为：“人不像动物那样直接与赤裸裸地生活在自然之中，而是生活在他从自然中构建出来的封套里，这个封套通常被叫作文化或文明。”而大文化则是在此基础上更从人类学、历史学、语言学、心理学等各个领域予以广泛览胜，使文化问题及其研究成为一种宏观叙事。此观点在文化理论中占有重要的一席。近20多年来，弗莱的大文化观为当代中国学术界所接受，并得到创造性地发挥，用来论述文化研究及现实文化建设中的相关理论问题。如今我看到这部《马克思主义民间文艺学》，其包容性的理论深度及综合性的研究方法，也体现了弗莱的这种大文化观。

其实，所谓大文化观就是运用宏观世界的大视野、在历史时空的大范围内看待所研究的文化问题。这和中国古代文论中的“巨眼”法颇有相似之处。孔尚任《桃花扇凡例》中说，观《桃花扇》剧“当用巨眼”，这本来是指历史传奇剧《桃花扇》的构思方法及阅读本剧的鉴赏要领，后来也被用于小说创作及小说鉴赏方面，如《红楼梦》第十五回的甲戌本批语，也说读者“当用巨眼”。如今我联想到，《马克思主义民间文艺学》在撰作过程中，用的是巨眼，而读者阅读这一学术著作时也应当用巨眼，而这巨眼就是大文化观。

运用大文化观撰写中国民间文学史，这是中国从古至今民间文学发展的历史本身决定的。民间文学属于文学，也属于艺术，当然也属于文化，从民间文学的创作主体、创作与流传过程以及民间文学文本的内容与形式等方面来看，它和一定历史时期、一定地域范围之内人类社会方方面面的文化都有密切的联系。因此，民间文学史的写作就不仅要关注民间文学本身的发展史，更应当同时关注历史、哲学、政治、经济、民族及社会风俗习惯等各个方面，进行综合考察。该书的民间文学史学思想体系，正是在这个整体把握的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自序”中即明确指出：从宏观来看，民间文学在历史的长河中作为民间文化，同人文文化共处于一个空间；民间文学史的写作就是对民间文学作为思想文化遗产的总结，它不能只论及民间文学，还应包括民间艺术和民间文化，这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生活。而且，作为学科来看，民间文艺学就不同于一般的文艺学，它具有自己的特殊性，它面对的是延续了几千年在民间社会中生存与发展的各种文学现象、艺术现象，以及各种各样的社会文化现象。这就要求民间文艺学者必须具有民间文学及其他方面丰富的历史文化知识，要求民间文学史的写作必须从历史长河中勾画出一个路标，指出问题，而一般意义的社会科学是难以准确回答这些问题的。这一认识，是贯穿全书的指导思想。

伍

一个优秀的文化学者不但把目光投向人类文明的大视野，关注学科发展态势，而且要对自己的学术思想、研究方向以及研究主题长期坚守。在《中国民间文学通史》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开始注重自己学术品格的建构。他强调指出“民间文学是人民的信仰，是民族的图腾，是历史的良心，是文化的底色，是时代的大音。写民间文学史，是书写历史的良心，有一句话叫作天地鬼神作证”。他对自己的民间文学史书写总结道：

历史上，民间文学曾经成为反抗黑暗统治的号令，以“均贫富，等贵贱”的歌唱成为时代的强音，向那些草菅人命、冷酷无情的反动阶层一次次敲响警钟；在民族危亡的时刻，诸如抗日歌谣，唤起千百万人民大众与侵略者进行殊死的搏斗——民间文学成为中华民族追求独立、自由、解放事业的旗帜。中国民间文学从来不畏惧一切邪恶，永远歌唱真理和光明，从古到今，形成伟大而光荣的传统。

由此可见，在对中国民间文学作为历史文化的梳理过程中，作者对历史文献的辩证思索时常体现出他对自己文化思想的坚守，这需要非凡的意志、信念、毅力，更需要独特的文化立场和学术品格。他长期坚持古代典籍考证、田野作业和现代学术相结合的研究方式，在《马克思主义民间文艺学》中勾勒出中华各民族历史文化发展轨迹，对中国民间文学发展历史进行从古至今全方位的总结，填补了少数民族民间文学历史的空白。毋庸置疑，《马克思主义民间文艺学》既是中华各民族歷史文化的古老记忆，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发展中的当代重构，它以文献的丰富性成为这个时代可遇而不可求的民间文学研究巨著。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