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立强

具有五千多年悠久文明的中华民族，自古就形成了尊师重道的优秀传统和伦理认知，逐步养成了崇德尚礼、为人师表的师德道统观念。具体而言，那是《论语》中“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择其不善者而改之”教育思想的萌芽，也是韩愈所言“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为师之道的概括，更是“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奉献精神的讴歌，无论哪个朝代，也无论任何阶层，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的训诫，甘为人梯、仁爱精勤的理念，早已内化为作为教师的行为准则和道德标尺。

正是得益于一辈辈教师的精心培育，我们民族历史长河中诞生了无数举世瞩目的伟人、巨匠和大师。我们常人大多熟悉鲁迅高度的文化功绩，但却很少了解寿镜吾先生对他成长的培育之情；也大多知晓梅兰芳精湛的表演技艺，但却很少了解朱小霞、乔蕙兰等前辈的悉心传授，无名的老师，造就出知名的学生已经成为历史发展的显性规律。

这一期栏目，我们将采取宏观与微观并存的方式向读者阐释为师之道，一方面向各位读者推荐有关老师的纲领性文章《师说》的解读性文字，进一步阐释优秀教师的本源价值与深厚内涵；一方面又推出郭沫若、牛汉等近现代文化名人与老师之间不太为常人听闻的点滴小事，以此折射出教师与学生成长的关系；另外一方面，还借助于讲述老舍作为教师的传奇经历，展现出教师与作家不同身份间相辅相成、互为表里的互补与共进。以上三个方面虽然角度不同，但都共同印证了“立德树人、为学为师”的古训真知。

——张勇（中国社会科学院郭沫若纪念馆研究员）

时光荏苒，不知不觉间，我在南方一所师范大学里任教已有十六个年头了。过去的十六年，年年都过教师节 ，每年都看贺卡上差不多的祝福语，依然为那些相似的话语感动。然而，我从没有想过要写我们今天如何做老师之类的文字。今年的教师节，却想谈谈自己的一点想法。原因是自己在一所坊间誉为“神学院”的高中给学生们上了一个学期的语文课，这些学生，大多十六七岁。但这并没有让我感觉轻松自如，反而每一堂课都战战兢兢，唯恐耽误了这帮神学子们。他们要的不仅是高精深的课堂，还要有看得见的实效。兢兢业业一个学期教下来，这些神学子们的各种质询让我真正感受到了教学相长的乐趣，我也切身地感受到大多数同学们的进步。总而言之，感触颇深，有很多话要说。新的部编本语文必修上册选了韩愈的《师说》，自己想要说的一些话，仔细想来，《师说》中都有。因此，说自己如何想，不如一起读读《师说》，写写自己的阅读感受，从中体会我们今天如何做老师的道理。

提到韩愈的《师说》，就不得不提贞元十七年。贞元十七年（公元801年）在中国历史叙事中并不起眼，却也发生了许多有趣的故事。这一年，温庭筠出生，元稹23岁，《莺莺传》中的张生与崔莺莺碰撞出了爱情的火花，贾耽编成古代最大的地图《海内华夷图》，并开创了以颜色区别古今地名的先例。蝴蝶轻轻扇动了一下翅膀，影响一直延续到今天。诗人吕贵品透过历史的烟尘看到“白羊群里一头黑羊飘来”，而“李贺这个鬼在公元801年的一个早晨/就看到了这只黑羊”（《黑羊》，《井底之蛙》，海天出版社）。李贺七言律诗《雁门太守行》开篇写道：“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这可不是一只普通的黑羊。李贺看到的黑羊不会是韩愈，但是公元801年的韩愈，对于当时的教育界来说，似乎完全称得上是“白羊群里一头黑羊飘来”。这样说的原因是，贞元十七年十月，一直跑官要官做的韩愈，终于被授予了国子监四门博士之职。

国子监是中国古代的最高学府和教育管理机构，除祭酒、主簿、录事等管理者外，负责教学的主要是博士、直讲和助教。《唐六典》有记载，国子监有六学，其三为四门学，有博士三人，“掌教文武官七品以上及侯、伯、子、男子之为生者，若庶人子为俊士生者。分经同太学。”用现在的话说，便是韩愈被聘为最高学府的教授。在这个平台上，韩愈牛刀小试，让人看到了一个有理想有情操的老师能够拥有的巨大影响力。《师说》中，韩愈反复以孔子为榜样。在教师这个职业领域内，韩愈不仅是一个合格的教师，还是整个大唐最接近孔老夫子的一位。韩愈病逝后，谥号为“文”。在中国历史上，文人能获得“文”这个谥号的没有几个，在这个领域里数风流人物，唐朝韩愈傲然耸立。

苏轼在《潮州韩文公庙碑》中写道：

自东汉以来，道丧文弊，异端并起，历唐贞观、开元之盛，辅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独韩文公起布衣，谈笑而麾之，天下靡然从公，复归于正，盖三百年于此矣。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弱。

苏轼对韩愈的评价不可谓不高。碑刻“三百年”，应指自韩愈（公元768年—824年）所处的唐朝到苏轼（公元1037年—1101年）。“三百年”是一个比较微妙的数字，这个数字的微妙，在于另外有一个较为确切地像是大预言似的时间段，即“五百年”。《左传》有言：“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孟子·公孙丑》曰：“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就“五百年”这个大预言来说，“三百年”的时间至少应该出现“名世者”。谁是“名世者”？联想到孟子自信的话语：“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苏轼写到这里的时候，未必沒有这种自我期许的意思在内。对于中国古代士君子来说，有这样的意思不稀奇，若是没有反倒令人奇怪。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写道：

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

从“舍我其谁”到“小子何敢让焉”，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具体的表达方式虽有不同，其担当精神与责任意识是一贯的。在苏轼看来，韩愈不仅是一个勇于担当的人，也是生逢其时的人，如果联系整个碑文，苏轼的意思就更为明显。韩愈“文起八代之衰”，这八代乃是从东汉以来，从东汉（公元25年—220年）到韩愈（公元768年—824年）所处的唐朝，算来就是一个大大的“五百年”。朱熹撰《四书章句》用赵氏的话注解“五百有余岁”：“五百岁而圣人出，天道之常。然亦有迟速，不能正五百年，故言‘有余也。”苏轼没有明言韩愈是圣人，这个话着实也不太好说。但是八代五百年暗示给人的，不能说没有以圣人相许的意思。其实，韩愈的朋友李翱说过“孟轲既没，亦不见有过于斯者”，陆傪则认为韩愈之言，“孟轲不如”，似乎早就有推崇韩愈，将其与亚圣并列的意思。我见有人将唐朝的慧能（公元638年—713年）视为“五百岁而圣人出”之圣，在韩愈与慧能之间，如果让我选，肯定会选韩愈，谁让我自己也是老师呢。

老师，固然应如韩愈所说，“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但现实中的老师之所以成其为师，除了道之外，往往还有一个教师资格证的问题。1919年4月，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了短篇小说《孔乙己》。小说塑造了落魄读书人孔乙己这个人物形象，孔乙己的学问如何不清楚，但是他有好为人师之患。有一次在咸亨酒店喝酒，孔乙己问小伙计读过书么，然后就要考他“茴”字的写法。“讨饭一样的人，也配考我么？”这是短篇小说《孔乙己》中專管温酒职务的小伙计的想法。等级制社会里，连温酒的伙计都知道“择师”。小伙计择师的标准并不高明，却正是一个社会恶劣的择师风气的体现。想要为师的人又如何能够不遵守那个社会的游戏规则呢？做了博士，有了高级教师资格证的韩愈，写了《师说》这篇文章。韩愈被授予博士与创作《师说》，时间上的前后相继可以阐释成完美的因果关系。我个人也喜欢这种因果关系的阐释，颇有在其位谋其政的意思。韩愈身居博士职位，就没有打算尸位素餐，自觉承担起维护和弘扬师道的重任。

兜兜转转讲这么多，只是想说，从韩愈的《师说》和苏轼对韩愈的评价中，我看到了对理想的教师的要求：要有远大的理想。最远大的理想当然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胸有丘壑，志向远大，才能深切地理解师之道，让自己成为灵魂的工程师，而不是搬运知识的教书匠。

所谓胸有丘壑，就是能追寻往圣足迹，传承“绝学”。绝学不是绝门学问，不是旁门绝技，而是坦坦荡荡的大道，蕴涵着的是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休戚相关的根本道理，而不是一家一户或一国一族独有的东西。独有的就是世俗人所说的绝学，但是有些绝学是已经面临绝灭的绝学，自身的生命已经走到了尽头，孔乙己想要教授的“茴”字的几种写法便是此类绝学之一种。只有那些生机勃勃具有世界性的独有，才是真正的道。人往往局限于己，不能认识和接受真正的道。在一个平庸的世界里，人们期盼圣哲降世，却又不相信身边有谁是真正的圣哲，即便是耶稣，也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什么才是真正的道？谁教授的才是真正的道？谁有资格又该怎样判定教师所授之道？

《师说》没有详细谈道的问题，但韩愈《师说》中所提到的“道”，指的自然是孔孟之道。在《原道》篇中，韩愈劈头就说：

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而无待于外之谓德。

就此而言，韩愈所说：“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毫无疑问，传道才是教师应该承担的最大的责任。韩愈定下了老师的职责后，便开始抨击世人的“择师”行为，要而言之，先批评以年龄资历择师的行为，继之批评重童子之师轻传道之师的行为。

以年龄资历择师，这是传统文化发展的自然结果。在三纲五常的束缚下，尊老尊长尊上是维护社会秩序的需要。老、长、上代表的便是仁义之所在，亦是道之所在，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就构成了常说的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然而，若是为老、为长、为上者德不配位，也就不是仁义之所在，这就出现了名实分离的问题，于是需要将道与师剥离开来，重新界定名与实，寻求名实一致的途径。韩愈强调：“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抨击为老、为长、为上却无道的师，要求循道求师，也就是撇开教师资格证、特级教师、高级教师等种种外在的名号，强调名实一致，将名不副实的师从年龄资历重新拉回到道的层面上来，以道作为师的判定标准。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人各有所长，故可相互为师。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韩愈的话，也是对孔老夫子教育思想的推演。

以“道”作为师之所以成其为师的标准固然不错，若是推而广之，却未必就是好事情。韩愈《师说》针对的是士大夫“耻学于师”的不良风气，因此提出“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不问对方的年龄资历官职，只要闻道先于自己，就应该有师事之的勇气。这种求学于师的勇气，正是终身教育的核心要义。有人提出求学于师是学师之所长，人无完人，对于师之所短，自然不能学也不要学。这自然是对的。我们并不要求做教师的人就应该各方面都很好，不能够念错字，不能出错题目，我们只是觉得为人师者应该有知错认错的勇气。“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在信息社会里，学生判断知识对错的途径并非只有教师这一个途径，老师有了过错，有些同学常常在第一时间就能做出判断。若做教师的自己有过而不能改，只想要靠掩饰等小动作维护自身的权威性，不仅证明了自己不是一个合格的童子之师，更不是一个合格的传道之师。

韩愈在《师说》中区别了两种师：“童子之师”“传其道、解其惑者”。“童子”一般解释为未成年的男子。我国法律规定年满18岁为成人，未成年人保护法不再为其提供呵护。一般来说，现在的孩子们6岁入小学，6年小学，3年初中，3年高中，进入大学时正好是18岁。中小学里的学生便是童子，大学里的学生是成年人，我们能够将前者称为“童子之师”，后者视为“传其道、解其惑者”？若是这样谈论大学教师与中小学教师的区别，恐怕大部分人都不能接受。谁说中学教师就不是“传其道、解其惑者”？谁又能说许多大学教师从事的不过是知识搬运工的工作，如韩愈笔下的童子之师，不过是“授之书而习其句读者”？在韩愈那个时代，童子之师与传道之师的区别可能较为明显，时至今日，两者恐怕难以教学对象进行区分。在我的个人认知中，有些所谓的博士生导师，甚或院士级的人物，其实所能传授的，只不过是“授之书而习其句读”，甚或像孔乙己那样教授类似于“茴”字的四种写法之类的所谓学问。当然，书可能是所谓的专业知识，句读则是刷论文之类。道，是谈不到的，因为连人的基本准则都难以维持。倒是像张桂梅那样的中学老师，虽然自言只能带学生们刷题，并不将高深的道挂在嘴边，道却其实就在她们身边，即所谓身教是也。有些高级知识分子说自己能够带怎样的博士硕士，却教不了自家孩子，其实，这里也有一个身教的问题。将教不了自家孩子归因于身教，并不带有道德评判的意思，有些非常好的中学老师，全身心扑在教学上，连家都顾不得回，这种情况下，与自家孩子面对面的机会少，自身再好也不好谈身教。

韩愈在《师说》中强调的，既不是身教，也不是学高为师身正示范，而是“传道、受业、解惑”。犬儒当道，大道不行，人皆知之，是以传道之师让位于童子之师，所谓解惑也只限于解其句读问题，解题技巧才是王道。所谓教不了，其实是不能解惑，因为所传非道，是技，那种解惑提供的人生道路，是孩子所不喜欢的。人生真正的疑惑得不到解答，汲汲于解题，以自己的晋身技巧传授给孩子，孩子未必以为然。何也？那些自以为很成功的老师，在孩子们的眼里可能就是一苦逼，韩愈在《进学解》中就曾借弟子之口说过：

先生欺余哉！弟子事先生，于茲有年矣。先生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编。记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钩其玄。贪多务得，细大不捐。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先生之业，可谓勤矣。觝排异端，攘斥佛老。补苴罅漏，张皇幽眇。寻坠绪之茫茫，独旁搜而远绍。障百川而东之，回狂澜于既倒。先生之于儒，可谓有劳矣。沉浸醲郁，含英咀华，作为文章，其书满家。上规姚姒，浑浑无涯；周诰、殷《盘》，佶屈聱牙；《春秋》谨严，《左氏》浮夸；《易》奇而法，《诗》正而葩；下逮《庄》《骚》，太史所录；子云，相如，同工异曲。先生之于文，可谓闳其中而肆其外矣。少始知学，勇于敢为；长通于方，左右具宜。先生之于为人，可谓成矣。然而公不见信于人，私不见助于友。跋前踬后，动辄得咎。暂为御史，遂窜南夷。三年博士，冗不见治。命与仇谋，取败几时。冬暖而儿号寒，年丰而妻啼饥。头童齿豁，竟死何裨。不知虑此，而反教人为？

用现在的话说便是：老师，你混得那么惨，就别给我们讲那些大道理了，难道想让我们和你一样？

世俗的成功学大行其道，传道之师“头童齿豁，竟死何裨”，在成功人士的眼里是人生失败者，对学生大谈特谈“道”的问题也就显得迂腐不合时宜。面对弟子的讥嘲，《进学解》中的先生以孔孟二儒为例反驳，殊不知当理想成为空话，传道之说在俗人眼里徒增笑料，执着于现世功利的人谁愿意活得惶惶如丧家之犬？其实最可恶的还不是明言讥嘲者，而是那些口中喊着崇圣人行古道满肚子却是男盗女娼的伪君子。

传道之师的价值，从来都不是和光同尘以取得现世的荣华富贵，而是逆俗而立，在暗夜中点燃一盏明灯。“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万古师表孔子泽披神州，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作为普通教师的我们能够照亮我们所处的位置，温暖三五上进的同学们的心灵，也就够了。

（作者系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