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艺璇

〔兰州大学 经济学院，甘肃 兰州 730000〕

一、引言

制造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石，是创造工业血液的中坚力量。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制造业持续快速发展，形成了强大的产业体系，极大地推动了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提升了我国的综合国力，为建设世界强国打下工业基础。步入新时代以来，我国制造业仍蓬勃发展，但出现了产能过剩、传统制造业效率低下、高新技术制造业发展缓慢、需求萎缩、后起发展中国家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发达国家“再工业化”等诸多难题，需要我们结合新的经济社会发展，找出制造业发展最优的道路。在工业化过程中，制造业消费输出逐渐下降，而资本输出逐渐上升，制造业的发展对于技术和创新能力的需求越来越高，对于劳动力数量的需求越来越低，这就是制造业技术结构高度化的过程。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了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任务和目标，并把实体经济尤其是制造业发展作为建设现代经济体系的重心。2008年金融危机过后，发达国家纷纷实施了再工业化战略，如美国的“先进制造业国家战略计划”、德国的工业4.0规划、欧洲的“工业复兴战略”等等，推动了发达国家的投资、就业和创新，原本聚集在我国的高端制造业开始向发达国家回流，这重塑了发达国家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领先地位，同时也给后危机时代我国制造业的发展造成了巨大压力。同时，老挝、缅甸等东南亚国家因为拥有低劳动力成本优势，吸引了许多低端制造业的转入，抢占了中国在制造业国际分工格局中的优势地位。可以说，新常态时期我国制造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生存与发展危机，这倒逼推动我国逐步加快制造业转型升级。因此，制造业技术结构的优化是中国制造业升级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新时期中国制造业应对国内外双重压力的战略手段。

制造业技术结构高度化不仅需要技术、劳动力、资金等生产要素，更需要制造业与其他行业之间的良性互动，金融行业与制造业的融合发展可以而且应当成为推动制造业技术结构高度化的重要路径。在当今经济社会发展中，无论是资源配置，或者是产品生产、交换和消费过程，金融发展都已成为不可替代的重要力量。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均表明，金融发展与一国制造业产业结构之间存在显著的联系[1]。一个自由的、健康的、系统性优良的金融市场可以为制造业企业提供信息多元化的交易平台，提供灵活高效的融资渠道，提供各种便捷的金融服务。本文结合“中国制造2025”的宏观背景，考虑到制造业技术结构高度化升级的重要性，着重分析金融发展对我国制造业技术结构高度化的影响。

二、文献综述及理论逻辑

1.国内外文献综述

纵观国内外金融发展与制造业技术结构高度化升级之间的影响机理研究，大致分为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理论研究的基础是金融发展理论和技术结构高度化理论，重点研究二者相互作用的动因、机制、规律、原理等；实证研究的基础是统计数据，重点研究二者随时间变化的动态交互作用，以及二者因区域差异的静态交互作用，实证研究主要用数量计算的方式解释金融发展对制造业技术结构高度化升级的关系。

对金融发展与制造业技术结构高度化关系的研究最早源自国外学者。Raymond W.Goldsmith最早开始研究金融发展相关问题，强调了金融结构的重要作用，认为金融结构的变化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金融发展，他还采用定性与定量结合、历史纵向比较与国际横向比较结合的方式，建立了金融发展的基本衡量指标体系[2]；Edward S. Shaw发表了《金融中介机构与储蓄——投资》一文，证明了金融对经济的作用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提升而增强，金融对经济的拉力随着国家发展水平的提升会越来越显著[3]；Ronald I.Mckinnon研究了金融作用机制，认为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的优化互为因果关系[4]；Binh、Park and Shin通过建立多元回归模型检验不同国家金融结构与产业技术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金融结构确实可以影响产业结构[5]；Neusser和Kugler研究了13个国家的金融业和制造业产业结构，采用时间序列模型进行实证分析，计量结果表明金融业发展对制造业的发展有着显著正相关关系，具有典型的因果关系[6]。

国内学者也对金融发展与技术结构高度化升级的关系开展了充分研究，揭示了金融发展对一国技术结构高度化升级的影响。如江三良、胡安琪通过分区域研究，认为金融业态深化对于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东、西部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受金融发展影响的程度要大于中部地区[7]；梁丰、程均丽认为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因干预动机强弱而异，财政压力越大、政绩诉求越高、国企占比越高的地区，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作用越弱[8]；陶爱萍、徐君超得出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升级存在非线性相关关系的结论，认为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不同，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趋势[9]。鉴于制造业结构升级的重要性，我国学者进一步研究了金融发展与制造业技术结构高度化升级之间的关系。如潘红玉、刘亚茹认为房价与制造业技术结构高度化、金融发展与制造业技术结构高度化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金融发展能推动制造业技术结构高度化，但二者的相互作用抑制了制造业结构的优化[10]；梁榜、张建华基于金融结构、金融规模和金融效率三重维度，得出了对外经济开放、金融规模和金融效率对制造业结构优化和合理化具有促进作用，而金融结构阻碍了制造业结构优化升级的结论[11]。

通过对国内外文献的梳理，可得知制造业技术结构高度化升级与金融发展密切相关，且自从我国实行“中国制造2025”规划后，国内关于制造业的研究愈发成为经济学界的热点。但已有的文献大多从区域小范围内微观分析二者关系，具有一定的特殊和局限性，本文将吸收和借鉴国内外已有的成果，从宏观层面深入研究金融发展对制造业技术结构高度化的作用机理。

2.金融发展推动制造业技术结构高度化的作用路径

结合已有研究，本文认为金融发展影响制造业技术结构高度化的作用路径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金融发展为高端技术制造业提供资金支持。制造业企业的发展，需要物质资源的支持，例如土地、交通、厂房、通讯、供水、供热等基础设施的建设，金融发展为制造业技术结构高度化积累了物质资源。金融机构作为资金中介平台，实现了制造业资金的有效分配，将有限的资金流向需求高的企业。高端制造业的发展，需要大量资金购买机械设备和技术知识产权，金融业的发展极大程度促进了资金的运转，为其提供多样化的资金来源，营造了良好的资本环境。

第二，金融发展为高端技术制造业聚集人力资本。金融深化理论认为，在市场自发调节下，金融发展会促使储蓄投资的增加，资金会从回报低的部门流向回报高的部门，高回报意味着高工资，在工资的正外部刺激下，高技术高素质人才会向高端技术制造业领域集中，为制造业技术结构高度化提供人力资本的支持。与此同时，人力资本的增加会带动整个行业的蓬勃发展，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使社会经济的相关衡量指标提升[12]。

第三，金融发展促进高端技术制造业技术进步。高端制造业的核心生产力是技术，从本质上来说，制造业技术结构高度化是技术的革新。传统制造业通过创新或购买获得新技术，改变原有的低效生产方式，以更节能、更环保、更现代化的方式生产产品，这是对传统制造业改造升级的核心路径；对于高端制造业，必须加大科研创新投入，扩大企业规模，形成独立的完整的生产链条，金融发展水平越高，越有利于为制造业技术变革提供资金支持，进而促进技术进步的发生并加速制造业技术结构高度化升级。

第四，金融发展可以实现风险转移。提高高端制造业在制造业中的占比，就要鼓励新兴技术企业的发展，新兴技术企业的发展具有脆弱性、经验缺乏、资金匮乏、承担风险能力较差等特征，为保护新兴技术企业的发展，一方面需要政府产业政策的扶持，另一方面需要金融市场的完善，这是至关重要的，一个完善的金融市场能帮助企业承担部分金融风险，新兴企业可以通过私募股权投资、天使投资、风险投资等方式转移技术创新的风险，提升自身的竞争能力。

三、模型设定、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1.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1)被解释变量

制造业技术结构高度化，是指高技术制造业、高附加值制造业、低资源消耗和环境友好型制造业占比增加、制造产业技术水平提高、产业价值链升级、产品创新能力增强、产品向高附加值的转变[13]，以高科技创新能力为核心，实现制造业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制造业技术结构高度化也称为高级化、高度化，是实现“中国制造2025”智能化的前提。根据高洪成、傅元海、池仁勇等学者将制造业产业分为三大类，如表1，分别是低端、中端及高端制造业。制造业技术结构高度化的具体表现是：技术密集型制造产业比重增加，劳动密集型制造产业比重减少，制造业技术结构高度化朝着战略新兴产业、高附加值产业、高技术产业的方向发展。

根据高、中、低端制造业的分类，本文以制造业31个细行业主营业务收入为指标，参照傅元海、叶祥松、王展祥的做法[14]，计算高端技术制造业主营业务收入与中端技术制造业主营业务收入的比值，用来表示2000-2020年间制造业的技术结构高度化水平。

本文选取制造业技术结构高度化水平指标作为被解释变量。由于部分年份制造业总产值和工业增加值的缺失，所以选择用高端技术制造业主营业务收入与中端技术制造业主营业务收入的比值表示优化水平，记作HM。本文的第三章在分析我国制造业现状时已详细计算出2000年至2020年HM的值，HM越大，表明制造业技术结构高度化水平越高，反之亦然。被解释变量的原始数据全部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工业统计年鉴》和《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

(2)核心解释变量

金融相关率。Goldsmith第一次提出金融相关率(FIR)的概念，奠定了金融发展理论的基础。金融相关率(FIR)是指“全部金融资产价值与全部实物资产的价值之比。”FIR是一个衡量金融业发展程度的指标，它通常与通货膨胀率呈反相关关系，与经济发展水平呈正相关关系，而发达国家的FIR要比发展中国家高，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FIR也会随之上升到达某一高度后趋于稳定。金融相关率作为衡量金融行业发展的基本指标，对实证计量具有重大意义。从近些年的金融业和制造业发展现状可以看出，金融发展对制造业技术结构高度化升级具有重要影响，产融结合有利于实现制造业智能化，向着制造强国目标大步迈近。本文采用金融相关率作为衡量金融发展的主要指标之一，用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之和与GDP比值表示，记作FIR。

金融效率。随着金融业的高速发展，单一指标往往不能真实全面地反映金融业发展状态，因此本文采用三个金融变量：金融相关率、金融效率和金融规模，来测度金融业的发展。金融效率的提高能促进制造业技术水平的提高，提供更便捷的金融服务，加速技术结构高度化升级。金融效率用金融机构贷款余额与存款余额的比值表示，记作FE。

金融规模。金融发展规模也是衡量金融发展程度的重要指标，主要表现为货币供应量和流通量、存贷款总额、金融机构数量、金融交易量、金融产值占GDP份额等，目前国内外学者并没有对金融规模给出明确的定义，对于金融规模扩张对制造业产业结构的影响还有待实证检验。根据陈雅文[13]的做法，用金融业总产值与第三产业总产值的比值来表示金融规模，记作FS。

解释变量的原始数据均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金融统计年鉴》。

(3)控制变量

影响制造业技术结构高度化升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为了使建立的模型更加全面、更加准确、更符合实际情况，本文除了选取金融相关率、金融效率和金融规模作为制造业技术结构高度化升级的解释变量外，也选取其他指标：政府支出、科研投入、外商直接投资可能对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产生影响的控制变量，进而分析我国制造业技术结构高度化升级。

政府支出。政府的财政支出是影响高端制造业发展的重要因素。自提出“中国制造2025”规划开始，政府将投资重点转向高科技产业，大力发展高端技术制造业，推动人工智能、互联网、大数据和制造业的深度融合，促进传统制造业转型和高端制造业快速发展，突破制造业重点领域关键技术，增强制造业的核心竞争力，由此可见，政府对制造业技术结构高度化升级起了不容忽视的作用。本文用政府财政支出与GDP的比值来表示政府相关指标，记作GOV。

科研投入。高端制造业发展的核心要素就是科学技术，科技进步对其产生的效益是最直接的、最巨大的，金融发展对制造业技术结构高度化的影响也是建立在推动技术进步的基础上实现的。科技进步可以推动传统制造业改造升级，可以促进中高端技术制造业深入发展，对提升整体制造业实力、加速制造业技术结构高度化升级具有重要作用。在国际上，通用R&D活动的规模和强度来表示一国科技实力的强弱，R&D是research and development的缩写，意思是研究与发展，R&D活动的指标也涵盖了教育程度和智力因素，是一个较为综合的控制变量。本文用R&D活动的经费支出与GDP比值表示科研投入的程度，记作RD。

外商直接投资。外商直接投资是指外国的企业或个体在我国境内开办外商独资企业，或是与我国企业共同举办中外合资企业等，就我国目前情况来说，制造业对外商的吸引力较大，有外商投资的企业营业利润较高，就业人数较多，外商直接投资一方面会增加制造业企业的资金，另一方面会带来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对促进制造业企业转型升级具有重要作用。本文用实际利用外资额与GDP的比值来表示外商直接投资力度，记作FTL。

控制变量的原始数据均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国财政统计年鉴》和《中国对外经济统计年鉴》。表2整理的是主要变量的文字描述，表3整理的是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2.模型设定

基于上述变量的选取和理论分析，构建如下面板数据回归模型，为了避免出现FIR、FE、FS的多重共线性相关，也为了将非线性关系转化为线性关系，本文将变量写作对数形式进行回归：

LnHMit=C+α1LnFIRit+α2LnFEit+α3LnFSit+βLnCONit+εit

(1)

表3 各变量的基本统计量

上式中，HM表示制造业技术结构高度化，FIR表示金融相关率，FE表示金融效率，FS表示金融规模，CON表示控制变量，包括政府支出GOV、外商直接投资FTL和科研投入RD，C是常数项，α和β是相应的回归系数，ε是误差扰动项，i=1,2,3…N表示样本个数，t=1,2,3…表示面板基期。为了保证最大程度的解释金融发展对制造业技术结构高度化的影响，将此模型分解为四个不同的模型，分别是，模型1——原方程；模型2——α2=0，α3=0；模型3——α1=0，α3=0；模型4——α1=0，α2=0。

四、金融发展对制造业技术结构高度化的实证分析

1.回归计量结果

为了研究金融发展对制造业技术结构高度化的影响，本文选取2000年至2020年的相关数据，根据上文中建立的四个模型进行计量分析。面板数据的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

应用Eviews的最小二乘法程序，得估计的四个模型回归方程：

模型1：

LnHM=2.9172+0.2906LnFIR+1.7434LnFE-0.6439LnFS+2.1390LnGOV-1.0154LnRD+0.1094LnFTL

(2)

模型2：

LnHM=2.0338+0.3776LnFIR+0.9539LnGOV-0.7726LnRD+0.0262LnFTL

(3)

表4 金融发展对制造业技术结构高度化影响的实证结果

模型3：

LnHM=2.4969-0.5817LnFE+1.3450LnGOV-1.0641LnRD-0.1622LnFTL

(4)

模型4：

LnHM=2.5073-0.4425LnFS+1.9929LnGOV-1.2933LnRD-0.1988LnFTL

(5)

根据表4作以下回归分析。模型1的拟合优度为0.867927，说明估计的样本回归方程较好地拟合了样本观测值；对于给定的显著性水平α=0.05，F=12.04787>3.09，通过检验，所以模型1中各金融变量和控制变量对于制造业技术结构高度化变量之间的关系显著。模型2、3、4的拟合优度均大于0.6，均通过F检验，可以说明方程整体中各变量与被解释变量有显著的相关关系，但拟合程度不如模型1。

再来看各解释变量，模型1中金融相关率(LnFIR)、金融效率(LnFE)系数为正，且在5%的置信水平下显著，模型3中金融效率(LnFE)系数为负，但并不显著，说明金融相关率、金融效率与制造业技术结构高度化呈正相关关系；模型1和模型4中的金融规模(LnFS)系数为负，并分别在1%、5%的置信水平下显著，说明金融规模的扩大对制造业技术结构高度化升级过程中起抑制作用；模型1、模型2、模型3和模型4中的控制变量政府支出(LnGOV)系数为正，分别在1%、5%、5%、1%的置信水平下显著，说明政府支出与制造业技术结构高度化指标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模型1中的外商直接投资(LnFTL)系数是正数，在10%置信水平下显著，模型2、模型3和模型4中的外商直接投资(LnFTL)均不显著，说明外商直接投资对于制造业技术结构高度化的影响较小，但仍是正相关关系；模型1、模型2、模型3和模型4中的科研水平(LnRD)系数却为负数，并分别在1%、10%、10%、5%置信水平下显著，说明我国R&D经费的投入并不对制造业结构升级产生积极作用。

2.单位根检验和协整检验

(1)单位根检验

用非平稳的变量建立回归模型可能会带来虚假回归的问题，所以在这之前要进行单位根检验。本文采用ADF检验的方法，用Eviews软件分别检验LnHM、LnFIR、LnFE、LnFS、LnGOV、LnFTL、LnRD这七个变量，得出的ADF值均不通过t临界值检验，说明都是不平稳的时间序列，不能构建回归方程。于是再分别进行一阶差分，得出的结果是，金融规模(LnFS)一阶差分ADF值是-2.586418，P值是0.1159，未通过平稳性检验，其余变量均通过平稳性检验，所以再做二阶差分，检验结果如表5所示。

表5 各变量二阶差分的ADF单位根检验结果

此时七个变量均通过ADF检验，且均在1%的显著水平下显著，满足了进行协整检验的前提条件。

(2)协整检验

由于以上各变量的时间序列存在单位根，且序列二阶差分不存在单位根，存在二阶单整，因此可以进行协整检验。协整检验可以分析这多个非平稳变量在线性组合后的序列是否具有平稳性。运用EG两步法，对模型的LnHM、LnFIR、LnFE、LnFS、LnGOV、LnFTL、LnRD变量的线性方程残差序列进行协整，检验结果见图1。

图1 各变量二阶差分的ADF单位根检验Eviews结果

可以看出，模型的残差序列在1%置信水平下显著，P值很小，可以判断这七个变量间存在协整关系。

3.结论

通过对2000年至2020年样本数据的计量回归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金融相关率、金融效率与制造业技术结构高度化呈正相关关系，金融发展程度越高，金融效率越高，制造业技术结构高度化越大，反之亦然。金融规模的扩大对制造业技术结构高度化升级过程中起抑制作用，原因可能有金融规模的虚假扩张和资产泡沫，带来货币贬值、风险提高、市场不稳定等不利影响，从而阻止了制造业技术结构高度化升级。政府支出与制造业技术结构高度化指标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政府支出的增加有利于其优化升级。外商直接投资对于制造业技术结构高度化的影响较小，但仍是正相关关系，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加有利于制造业技术结构高度化升级。我国R&D经费的投入并不对制造业结构升级产生积极作用，相反的，可能不利于优化升级，原因可能有我国R&D经费虽然大幅度增加，但并没有起到推动高端制造业发展的效果，R&D活动可能与高端制造业无关，没有明确的、针对性的高端制造业R&D经费支出，所以并没有促进高端技术制造业核心技术的进步，或者是我国的R&D经费支出总量仍然过少，占GDP比重很小，对制造业优化升级的作用不明显。

五、对策建议

提高金融效率，促进金融发展。一是深化金融结构和金融系统改革，增加除银行业以外的行业市场份额，增加融资渠道，增加金融市场投资活力，促使资金自发流向高收益部门。二是重点关注证券市场的发展，要不断完善证券市场主板、中小板、创业板，以及新三板的建设，以推动证券市场为制造业产业提供更高效率的融资渠道，严格抑制恶意投机行为，对扰乱证券市场、人为操控股票价格的行为加以严惩。三是平衡区域金融资源，将金融资源多向中、西部地区倾斜，促进经济欠发达地区的金融发展。四是确定合理的实际利率和汇率，完善金融交易和期货市场。

合理控制金融规模，防范金融风险。本文已论证金融规模对制造业技术结构高度化升级起负作用，金融行业作为虚拟资产的集合，过度的膨胀会导致泡沫化和金融风险的增加，不止对制造业，甚至会损害整个实体经济。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最初的起因就是科技股泡沫破裂，美联储实行长期低利率来维持经济增长，导致了房地产市场膨胀，一方面大量的杠杆交易使得次贷规模逐级成倍的扩大，另一方面金融监管不力，金融市场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这使得投资银行、证券公司等金融机构为了获取更高的收益，对贷款方掩饰各种衍生的金融产品中的风险，扩大了不良贷款的需求，这种弊端将会逐级增加，形成恶性循环。金融危机为世界各国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我们要吸取经验教训，防范金融风险。

对于此，我国中央银行和金融相关监管机构必须合理控制金融发展规模，严格控制金融膨胀速度，监管各大金融机构的运营，保证金融规模的扩大是真正意义上的发展，而不是伴随着风险和不确定因素的增加。促进金融和实体经济、金融体系内部、金融和房地产等的良性循环，完善金融风险监测、评估、预警和处理体系。还要谨循金融深化和金融发展理论，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减少对金融资源配置的直接干预，确保金融市场的自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