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行笑，石彩霞

(衢州职业技术学院 文化旅游学院，浙江 衢州 324000)

关于乡村的发展，传统观念认为城市化的发展模式是乡村振兴的唯一出路，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国家对乡村发展的长期探索，出现了大量新型乡村发展模式，乡村多元化发展成为新时代的重要特征，乡村性也成为了乡村发展的重要优势和动力引擎[1]。作为乡村地理学领域的重要概念，“乡村性”主要用来综合反映乡村的地域特征。对如何评价区域乡村性的研究，有助于在客观评估乡村发展现状的基础上，归纳适合乡村区域发展的模式，进而对乡村多元化发展提供科学指导，对目前我国乡村改革发展具有重要实践意义和参考价值。

鉴于城乡界限的日趋模糊化，传统行政地域框架下的乡村定义已经无法满足现实需求，在此背景下，张小林（1998）提出了用“乡村性”代替“乡村”的概念，她认为每个区域都可以看作是城市性与乡村性的统一体（即区域的乡村性与城市性合计为1），城市性弱的区域就是乡村性强的区域，城市性强的区域就是乡村性弱的区域，乡村性强的区域就是乡村地域，城市性强的区域就是城市地域，城乡之间是连续的，两者之间不存在断裂点，即城乡一体化[2]。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乡村研究中关于乡村概念的纠结，为后续的乡村性研究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随着研究的深入，Cloke提出了乡村性指数（RI）的概念，掀起了学界对于乡村性测评的研究浪潮。截至2020年10月，知网（CNKI）共检索得到关于乡村性指数测度的文献119篇。但目前国内外关于乡村性评价的指标体系还未达成一致，这主要缘于乡村的复杂特性与乡村性关注点的偏差，导致了在指标抽取中的差异，在这个问题上学界还需进行深入的理论探索与实证分析。在指标的选取上，国内外学者从生产[3]、生态[4]、职业[5]和社会文化[6]等多个角度各有侧重地构建了不同的测量模型；在研究方法方面，已有研究主要采用指标评价法、线性加权法、影响因素分析、冷热点差异等。在研究对象上，部分学者只是对研究区域进行了更换，抑或是基于数据的可获得性对某些或某个指标进行调整，可想而知，在此基础上做出的乡村性评价指标体系很难具有普适性，特别是在微观尺度上，这些评价指标更显得“苍白无力”[7]，在研究时效上，以往研究多以截面数据或最新数据评价区域乡村性，对乡村性的动态变化缺少把握，研究结论具有一定局限性，综合运用定性与定量的多元方法模式成为了乡村地理学研究者的终极任务与挑战[8]。

因此，本文在县域尺度上采用乡村性指数，综合反映衢州市整体的乡村性地理格局，基于乡村性指标评价体系的理论研究，以2004~2018年平行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探讨乡村性的时空分异与区域经济发展的相关性，为乡村后续转型发展和新型城镇化建设提供理论参考依据。通过乡村性指数对县域经济差异进行剖析，不但在视角上有所创新，对全面理解县域发展状况也具有重要意义。

1 乡村性评价指标的选择

早期关于乡村性评价的研究还在起步阶段，没有对指标进行分类处理，但已形成了几个主要的指标框架[9-10]。之后，孟欢欢等人（2013）将指标大致分为乡村发展水平和县域综合发展水平[11]，可以看到指标的分类相对比较粗糙，无法准确表现到底是哪些因素影响区域乡村性的变化。在此基础上，周玉玉等人（2013）[12]、李智等人（2017）、孙威龙等人（2020）[13]基于各自的研究重点，各有侧重地将指标细分为土地利用、人口聚落、产业结构、城乡联系、农村建设等。随着研究的深入，部分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影响区域乡村性的因素进行了更加系统地分类，如章明卓等人（2014）将指标分为社会与科技因素、交通与距离因素、用地与产业因素、生产方式因素[14]。谭文宇（2020）则将指标划分为农村经济发展、农业生产供给、农民生活水平，建立了乡村性综合评价体系[15]。

综合前文对乡村性的理解，在区域乡村性评价指标的选取过程中应关注以下两点：首先，所选取的指标应能够充分体现区域乡村性的特征。其次是乡村性指标的处理，要对各指标进行无量纲化处理，使得比值是单纯的两个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比较，确保指标体系的可比性。因此，本研究中的县域乡村性评价指标（表1）的选取综合考虑了已有研究中所涉及的指标，并对部分指标进行了无量纲化处理。

表1 衢州市县域乡村性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2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2.1 数据来源

衢州市地处浙江省西部，共有柯城区、衢江区、江山市、常山县、开化县、龙游县6个县级行政单元。从全省的角度看，衢州市属于省内发展较为滞后的地区，经济发展面临严峻挑战，亟须转型。乡村建设作为衢州市政府历年来工作的重中之重，农耕文明历史悠久，稻作文明已有近9000年历史，种橘史已有1400多年，种茶始于唐兴于宋，柯城区九华“立春祭”更被立为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乡村发展基础良好，是进行乡村性研究的不二之选。本研究中涉及的衢州市、县区数据均来源于历年《衢州市社会经济统计年鉴》《浙江省统计年鉴》和《衢州市统计年鉴》，2004年至2018年的平行面板数据。

2.2 研究方法

本研究中涉及的研究方法主要是主成分分析法，首先对所有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排除不同量纲的影响；然后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对前文所列的18项指标进行降维处理，提取主要的影响因子（主成分因子），并将主成分贡献率的比重作为权重，计算县域乡村性综合评价得分。

3 乡村性评价体系构建

3.1 主成分识别

3.1.1 数据无量纲化。为了不改变原指标的分布规律，本研究排除“倒数逆变换法”而采用“倒扣逆变换法”，其对逆向指标正向化的公式为：

为了排除量纲不同带来的影响，采用标准化法对原始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

3.1.2 因子分析。对量表进行信度分析，结果显示量表中共含18个题项的可靠性为0.950，高于0.9，表示量表的信度极佳，具有很好的测量效果。

表2 可靠性统计量

运用SPSS软件对数据进行主成分分析，结果显示：其KMO检验值为0.831（＞0.8），Bartlett球形检验近似卡方值为3349.649，显著性概率为0．000，表明样本数据适合进行主成分分析。基于特征值大于1原则选取前3个主成分，累计贡献率达86.706%（≥80%），说明利用这3个主成分就能较好地概括各县域的乡村性特征，其旋转后的载荷系数、特征值、贡献率及累积贡献率见表3。

表3 旋转成分矩阵a

提取方法:主成分。

旋转法:具有Kaiser标准化的正交旋转法。

从旋转后的主成分载荷矩阵看，农村从业人员比重X1、人口乡村化率X2、农业机械化水平X3、人均耕地面积X4、农业土地产出率X5、人均粮食产量X6、人口密度X7、医疗卫生水平X8等与第一主成分存在明显相关性，对县域乡村性的强弱起到主导作用。反映了农村人口变化和农业用地、生产方式、生产效率的变化状况。该成分中8个题项的可靠性为0.972，高于0.9，表示量表的信度极佳，具有很好的测量效果。因此，第1主成分可以称之为人口与农业因素。

第2主成分中包含人均纯收入X9、地方财政能力X10、人均生活消费支出X11、人均固定资产投资X12、居民消费水平X13、人均生产总值X14等6项指标，可靠性为0.964，高于0.9，表示量表的信度甚佳，具有很好的测量效果。它们反映了区域财政状况、居民收入及消费水平，以上指标都高的地区往往是经济发达的城市地带，城市特征强，乡村特征弱。综上，将第2主成分称为经济与社会因素。

第3主成分中，公路密度X15、电气化水平X16、一产产值比重X17、一产就业比例X18。该成分中4个题项的可靠性为0.860，高于0.8，表示量表的信度极佳，具有很好的测量效果。公路密度和电气化水平反映了区域可通达性和用电普及率等基础建设的水平，一产产值比重和一产就业比例则反映的是区域产业情况。因此，第3主成分可以称之为基建与产业因素。

4 衢州市乡村性综合评价分析

基于乡村性指数计算公式，定量测度2004~2018年衢州市各县域乡村性指数，描述性统计如表4所示。总体而言，衢州市乡村性指数呈现如下特征：①乡村性指数标准差介于2.842~4.040，表明各县域乡村性指数与均值的离散程度较大，乡村发展存在差异性，同时较大的极值差也证实了这一点。②2004~2018年偏度系数均为负值，即均值在峰度左侧，表示乡村性较强的县域所占比重略大。

表4 2004~2018年衢州市区域乡村性指数描述性统计

4.1 时间序列

通过图1可以看出乡村性指数呈现如下特征：①衢州市各区县乡村性指数分布呈现出明显的三个区块，其中柯城区为一类，江山市、常山县、龙游县为一类，开化县、衢江区为一类。②2004~2018年，各县域乡村性指数总体呈下降态势，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2004~2005年，第二阶段2006~2013年，第三阶段为2014~2018年，三个阶段间存在断裂，阶段内基本呈平稳下降态势。

图1 衢州市各区县乡村性指数统计图

4.2 空间序列

将各区县乡村性指数（RI）转化为[0,10]取值，当RI值趋近10时，表示该区域乡村性。依据乡村性指数的大小，按照Jenks自然断裂法分为弱乡村性、较弱乡村性、中等乡村性、较强乡村性和强乡村性5大类型(表5)。

表5 乡村性类型划分表

从空间分布上看，衢州市乡村性空间结构总体呈现自东北向西南、由中心区域向外围逐渐增强的规律，其中乡村性保持最好的县域为衢江区和开化县，其次是江山市、常山县、龙游县，如表6所示。

表6 衢州市各区域乡村性类型

5 结论与讨论

本文通过实证研究，构建乡村性评价体系，并据此测度了衢州市域包括柯城区、衢江区、江山区、常山县、开化县、龙游县6个区县的乡村性指数，同时根据测度结果分别从时间和空间角度对各区域乡村性差异进行了深入分析，结论如下：

（1）区域的乡村性受到来自政治、经济、社会、生态、文化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本文运用层次分析法，将造成区域乡村性差异的要素归纳为人口与农业因素、经济与社会因素、基建与产业因素。

（2）从时间角度看，2004年以来，各区县的乡村性指数均呈现波动下降的态势，提高农业生产水平对各县域经济社会发展至关重要。

（3）从空间角度看，衢州市各区县乡村性指数分布呈现出明显的三个区块，其中柯城区为一类，江山市、常山县、龙游县为一类，开化县、衢江区为一类。区域乡村性呈现“南低北高”的空间格局，乡村性指数表现为开化县、衢江区>江山市、常山县、龙游县>柯城区；此外，区域乡村性与其离区域性中心城市的距离成正比，且以各自区域性中心城市为核心呈环状递增的空间分布。

综上，本研究认为提高区域乡村性水平主要有优化区域人口结构，吸引人口乡村化供需平衡、合理配置资源推动第一产业发展，提高一产产值、确保农村劳动力供需平衡，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等手段。此外，面对区域乡村性普遍下降的总体态势，各区域需结合实际调整策略，如以柯城区为代表的城市中心区域常以乡村性的丧失换取经济的迅猛发展，此类区域一般都聚集了大量资本，在资本导向的群体思维下，保护其原有乡村特性愈加困难，这就需要政府发挥宏观调控的作用，在政策上加大对乡村原真性的保护；反之，对于衢江区、龙游县一类的区域，乡村性水平保持良好，但经济水平相对落后，如何充分利用区域内保存良好、原滋原味的乡村性特色，将其转化为造福区域发展的经济效益就成为了这些地区面临的当务之急，这也正是“两山理论”所探讨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