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红霞，田建华，倪 希

(1.商洛学院 经管学院，陕西 商洛 726000；2.中共商洛市委党校，陕西 商洛 726000)

十八大以来，城镇化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截至2020年末，全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63.89%，较2010年的49.68%提升14.21个百分点，年均提升1.42个百分点。尽管我国的城镇化进程发展迅速，但是城镇化发展不平衡、东西部地区城镇化发展差异大，存在“产业落后”“贫富分化”“逆城市化现象”等[1]。而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是城镇化与产业结构未能协调发展，两者之间整体的耦合性偏低。本文以经济欠发达的陕西省商洛市为对象，采用耦合协调模型，使用2015~2019年商洛市的城镇化和产业结构数据，分析商洛市城镇化与产业结构的系统关系。以期通过分析两个系统之间的综合发展水平、耦合协调关系，促进产业创新升级和转型发展，优化产业结构，为商洛市城市转型提供可行性的建议。

1 商洛市城镇化与产业结构发展现状

商洛市位于陕西省东南部，秦岭南麓，与鄂豫两省交界。总面积19292平方公里，辖商州、洛南、丹凤、商南、山阳、镇安、柞水1区6县，常住人口为204.1231万人。地理和气候条件独特，生态环境良好，矿产、生物和旅游资源丰富。近年来，商洛市城镇人口快速聚集，但由于人口净流出增加，导致了城镇化率发展缓慢，城镇化率未超过50%（详见表1）。

表1 商洛市城镇化发展情况（单位：万人、%）

自2015~2019年期间，商洛市始终坚持绿色发展和可持续发展战略，推动本市产业的高质量、平衡发展，三次产业结构及从业人员结构逐渐趋于合理（详见表2）。

表2 商洛市产业结构发展情况

2 数据来源和研究方法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主要来源于2016~2020年陕西省统计年鉴、商洛市统计年鉴和2015~2019年商洛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本文采用熵值法建立耦合协调模型分析商洛市城镇化与产业结构的协调度。

熵值法是用于辨别系统中特定指标的分离情况，系统指标的离散程度都是用熵值进行判断[2]。

2.1 确定指标权重

达到指标计量单位不一样而致使的量级和量纲差距没有任何问题。我们从一开始就需要把性能函数作为评价指标来达成标准化数据。接下来，参照信息学中熵的定义，对于指标使用熵值法，根据指标变化的情况确认权重是熵值法，系统中指标的重要性可以实际反映[1]。功效函数标准化与熵值法赋权过程如下：

步骤1：对功效函数标准化，其计算公式是式（1）、式（2）：

式中：Xij为第i个指标，第j样本标准化值，maxxij为xij的最大值，minxij为xij的最小值。

步骤2：确定每个指标的权重，其计算公式是式（3）、式（4）：

式中，Wij是新矩阵i的指标权重，调节系数式k，样本数是n。

2.2 综合水平的计算

根据城镇化与产业结构系统各指标标准化的值和权重，计算两个系统综合水平，见式（5）：

式中，Ui是i系统的综合水平，i=1、2，U1是城镇化综合水平，U2是产业结构综合水平。

2.3 建立耦合协调度模型

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程度的高低根据耦合度来区分，但是系统间发展的协调水平的高低不能根据耦合度来区分，所以在反应系统之间发展过程中的协调水平的高低就用耦合协调度来划分[3]。耦合协调度计算过程如下所示：

步骤1：计算城镇化和产业结构间耦合度，见式（6）：

式中，C为城镇化与产业结构耦合度。

步骤2：综合评价指数能够反映系统间的协同效应，综合评价指数计算公式如式（7）：

式中，T为综合评价指数，α、β为待定系数，为不失一般性，取α=β=0.5。

步骤3：计算城镇化与产业结构间耦合协调度，见式（8）：

式中，D为耦合协调度。把耦合度、耦合协调度计算出来的数据进行整理，进行阶段性划分，如表3所示。

表3 耦合协调度阶段划分

2.4 构建评价指标体系

本文构建城镇化和产业结构结合的协调发展指标体系，包括城镇化的7个指标和产业结构的6个指标，共13个具体指标（见表4）。

表4 商洛市城镇化与产业结构系统指标说明

3 实证过程和结果

将数据标准化后，根据耦合协调模型计算得出商洛市城镇化与产业结构综合水平、耦合度、耦合协调度，具体结果见表5。

3.1 综合指数结果与分析

从图1可以看出，2015~2017年商洛市城镇化综合水平从0.032上升到0.375，产业结构综合水平从0.698上升到0.733，说明系统之间综合水平的差距逐渐缩小。2017~2018年商洛市城市化综合水平从0.375下降到0.155，产业结构综合水平从0.733下降到0.599，则表明商洛市的镇化发展和产业结构发展没有同步，商洛市的产业结构综合水平的发展比城镇化综合水平还要先进。

从城镇化系统来看，近5年商洛市的城市人口、城市化率、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加权较高，人口、消费水平和城市公共基础设施的完善，有助于促进商业洛市城镇化水平的发展。其中人口数量指标上升为2019年的0.099，每万人卫生技术人员数也增长至2019年的0.047。这表明商洛市在城镇化发展中提升城市在人口集聚中发挥的作用，想要在人口规模不断扩大的基础之上，提高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

从产业结构系统来看，2015~2019年商洛市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占比、第三产业GDP增加值的权重远远高于其他的方面，二三产业发展极为迅速，从事二三产业的人员逐步上升。而第一产业人员的比重比较稳定，产业的增加值增速比较缓慢，说明在经济进入新常态之后产业结构得到了优化升级，重心逐渐由一二产业转向第三产业。因此，产业结构系统综合水平领先于城镇化水平。

3.2 耦合度、耦合协调度结果和分析

由表5可知，商洛市的城镇化和产业结构耦合度从2015年的0.209上升到2017年的0.581，从2018年的0.454上升到2019年的0.599，经历了低水平结合到良性耦合阶段，商洛市城市化与产业结构体系之间的相互作用逐步加强，耦合协调度从2015年的0.276中度失调到2019年的0.607初级协调，经历了中度失调、濒临协调、不合理的协调、濒临协调、初级协调的阶段。通过图2比较变化趋势，可以-于耦合协调度表明，商洛市的协调发展程度优于系统间的相互作用程度[4]。

表5 2015~2019年商洛市城镇化与产业结构耦合协调结果

根据表5数据,绘制出商洛市近5年城镇化与产业结构耦合度、耦合协调度折线图（见图2）。根据商洛市城镇化与产业结构耦合协调度的演进过程分为三个阶段：一是2015年至2017年，商洛市城镇化和产业结构耦合协调度由中度失调发展为勉强协调，处于上升阶段，商洛市的城市化综合水平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协调发展水平不断上升。二是2017年至2018年，商洛市城镇化和产业结构耦合协调度由不合理的协调面临失调，失调阶段产业结构综合水平高于城镇化综合水平。究其原因是商洛市工业的大规模发展，第二产业增长迅速，同时城镇化速度的放缓，从而导致了商洛产业结构水平显著高于城镇化综合水平。三是2018年至2019年，由濒临失调发展为初级协调。主要是商洛市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培育和发展新兴产业，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推动区域经济发展，城市化发展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相互促进发展，城镇化和产业结构的综合水平实现了同步提高。

4 结论与建议

通过以上分析商洛市城镇化和产业结构的协调关系和综合水平指数表明，一方面，2015~2019年的5年里商洛市城镇化与产业结构未实现同步发展。另一方面，产业结构发展略不平衡，转型升级缓慢，第三产业还处于初步发展阶段。

为了进一步提高商洛市城镇化与产业结构的耦合协调发展水平，提出以下建议：（1）深化户籍制度的改革，消除户籍造成的人口待遇差异，扩大人口城镇化规模。完善基础设施提高公共服务的水平，同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使城市居民享受同等公共服务，提高城市居民生活质量，实现商洛城市化水平的高质量发展。从而与产业发展相匹配，实现城镇化与产业结构相互促进用，实现互利共赢[5]。（2）坚持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鼓励本地大型企业积极与高校建立合作，推动高新技术的产业化。发展壮大优势产业，推动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3）加快商洛市与“一带一路”的互动，充分利用“一带一路”经济中的资源和政策优势，合理规划城市发展，推进商洛市建设，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向高级化和现代化方向发展。实现产业发展带动城市发展，从而推进城镇化发展，最终实现共同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