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之盛表征为唐音和唐彩（唐彩暂且不论，这里单说唐音）。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传递唐音的介质主要是通过唐诗来实现的，但成就唐诗之辉煌的关键一环，应该是汉语声律学的成熟。

早在汉魏时期，诗人学士们就留意到了，汉语除了具有象形的特质外，还有形声和会意之美，每一个声母、韵母拼合紧密，音色明亮，诵读起来抑扬顿挫。西晋陆机作《文赋》说“暨音声之迭代，如五色之相宜”，大约就是这个意思。随着佛教传入中国，梵音也给诗人们带来了更多的启示，高声诵经，声浪起伏，音声清净、平和而深远。到了南朝刘宋至南齐永明年间，一些文人学士在已有的声韵学基础上，进一步发现了汉语音节的平、上、去、入四声规律。这是汉语音韵学上的一件大事。永明年间形成的以竟陵王萧子良为首的文人集团尤其重视声韵之学，同属“竟陵八友”的沈约著有《四声谱》，他认为历代文学，文体上虽有发展进步，声律上却未睹其秘;名篇佳作，多为自然天成，虽与音律暗合，实不知其所以然。面对这样一种懵懂状态，沈约进而提出了具体的声律理论、写作法则及其原理，也就是汉语四声法则，企图在诗文写作中调和配置四声音调，以及声母、韵母，以便让诗文读起来既有节奏上的变化，又能和而不乱，即所谓平头、上尾、蜂腰、鹤膝、大韵、小韵、正纽、旁纽“八病”之说，史称“永明声律论”。作为对五言诗的写作要求，遵循“四声”，避免“八病”，这就是以沈约为代表的永明声律论的主要内容和核心所在。诗人们由此遵循汉语的声律规则，用更加自觉的态度来完善自我的写作，“永明体”逐渐成为汉语诗歌由古体走向近体（格律诗）的关键环节。

齐梁以降，确乎是一个美文时代，“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陆机《文赋》），作为这种创作风气的核心人物，梁简文帝萧纲和梁元帝萧绎不仅带头写作这类诗赋，而且还从理论上加以鼓吹，更让这种文学风气成为文学时尚，趋之若鹜。对此，《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表示赞许，而写《诗品》的钟嵘则表示反对。赞同者重在肯定声律论在我国文学史、诗歌史中的历史意义，反对者着眼于声律论对诗歌的束缚，和因重格律所产生的形式主义的流弊，双方各执一词。在这个问题上，见仁见智，总的来说，永明体对后来唐朝近体诗的繁荣还是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唐宋之后讲究平仄规整的格律诗大行其道，应该说，就滥觞于永明声律之论。魏晋南北朝是中国诗歌史上极其重要的一个时期，从建安风骨，到南北乐府，无论是咏物诗、宫体诗，还是永明体，如果没有几代诗人在音调、体式、意象、风格上面的不懈探索，就不会有后来唐诗的繁荣，也就断然出现不了李白、杜甫和王维们。

后世常有人诟病这一时期的诗风过于绮丽冗赘，矫饰太多，但在这一片华美丝弦的宫体齐奏之中，我们总能不时闻听到几声发自荒野的低沉喑哑的管箫之音：

风云能变色，松竹且悲吟。

胡笳落泪曲，羌笛断肠歌。

秋风别苏武，寒水送荆轲。

……这声音来自庾信。庾信就是这样一位诗人，他成长于奢靡之风盛行的文学环境中，却意外地结出了沉雄苍凉的命运之果。“清新庾开府”，这是杜甫在《春日忆李白》中用以称颂李白的诗句;“哀伤同庾信”，则是杜甫在《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中对自我生平的反刍和自况。杜甫在晚年经历了太多的丧乱之后，一次次感觉到自己的命运与庾信多有重叠之处，一样的乱世飘蓬，一样的流离颠沛，一样是在频频顾念中回望故国山川，在感同身受之下他写下了这样的诗句：“庾信平生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咏怀古迹五首·其一》）;以及“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戏为六绝句·其一》）由此可见，庾信的诗尤其是他晚期的作品对杜甫影响甚大。当然，受此影响的远不止杜甫一人，还有许多后世诗人都与庾信有精神上的承继关系。这是诗人之间隐秘的精神通道，哪怕上溯若干年，脐带看似业已脱落，但诗人们在不经意间抚摸自己的肚脐时，依然能够感受到某种遥远的神秘的悸动。

公元513年，庾信出生在湖北江陵的一个“七世举秀才”“五代有文集”的家庭，其祖上是西晋末年为避战乱从河南新野迁居到此的士族，“诛茅宋玉之宅，穿径临江之府”。（《哀江南赋》）庾信的祖先来到江陵后，就把战国时期有名的辞赋家宋玉的旧宅重新修葺一新，定居在了这里。尽管庾氏一族在士族中的地位并不算太高，但他们与萧梁皇族渊源颇深。庾信的伯父庾黔娄曾任昭明太子萧统（《昭明文选》的编者）的侍读，另外一个伯父庾於陵曾任萧统的太子洗马，还担任过晋安王萧纲（后来的简文帝）府中长史。庾信的父亲庾肩吾更是萧纲的“高斋学士”，长期任职于东宫。而庾信年纪轻轻就被萧纲遴选为东宫学士，既担任过萧统的侍读，又担任过萧绎（后来的梁元帝）的常侍，可谓满门名臣，深受皇室器重。然而，南朝是一个政治闹剧令人目不暇接的时期，皇族官僚之间勾心斗角，废立频仍，乱象丛生。首先是刘宋大将萧道成威逼宋顺帝“禅让”，建立了南齐;之后是萧衍逼迫南齐皇帝“禅让”，建立了南梁;再之后是著名的“侯景之乱”，北方的西魏趁机大举南侵，南梁重臣陈霸先再一次导演“禅让”闹剧，登上帝位，建立南陈。这种乱象一直延续到了公元589年，隋文帝杨坚派兵直取建康，活捉陈叔宝，延续多年的乱世才宣告结束。

庾信就是在这样一种极其动荡不安的世相里成长起来的，他的一生以四十歲（552年）为分水岭，前半生是在南方度过的，后半生则长期生活在北方，从北魏到北周，直到581年隋文帝开皇元年，庾信以六十九岁的高龄去世。

现存的《庾子山集》收录了庾信诗三百余首，赋十五篇，就数量来看，他是六朝文人中最多的几家之一。作为六朝诗文的集大成者，庾信早年在南方的作品并不受后人重视，其力倡“新”“逸”的文学主张，也并没有逃脱当时流行的文学风尚。“荷风惊浴鸟，桥影聚行鱼。日落含山气，云归带雨余。”（《奉和山池》）这是他与萧纲唱和的诗句，清新，灵动，也具飘逸之美，但个人化风格明显不足。庾信在江南的生活是优渥的，他三十岁出任郢州（江夏郡治，今武汉）别驾，后来受聘于东魏，以文章词赋获得了很高的声誉。由于皇室重视文才，那时候南北双方的外交场合中多有文人的身影，庾信自然是其中极为活跃的一位。“新年鸟声千种啭，二月杨花满路飞。”“一丛香草足碍人，数尺游丝即横路。”……在这首《春赋》中，庾信将他早年的文学才华发挥到了极致，富含情韵、清新隽永的诗句，有机地融合到了典丽华美的赋俳结构之中，五言、七言交织，歌与赋处于共生互倚状态，只可惜笔力不逮，整体架构上流于小巧，尚欠遒劲的生命力。梁武帝萧衍统治早期，社会清明，国力强盛，与北朝关系稳定，但到了晚年就日渐昏聩起来，终至“侯景之乱”。548年，东魏降将侯景举兵反叛，不足两月便攻入建康，时为东宫学士的庾信领建康令，负责保卫之职，萧纲命他率人驻守朱雀航（秦淮河上的一座浮桥），但庾信见敌军来势汹汹，便弃军逃走了。侯景得以入城。萧衍忧愤而亡。萧纲被挟持登位，即简文帝。庾信逃往江陵，与其父庾肩吾相见。不久，庾肩吾病逝。过了两年，萧纲被侯景杀死，湘东王萧绎派兵打败侯景，在江陵称帝，即梁元帝。侯景之乱让南梁元气大伤，叛乱平定后，萧绎不计庾信战时之过，派他出使西魏。在庾信滞留长安期间，西魏大军大举南下攻陷江陵，萧绎被杀。从此以后，庾信开始了他在北方背井离乡的生活，再也没有机会回到过南方。

作于557年的《哀江南赋》，被公认为是庾信抒写乡关乡情最重要的作品，也是中国辞赋史上的鸿篇巨制。由于此赋用典繁多，后世注家几乎人言人殊，难怪陈寅恪先生都感叹道：“岂易读哉。”大体上来看，这篇声情并茂的骈文可分为三个部分：第一段主要抒发自己的流离之苦;第二段“悲身世”;第三段“念王室”。所谓“魂兮归来哀江南”（宋玉疑作《招魂》），起因于“哀”字，“不无危苦之词，唯以悲哀为生”。作者将自己的身世之悲与江南之哀紧密相连：“傅燮之但悲身世，无处求生;袁安之每念王室，自然流涕。”作者的江南之哀，所哀为梁朝由盛而衰而亡，而作者的身世之悲，则要复杂得多，既有对王朝往昔荣光不再的叹息，又有对自己流离天涯无法还家的自哀自怜，还有对自己屈身仕敌的羞愧，以及“路穷”“道阻”的抑郁……各种五味杂陈的感受交织在心怀，诗人不吐不快，却又哽咽难言。诵读此文，总让人感觉哀怨之声不绝于耳，悲苦难遣，但又不时有金刚怒目似的雄健之气在胸腔翻涌，譬如：“将军一去，大树飘零;壮士不还，寒风萧瑟”;“呜呼，山岳崩颓，既履危亡之运;春秋迭代，必有去故之悲”，强烈的情感浓度被控制在隐忍的声腔之中，产生出令人心悸的艺术震撼力。

江陵既亡，庾信遂仕于西魏，在西魏授予庾信的各类官职中，抚军将军是勋官，右金紫光禄大夫是散官，大都督、车骑大将军是戎号，这些都是虚衔而非实职，“从官非官，归田不田”，这样的生活状态持续了很多年。在《小园赋》中，庾信曾这样描述过当时家人的生活状态：“蓬头王霸之子，椎髻梁鸿之妻。燋麦两瓮，寒菜一畦。风骚骚而树急，天惨惨而云低。聚空仓而雀噪，惊懒妇而蝉嘶。”由此可见，在羁北的那些年间，其生活境况相当贫寒困顿。因此，才有了庾信抒发其悲痛之情的《拟咏怀》二十七首，之所以是“拟”作，是因为他是仿阮籍五言《咏怀诗》而作。庾信时常以阮籍、嵇康自比，对这两位高迈之士颇为神往：“步兵未饮酒，中散未弹琴。索索无真气，昏昏有俗心。涸鲋常思水，惊飞每失林。风云能变色，松竹且悲吟。由来不得意，何必往长岑。”（《拟咏怀》之一）但庾信自知他无法成为心目中的那种高洁之士，于是，他在《拟咏怀》系列中不断追逼着诘问着自我，哀怜之声不绝于耳：“倡家遭强聘，质子值仍留。自怜才智尽，空伤年鬓秋。”尽管表面上看来，他在北国颇受礼遇，但精神上的压抑和束缚依然让他形同“倡家”“质子”一般，无从把握自己的命运，也毫无自由可言。“眼前一杯酒，谁论身后名”;“残月如初月，新秋似旧秋”;“谁言气盖世，晨起帐中歌”……大量的、无端涌现的愁绪，以一种不可遏制、不断喷涌的方式反复出现在这批诗作中，在着力渲染诗人的愁闷之情的同时，也向世人呈现出了一幅流离颠沛的时代画卷。然而，作者在这幅画卷里使用的并非工笔手法，而是写意泼墨的手法。庾信常把自己羁旅北朝的经历比作吴起辞魏、韩非入秦、李陵北去、荆轲不还，等等，以大量的古人古事作为自己比兴寄托的对象，“借彼之意，写我之情”，频繁的用典自然给读者带来了阅读的艰涩感，但也让其诗文的笔法趋于简练。庾信到了北朝之后仿佛换了一支笔，似乎不再是一位擅长细致刻画与描写的诗人，虽然他也经常用花草树木来抒发自己的情感，但总体上讲，他更看重那种直抒心胸的写作技法。这种技法与“古诗十九首”颇为暗合，“但睹性情，不见文字”（唐皎然《诗式》），譬如《寄王琳》一诗：“玉关道路远，金陵信使疏。独下千行泪，开君万里书。”寥寥数笔，就勾勒出了茫茫天际之中的人间友情;再如《伤往二首》中的：“见月长垂泪，花开定敛眉。从此一别后，知作几年悲。”这样浓情于诗，却不着笔墨的手法，总给人以纸短情长的艺术感染力。

庾信与徐陵父子在南朝均以“徐庾体”成名。所谓“徐庾体”，大致具有如下特点：一是他们擅以五言七言诗句入赋，形式上与旧体诗多有不同，“颇变旧体”（《陈书·徐陵传》）;二是讲求声韵，庾信的诗赋大都声律和谐，工整精密，“音简韵健”;三是文词华丽;四是用典繁多而贴切。在入北以后，诗人除了在文辞上回归素朴、苍凉外，其余三点都被保存了下来，尤其是在“清丽”方面，更是被庾信彰显出来：“阳关万里道，不见一人归。唯有河边雁，秋来南向飞。”（《重别周尚书》）短短的二十个字，一幅辽阔深远又孤寂清凉的北国秋意图跃然纸上，真可谓“不着一字，尽得风流。”沈德潜在《古诗源》中称庾信“以造句能新，使事无迹”，大抵是指他善于用新奇的词句入诗，侧重于性情的渲染和烘托，而非世相的录入，其练字的功力非同凡响。

“夸目侈于红紫，荡心逾于郑卫。”（令狐德棻《周书·王褒庾信传记》）如果说，庾信在南朝时期的作品除了具有清丽、自然的特点，还更沾染上了南朝詩人“夸目”“荡心”的习气，那么，他到了北朝之后则变得苍劲沉郁，浑厚凝重起来，尽管用典依旧繁复，清丽仍存，但他大大发展出了一种苍凉、幽峭、遒劲的文本风格，在作品中注入了北方草原莽川的粗犷之美。这种风格的形成并非诗人刻意追求所致，而是源自于作者自身的生活处境的变化，以及这样的处境对其内心所构成的挤压。

庾信在北朝所感受的最大屈辱自然是北人对他的轻慢和折辱。公元557年，北周正式代魏，朝廷开始考虑对南方降人的安置问题，庾信成了第一拨被授予实权的南方士人，于是，他又从仕魏转为仕周。庾信在北周担任的第一份实职是司水下大夫，负责水利工程事务，级别很低，但相较于他以前在西魏的那些闲职，这毕竟是一个有事可为的官职。庾信很认真地在任上做了两年多时间，随后被调任为弘农郡守。弘农地处周、齐边陲，战事频繁，作为一介文人，庾信自然心怀忧惧，在此任上过得很不开心，既有牢骚不平之意，也有失节为官之愧，仿阮籍《拟咏怀》这组诗就作于这一时期。“畴昔国士遇，生平知己恩。直言珠可吐，宁知炭欲吞。一顾重尺壁，千金轻一言。悲伤刘孺子，凄怆史皇孙。无因同武骑，归守霸陵园。”（《拟咏怀》之六）诗人在这首五言诗中，情深义重地回想起当年梁元帝的知遇之恩，表达出漆身吞炭报答君恩的愿望，以及因无以为报、无法尽忠而生发出来的悲伤之情，而这悲情之中又杂糅着深深的愧意，这是庾信以前的作品里从未有过的。也就是说，诗人在北朝所经受的除了北人的轻慢之外，还有他内心深处对自己背信入仕北朝的羞惭之情。而事实上，在由南入北的士子中，像他这样为生计之故被迫入仕的人并不在少数，只不过庾信更敏感，因此愧意更甚。

公元575年，庾信得到了他入北以来最满意的一次升迁，被任命为司宪中大夫，正五品，而此时他已经进入垂暮之年，“秦关望楚路，灞岸想江潭。几人应泪落，看君马向南。”（《和侃法师》）怀乡之情丝毫没有减损，但他感到自己已然走到了人生的尽头，对职务上的升迁与仕途上的荣辱已不再记挂于心了，“穷愁方汗简，无遇始观爻”（《园庭诗》），一种淡淡的愁绪萦绕在心际，“穷愁”也好，“无遇”也罢，天意如此，诗人最终也没能从弥天的愁绪中挣脱出来。

“唯彼穷途哭，知余行路难。”（《咏怀》）多年以前，我曾在闲读中遇到了这句诗，然后开始寻找这首诗的作者，了解他的生平，试着走进他的内心世界。后来我甚至为自己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取名为《穷途纪》（发表在《青年文学》2006年的“长篇小说增刊”上，出版时更名为《水穷处》）。在我的潜意识里，“穷途”一如“单行道”，而这种无法折返的人生就是我们共同的命运，而这样的命运在哪怕宽厚如陶渊明者身上也有体现，只不过，陶渊明将此理解为“逆旅”与“本宅”之间的游弋。《晋书·阮籍传》载：“时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痛哭而返。”阮籍之哭缘于他每每“率意”之行总逢绝径，而庾信之恸则缘于他始终做不到“率意”之行，他总是被命运推搡着，艰难地行走在背井去国的路上，且愈行愈远，前方是愈来愈沉坠的落日，身后是越来越急促的风声。

“齿落未是无心人，舌存耻作穷途哭。”这是杜甫在《暮秋枉裴道州手札》中发出的感喟，当我们的诗人在无边的寂寥中走到落日身边时，他会不由自主地垂下头来，表达他对命运的原宥，不是放弃反抗，而是不得不接受命运的蛮力。

【作者简介】 张执浩，武汉市文联专业作家，《汉诗》主编。主要作品有诗集《苦于赞美》《宽阔》《高原上的野花》等，另著有长中短篇小说及随笔集多部。曾获人民文学奖、华语文学传媒大奖、《诗刊》年度陈子昂诗歌奖、鲁迅文学奖等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