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之盛表征为唐音和唐彩（唐彩暂且不论，这里单说唐音）。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传递唐音的介质主要是通过唐诗来实现的，但成就唐诗之辉煌的关键一环，应该是汉语声律学的成熟。

早在汉魏时期，诗人学士们就留意到了，汉语除了具有象形的特质外，还有形声和会意之美，每一个声母、韵母拼合紧密，音色明亮，诵读起来抑扬顿挫。西晋陆机作《文赋》说“暨音声之迭代，如五色之相宜”，大约就是这个意思。随着佛教传入中国，梵音也给诗人们带来了更多的启示，高声诵经，声浪起伏，音声清净、平和而深远。到了南朝刘宋至南齐永明年间，一些文人学士在已有的声韵学基础上，进一步发现了汉语音节的平、上、去、入四声规律。这是汉语音韵学上的一件大事。永明年间形成的以竟陵王萧子良为首的文人集团尤其重视声韵之学，同属“竟陵八友”的沈约著有《四声谱》，他认为历代文学，文体上虽有发展进步，声律上却未睹其秘;名篇佳作，多为自然天成，虽与音律暗合，实不知其所以然。面对这样一种懵懂状态，沈约进而提出了具体的声律理论、写作法则及其原理，也就是汉语四声法则，企图在诗文写作中调和配置四声音调，以及声母、韵母，以便让诗文读起来既有节奏上的变化，又能和而不乱，即所谓平头、上尾、蜂腰、鹤膝、大韵、小韵、正纽、旁纽“八病”之说，史称“永明声律论”。作为对五言诗的写作要求，遵循“四声”，避免“八病”，这就是以沈约为代表的永明声律论的主要内容和核心所在。……